【内容提要】邓小平同志的政治发展观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推进我国政治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江泽民同志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论断，是对邓小平政治发展理论的创造性运用和重大发展，表明了我们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进一步深化。我们必须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
【关 键 词】邓小平理论/政治发展/“三个代表”/政治文明
邓小平同志就我国政治发展有过诸多论述，这些论述构成了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对推动我国政治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进入21世纪，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尤其是我国加入WTO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政治发展问题已成为新世纪我国发展的重要内容，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面临的重要任务。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目标，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正式提上了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议事日程，是对邓小平政治发展理论的创造性运用和重大发展。因此，探讨邓小平的政治发展观，对推进21世纪我国政治文明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邓小平政治发展观的主要内容
（一）政治发展是中国发展中的应有之义。在邓小平理论的整个有机体系中，发展是贯穿其中的一条红线。发展有多种涵义，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内容。邓小平同志有句名言：“发展才是硬道理。”[1]他说：“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2]这里所说的发展，绝不单指经济发展，而是指包括经济发展、政治发展和社会发展在内的全方位的发展，即把发展当成一项系统工程，讲整体发展、全面进步，不仅要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两手都要硬”。
（二）社会主义民主是我国政治发展的基本目标。民主是人类追求的理想，也是我国政治发展的基本目标。邓小平同志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3]“我们过去对民主宣传得不够，实行得不够，制度上有许多不完善，因此，继续努力发扬民主，是我们党今后一个长时期的坚定不移的目标。”[4]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他进一步提出了要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宏伟目标。
（三）法治国家是我国政治发展的必由之路。早在1978年12月，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就明确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5]他指出：在人治条件下，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当做“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因此，他认为：“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6]此后，他多次强调：“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7]“我们要在全国坚决实行这样一些原则：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8]
（四）政治体制改革是我国政治发展的基本动力。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条件是政治体制必须与经济基础相适应。正是从这个高度，邓小平同志一再讲到，改革是一场革命，也是解放生产力。1984年，他指出：“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9]1986年，他更深入地指出：“现在看，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10]在邓小平同志看来，只有通过改革，才能消除那些阻碍生产力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关系和政治形式，改革的总目标应该是：“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11]
（五）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我国政治发展的基本保证。中国政治发展的道路必然是曲折的，在前进中必然会遇到坎坷，甚至是动荡。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从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大局出发，始终强调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1979年他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2]这是因为，四项基本原则是我国政治发展最基本的保证，作为立国之本的四项基本原则，犹如擎天巨柱，牢固支撑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厦。邓小平强调，四项基本原则不仅保证我国政治发展有一个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而且保证我国政治发展有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和统一的意志行动。“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13]
（六）保持政治稳定是实现我国政治发展的重要政治环境。稳定压倒一切，这是邓小平同志的一贯主张。他指出：“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14]这三条都包含了稳定的内容，强调了维护政治稳定在政治发展中的重要作用。1989年2月26日，邓小平同志在会见美国总统布什时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中国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但是要改革，就一定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15]
（七）经济发展是我国政治发展的基础。任何社会政治的发展都离不开现实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恩格斯指出：“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16]邓小平认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中国最大的政治。“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不只是当前，恐怕今后长期的工作重点都要放在经济工作上面。”[17]他一直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表现在它能够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因此，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须从政治上来认识和处理经济问题；反过来，经济的发展才能更好地促进政治和社会发展。基于这一点，邓小平在领导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始终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使作为政治发展基础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001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再上新台阶，突破900美元，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6位，已经顺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前两步目标，总体上进入了邓小平所说的“小康社会”，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20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以及政治发展本身的经验，充分说明了邓小平关于经济发展是政治发展的基础这一论断的正确性，说明政治发展必须与经济和社会发展保持良性的互动关系。
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对邓小平政治发展观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
政治发展在本质上是指人类政治生活体系在结构上日趋合理、在功能上日趋完善的由低级到高级的前进上升过程。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是在一个相当落后的基础上来启动和推进现代化进程的，尤其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传统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形态逐步向符合现代社会发展内在规律和当代中国特点的现代政治发展形态转型。在这个历史转变过程中，我们党努力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政治发展模式和道路。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如何发展的问题，有三种不同的回答：一是固守传统社会主义的政治模式，否定改革和创新；二是由否定传统社会主义政治模式而否定整个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三是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的以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来促进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第一种回答表面上坚持了社会主义，但排斥社会主义的改革和完善，实际上是葬送了社会主义；第二种回答实际上是以资本主义的政治发展来代替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主张全盘西化；第三种回答坚持了社会主义的根本属性，强调政治发展是根据自身国情对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我国从自身实际出发，坚持走自己的路，探索出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新模式，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发展道路。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政治发展“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18]避免“出现‘文化大革命’中那样‘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19]，必须坚持走渐进式发展的道路，稳步推进政治体制的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主要表现为：作为我国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的地位日益重要；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呈现出蓬勃的生机和活力，1993年这一基本政治制度被载入宪法；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得到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日益巩固；作为人民当家作主最直接体现的基层民主得到巨大发展，自治组织在全国广泛成立，在广大城乡，人民群众对直选、联名推荐、差额选举、秘密写票等形式已不再陌生，他们真切感受到民主不是抽象的概念，它与美好幸福的生活紧密相联；依法治国的进程不断加快，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成为治国的基本方略；政治体制改革稳步推进，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政治体制正在逐步建立起来。所有这些，为新世纪我国政治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的对外开放进入了崭新阶段，这意味着我国将在更大范围和更高程度上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这种变化要求我们进一步消除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2002年江泽民同志在考察中国社会科学院时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应是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进程，是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全面建设的进程。在这里，江泽民同志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概念。2002年11月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他进一步强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20]江泽民同志的这一论断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正式提上了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议事日程，是对邓小平政治发展理论的创造性运用和重大发展，为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指明了具体方向。
人类文明由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三部分组成，其中，物质文明构成人类文明的基础，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构成人类文明的上层建筑。在人类文明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政治文明以社会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为基础，反映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制度化、规范化水平，体现了该历史阶段政治法律制度的发展状况和进步程度，在一定条件下影响着、制约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性质和发展方向。政治文明不仅意味着一种社会政治形态，而且意味着社会政治领域的进步，更意味着政治的发展。如何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推进政治发展和民主政治建设，这是我们党长期以来一直着力探索的问题。江泽民同志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论断，把政治文明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并列，作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强调中国现代化建设是经济、文化和政治全面发展的进程，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以及政治文明三者协调发展、全面建设的进程，表明了我们党开始从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来观察和思考政治发展和民主政治建设，体现了我们党对中国未来政治发展方向的定位，是对中国政治国情认识上的一次飞跃；表明了我们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对社会整体文明的把握更加全面，体现了我们党执政经验和治国之道的进一步成熟，意义十分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