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世界上最重要、最重大的历史事件，自然成为中国学者关注的焦点。我们应当如何、正确地、历史地评价这场还在持续的改革开放呢？如何清醒地、客观地分析我们所面临的重大挑战及其后果？如何前瞻地、富有远见地提出使中国持续发展、社会和谐、长治久安的政治主张？
一、改革开放的历史评价：“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1978年底，中国共产党召开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一次伟大的历史性转变，提出了第一代改革思路，即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上来，做出了全面而深刻影响中国长期发展和社会变化的两大决定：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由此，仅仅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具有5000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正在经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改革开放使中国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历史性成就，最突出的表现：国民经济持续20多年的高速增长，大大超过过去1000年、180年和50年的经济增长率。在人类现代经济发展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一个拥有十多亿人口的巨型经济体，能在相对短的时间里，以如此高的速度增长。这是中国发生“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经济特征和原因。如果我们从全球历史的眼光来审视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比美国在19世纪和20世纪创造的“美利坚奇迹”和20世纪日本和“四小龙”创造的“东亚奇迹”，经济成就更大，惠及人口更多，影响更深远，对人类发展的贡献更大。
其次，中国社会变迁远超过历史任何时期，构成世界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据估计，1000-1890年中国城市人口比重在3.0%-4.4%之间?平均每年增加0.001%.1950年时也不过11.2%，1890-1950年期间平均每年增加0.11%；到1978年时为17.9%?1950-1978年期间平均每年增加0.24%；到2001年时为37.7%?1978-2001年期间平均每年增加0.86%，这一期间，全国总人口增加了3亿人，其中城镇人口增加了3亿人，总人口达到4.8亿人，约有2亿人来自人口迁移。
再有，中国社会的开放程度与世界的融和也大大超过历史任何时期。这是中国发生“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外部特征和原因。历史上中国曾经历过多次内部改革，而这次改革却包括了对外开放，这是最大的改革，使中国真正以大国的角色，并与世界各国互动，也极大地影响了世界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六大贸易国家，其商品出口额占世界总量比重已经超过4%，而在1870年不足2%，1950年不足1%，1978年也不足1%.20世纪80年代中国对世界新增GDP （PPP ，1990年国际美元）的贡献率为15.1%?对世界新增商品出口额（美元现价）的贡献率为2.9%，到90年代其贡献率分别增加至26.5%和6.5%.
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不仅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且明显提升了中国的综合国力。我国综合国力与美国的相对差距已由1980年的5倍缩小为目前（指1998年）的3倍。如果能够持续目前良好的发展势头的话，再用20年的时间（如2020年），中国就能进入强盛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实体和贸易国家，也成为世界最大综合国力强国之一，为实现国家统一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二、千年大变局带来的空前的巨大挑战
然而，市场机制既是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加速器，也是社会变迁和社会分化的加速器，它的魔力之大，足以改变中国社会的一切。其中最关键的变化是，无论是在数量、性质、特点上，还是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上，中国整个经济和社会的基本组成部分与改革开放前有了规模性的实质性的不同。
利益主体数量激增：从传统的大家庭向现代核心家庭的演化，使家庭数目激增；国有和集体企业改制转让、个体和私营经济的兴起、港澳台和外资的涌入使企业数目激增。
利益主体多元化：摆脱计划束缚、打破公有经济一统天下后，各类经济实体在规模、资金来源、经营领域、活动范围方面呈现出千差万别的形态。人们的就业模式和收入来源也愈来愈多元化、灵活化和非正规化。经济多元化的直接后果是社会多元化，由过去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到现在可以按照对政治资源、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的占有和职业的不同，分为10个阶层。
利益主体意识增强：市场经济有其内在的动力机制，即个人和经济实体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当市场把各类经济和社会实体转化为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独立体时，便割断了它们之间原有的种种伦理关系。
人员流动性空前加大：市场冲决了种种行政藩篱，不仅跨越了县界、省界，而且还跨越了国界，扩大了商品、资本、信息、劳动力流动范围和提高了流动速度，形成了迄今为止世界上规模最大、时间最持久的人口流动和迁移。
各类经济和社会风险加大：计划经济时代，个人自由有限，但有绝对安全。市场扩大了个人和经济实体自由选择的空间，但获得自由的代价是不得不独自承担各类风险，如失业、患病、丧偶、养老等。在这个意义上，市场经济完全有可能让一部分人成为幸运者、强者的天堂，让另一部分人成为不幸者、弱者的地狱。
外来影响加大和信息来源多元化：随着国门的开放，中国对外贸和外资的依赖度逐步加深；人员交往和通讯手段的革命使得各种信息（包括我们不喜欢的信息和虚假的信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自由度跨越国境流动，人们的生活方式到价值观都受到外部的强烈冲击。国际因素对国内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影响越来越大。
非对称信息占有的严重性增大：市场经济就是信息经济，谁拥有信息，便可赢得市场先机。然而，信息分布是不对称的，例如生产和销售者（尤其是制假售假者）比消费者更了解产品的质量；医生比病人更了解什么样的治疗方案最经济有效。
非对称权力占有的严重性增大：不仅政府与政府官员拥有权力，在经济和社会中占有较多资源的个人和实体也拥有权力。因此，市场经济并不等于自由人之间的平等交易。在等价交换的形式下，实质的关系是不平等的。在资本雇佣劳动的制度安排下、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条件下，资本拥有者是强者，对劳动者实际上操有极大的权力。
分配向非劳动要素倾斜：计划经济时代，收入分配服从于行政决定。市场经济要求收入按所谓“要素”（劳动、土地、资本、知识等）投入分配，与按劳动投入分配相比，土地、资本、知识等要素回报更高、收益更快。
权力关系向资本占有者倾斜：在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情况下，所出现的市场经济体制往往支持资本雇佣劳动和资本管制劳动，而不是劳动雇佣资本和劳动制衡资本。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情况下，虽然人数众多，劳动很难取得与资本平等谈判的地位。政治权力追求经济增长，必然偏爱资本、依靠资本，也因此出现大量与资本勾结、受资本贿赂的经济腐败和政治腐败现象。在市场新贵面前，政治权力已难以维持唯我独尊的地位，有时还显得有些自惭形秽。各级政府忙于“招商引资”、各级政府官员千方百计攫取财富，资本大有凌驾权力之上的趋势。
这些历史性的变化带来了三重挑战。第一，相当多的人不能适应急剧的社会变革，处于高度迷惘与混乱的状态。
第二，经济和社会结构迅速变化使我们原有的国家治理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效用。急剧变化的经济基础与变化极为缓慢的上层建筑之间的严重脱节、不协调、不适应恰恰成为产生引发各类普遍性、甚至爆炸性社会问题的根源，如吏治不彰，贪污腐败横行；就业不足，失业问题严重；市场混乱，制假售假屡禁不绝；监管失灵，恶性事故频频发生；环境破坏，生态危机迫在眉睫，等等。
第三，各种市场的、政府的、社会的力量正在加速推动中国沿着三个纬度方向变成一个不断“失衡”、加剧“断裂”的社会。这是一个统一的、稳定的、繁荣的、民主的中国的心腹之患。
城市乡村之间的失衡与断裂：像其它第三世界国家一样，中国也是传统与现代断裂的二元经济和社会。但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内部的城乡差别比中国更大。在改革初期，城乡居民收入差别曾一度缩小，广大贫困农民是中国改革的主要受益者。然而，从1984年开始，这种差距又开始扩大；到2001年，已达到建国以来最高水平，且还在不断扩大。目前，北京、上海、深圳等地正在花巨资打造国际一流的超级都市，而农村的很多地方却出现明显的凋敝。其反差之大，令人咋舌。更重要的是，过去的城乡差别主要是由行政阻隔造成的，但毕竟城乡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现在，在障碍城乡流动的行政壁垒逐步瓦解的同时，市场力量却可能扭断城乡之间的连接，因为从国际市场进口城市需要的食品或其它生产原料往往质量更高、价格更便宜。
东西地区之间的失衡与断裂：在中国这样的大国，存在地区差距并不奇怪。但中国各地区之间的差距之大，远远超过其它国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现在我们面临的局面是“一个中国、四个世界”，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同时存在着北京、上海这样的第一世界，广东、江苏、浙江这样的第二世界，广大中部省份这样的第三世界，以及诸如贵州、西藏等中西部省份这样的第四世界。在这四个“世界”之间，不仅在人均收入、消费水平、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鸿沟，而且沿海省份与国际市场的联系远比与内陆省份的联系更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