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当今拥有120亿美元资产的报业大王鲁珀特・默多克相比，约瑟夫・普利策2.8亿美元的资产似乎少了点。但普利策却是世界公认的报业巨子。普利策比默多克几乎早出生了一个世纪。初到美国的普利策，一文不名，两手空空，凭着他不懈的努力，陆续购买了《西方邮报》《圣路易斯快邮报》和《纽约世界报》，并对报纸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使它们成为当时美国著名的大报。在他的新闻生涯中，他为使新闻成为社会公认的一门学科，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的一生标志着美国新闻学的创立和新闻事业的迅猛发展。他曾捐赠200万美元创办了美国第一所新闻学院――名扬世界的哥伦比亚新闻学院。普利策逝世后，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普利策新闻奖是美国最高新闻奖，受世人瞩目。
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结束了，纽约城里挤满了找不到工作的退伍军人，年仅18岁的约瑟夫・普利策就是其中的一员。他会讲匈牙利语、德语和法语，但英语却不怎么好，这成了他在纽约寻找工作的障碍。无事可干的普利策时常在纽约街头游荡，凝视着熙熙攘攘的派克大街，思考着自己今后的生活出路。最后，他决定到德国人聚集的城市圣路易斯去，在那里也许能找到工作。圣路易斯城在当时的普利策心目中是希望之乡。
在这种希望的驱动之下，普利策穿越美国l／3的国土，来到了圣路易斯城。此时他已经囊空一洗。圣路易斯也并非是他想象中的希望之乡，他还是经常失业。他先后当过船台的看守、舱面水手、饭店侍者等，他经常干不多久就被解雇，只好另找工作。即使在这样的困难时期，普利策也没忘记利用业余时间学习英文，博览群书。
一次，普利策和另外几十个人交了5美元，跟着一个答应介绍他们到路易斯安那州甘蔗种植园工作的人乘上一艘小轮船。当小轮船把他们抛在离城48公里的地方调头离去时，他们才知道受骗了。普利策非常气愤，他写了一篇报道揭穿这个骗局。当《西方邮报》发表了他的稿子时，他十分高兴，因为这是他发表的第一篇新闻报道。从此以后，普利策经常给一家德文报刊写稿，并逐渐引起报社中编辑们的注意。1868年底，《西方邮报》招聘一名记者，普利策被录用了，他简直欣喜若狂，他这样描绘自己当时的心情：“我，无名小卒，不走运的人，几乎是流浪汉，被选中担任这项工作――这一切都像做梦一般。”普利策的超人才华和政治胆识迅速显露出来。1869年12月14日，普利策出席了在圣路易斯城举行的共和党会议，并被提名为候选人。此时，普利策年仅22岁，离竞选规定的年龄还差3岁，但对他的提名却在“热烈的掌声”中被通过了。后来，普利策以绝对优势战胜了另一个候选人格兰瑟姆。1870年1月5日，他作为杰斐逊市的州议会议员出席了共和党大会。后来普利策把这一天看作是他最值得自豪的一天。然而，在以后的政治生涯中，普利策却屡屡受挫，远不及他在报业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西方邮报》是共和党的报纸。它的两位主办人舒尔茨和普雷托里斯也都是共和党的著名人士。1872年，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使舒尔茨和普雷托里斯感到十分沮丧，他们认为他们的报纸已失去了德国籍读者，于是把《西方邮报》最大的控制权卖给了普利策。
《邮报》在普利策的主持下重新获得了生气。在普利策还是报社的一名普通记者时，他就是报社的支柱，每天为报社工作16个小时，现在，他成了该报的老板，当然更是倾心于一切与报社有关的事情。这时，还在报社中拥有一小部分股份的舒尔茨认识到这样下去，普利策不久就会控制报社的一切权力。所以，1872年末至1873年初，舒尔茨和普利雷托里斯又花了3万美元买回了《邮报》的多数股份。正要下决心对《邮报》进行大力改革的普利策心灰意冷，打起行李到欧洲旅行去了。
普利策去欧洲转了一圈后又回到了圣路易斯。他始终在寻找新的机会，然而，在此后的5年内他竟然没有找到固定的职业，而且他自己也不知道应该干些什么。在此期间，普利策曾经因为他的精明而发了一笔财。那是1874年初，他在拍卖场中花几千美元买下了《密苏里国家报》。他只经营了一天，就把其经销权卖给了《环球日报》，有人估计价格是27000美元左右，有人估计为4万美元左右。总之，从这笔买卖中，普利策是大赚了一笔钱。另外，普利策还把《密苏里国家报》的印刷设备卖给了几个德国移民，也从中获利不少。
1878年，普利策与凯特・戴维斯结婚。也许是婚姻给他带来了好运，他们的蜜月刚刚结束，普利策得知了《圣路易斯快报》因连年亏本即将进行拍卖的消息。他派了一个叫西蒙・阿诺德的人代他投标，最后以2500美元买下了《快报》。31岁的普利策终于拥有了自己的报纸，虽然当时这份报纸发行不到2000份，但它却持有西方美联社的特许证。普利策知道，在当地他还有两个竞争对手：《邮报》和《明星报》。《邮报》的发行人约翰・A・狄龙是一个大宗不动产的继承人，但因为他把报纸办得过于呆板，发行量也只有2000份左右。他主动找到普利策，提出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合作。这也正是普利策所需要的。从此，两家报纸合并为《快邮报》，321号破旧的《邮报》办公楼。
普利策接管报纸后，首先考虑的是扩大报纸发行量。而一家报纸要扩大发行量，首先必须具有独到之处。普利策宣布：“《快邮报》要为人民大众服务，而不为任何政党谋利……，不论在任何地方、任何情况下，都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弄虚作假。要坚持续原则，拿出主意，唾弃世俗偏见和党派偏见。”很快，普利策向《共和主义者报》提出了挑战。《共和主义者报》得到当时控制密苏里州的民主党保守集团的资助，并成为其喉舌，当时发行量近2万份，规模居全市各报之首。《共和主义者报》支持圣路易斯的保守分子塞缪尔・格洛弗出任国会参议员，《快邮报》则坚定地支持乔治・G・维斯特。普利策对共和主义者报》进行猛烈抨击。
不久，维斯特取得了竞选的胜利。普利策在与《共和主义者报》的第一个回合较量中取得了胜利。一个月以后，在有关本市煤气垄断权的论战中，《快邮报》又少又一次击败了《共和主义者报》。揭露社会弊病这一新闻手法是众所周知的，但谁也没有像普利策那样运用得如此坚定、巧妙和有效。
揭露社会弊病成他毕生的办报宗旨，其目的是扩大发行量和推动改革。普利策在揭露社会弊病方面大有用武之地，他在这方面的知识和才能是其他编辑无法与之匹敌的。批评的眼光、永不满足的精神和追求美好的愿望是他的天性。普利策具有如此强烈的特点，以致他情不自禁地把它运用于办报事业。普利策批评他接触过的一切事物。揭露社会弊病是普利策的个性在报纸上的反映。
普利策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努力使他的报纸变得有棱有角、不卑不亢、令人惊叹。他的报纸讽刺自满、抨击懒散；他的报纸充满了有趣的情节，迎合商人、工人和主妇们的口味；他的报纸洋溢着崭新的生命力。人们说，这种生命力就是普利策创立的“煽情主义”。在普利策眼中，世界是一个耸人听闻的空间，他认为：“既然神圣的上帝允许那些事情发生，我还有什么不好意思加以报道的呢?”他深信罪恶在于掩盖事实真相。他清楚地意识到，一家报纸一旦失去真实性，就会名誉扫地，失去读者。
在报纸上毫不留情地揭露社会弊病，使普利策树敌不少，也使他赢得了大量的读者。《快邮报》曾经有一名记者根据一份关于娟妓活动的年度报告写了一则特大新闻，在报纸上公布了一批妓院房主的姓名和地址，这激怒了这批在地方上小有势力的人，他们纷纷恶毒攻击新闻界。有一次，普利策在报上开展了三个星期的反偷税漏税运动，结果得罪了商业界的一些人。这些人纷纷从《快邮报》撤回了广告。这是一个暂时的损失，该报并没有停止揭露社会弊病。
普利策的“煽情主义”吸引了读者，同时也招致了一些报界同行的嫉根。《环球民主报》带头攻击《快邮报》是“虚假地编造，卑劣的煽情主义”，其他一些报纸也纷纷追随。普利策一点也没有被它们的声势吓倒，他在一封答复信中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态度：“我们的报纸的确不拘一格，但它是当今世界上旗帜最鲜明的道德的代言人。罪恶、卑鄙和腐败最害伯的就是报纸，因而任何法律、伦理和规章制度都无法与报纸相比。”这个信念是非常重要的。而这一信念与扩大报纸发行量的宗旨是一致的。普利策成功的事业和独立的精神激怒了圣路易斯的报界同行，也得罪了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核心人物，他们都想把他置于死地。但每当普利策处于困境、财源枯竭时，揭露社会弊病、扩大发行量却又成为他求生的手段。
普利策经营《快邮报》不到一年的时间，人们就不得不承认它的成功了。尽管普利策有一个名义上的合伙人约翰・狄龙，但普利策几乎控制了报社的一切事务。1879年11月，狄龙把自已在报社的那一半股份作价4万美元卖给了普利策，从此，普利策第一次有了真正属于他自己的报纸。
《快邮报》采取的是家长式统治，普利策像君主一样控制着一切。但他并不独断，他以独特的才能和对工作的责任感，使报社工作中充满了合作气氛。一个雇员后来这样回忆说：“普利策真是一个好人，他十分关心我们，如同慈父一般。”
不久，《明星报》倒闭了，于是《快邮报》在一段时期内成为圣路易斯城唯一的英文晚报。到1879年底，其发行量达到4984份。普利策还把版面由四版改为八版。到1880年底，其发行量已达8740份，已接近竞争对手《共和主义者报》的销售量。到1881年3月，其发行量上升为12000份，在以后的18个月中，发行量只猛增到22300份。1881年，《快邮报》为普利策盈利85000美元。
随着事业的成功，普利策不断提高职员的工资。在当时，他支付的报酬为圣路易斯之首。在3年半的时间里，普利策成功地使一家濒于倒闭的报纸变得繁荣昌盛。在圣路易斯的所有报纸中，他的报纸最具有独立意志，最生机勃勃。虽然他用揭露社会弊病来扩大报纸的销售量和增加收入，但他并不同意愤世哲学，他后来说，“你可以写下最祟高的哲学思想，但是如果没有人来读它，那有什么用处?你应该首先发行几百万份报纸，那么在关键时刻，你就可以左右读者的心愿和选票。”
1883年4月，普利策全家来到纽约。他对外宣称是准备去欧洲度假，实际上，他此行的目的是收购《纽约世界报》。
《世界报》于1860年创刊，刚开始是一份宗教报纸，后来落到以宾夕法尼亚铁路主席为首的一帮人手里。自1879年开始，它又为古尔德所有，成为他实现自己计谋的工具。公众逐渐对《世界报》丧失兴趣，该报陷入连年亏损的困境。于是，古尔德急于要把它卖出去。但当他听说买主是普利策时，马上提高了价格。因为他深知一旦普利策接管《世界报》，普利策会把它从他的“喉舌”变成他永远的敌人。古尔德开价50万美元。这对于一份发行量仅15000份的报纸来说简直太高了。
但普利策非常希望在纽约拥有一份自己的报纸，经过激烈的谈判，1883年4月28日，他与古尔德签订合同，以346000美元买下了《世界报》。但他也为此负债累累。
普利策买下报纸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改组报社。前任报社主编赫尔伯特把《世界报》办成了高雅的典范，但缺少新闻的真实性和趣味性，普利策首先迫使赫尔伯特辞职，然后他对由总编辑E・C・汉考克等组成的原编辑委员会进行猛烈抨击。5月1日，普利策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改革宣言”：“《世界报》的全部财产已由本人购买了。从今天起将置于一种与过去完全不同的管理之下：雇员、措施和方法不同；宗旨、方针和政策不同；目标和利益不同；同情和信念不同；思想和灵魂不同。”
“……”
“在我们这个日益繁荣的大城市里，需要这样一种日报。这份报纸不仅售价低廉，而且内容丰富；不仅篇幅浩大，而且充分发扬民主，真正致力于人民的事业，而不为有钱有势者谋利益。它将多刊登新世界的报道，少刊登旧世界的报道。它将揭露一切诡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