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中国学界，特别是一些中国思想史和哲学史研究者，对小岛佑马[2]的历史功绩和地位越来越重视了。在日本近代学术史上，他不仅被视为明治维新以来中国思想和中国哲学研究领域中近代学术规范的确立者[3]，而且在京都“支那学”中，也有人将他与狩野直喜相提并论，认为二者一并奠定了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学风，甚至认为“小岛之后的中国思想史研究者，有意无意、或多或少都是小岛路线的继承者。”[4]小岛佑马在日本中国学史上之所以能够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这与他思想基础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是分不开的。他的思想与学问不仅仅局限于某一种单纯的思想或方法，而是在博采众长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研究特色和思想性格。小岛佑马的思想基础的形成受到了多种因素的影响，分析和了解其思想基础的主要构成要素，不用说可以增进我们对日本的中国学甚至整个日本近代思想史的认识，至少对于我们深入把握京都“支那学”[5]的特点是不可缺少的。
一、京都“支那学”的继承者与开拓者
提起小岛佑马，首先想到京都支那学这是很自然的。小岛学问的根本特征如果一定要用一句话来简单地概括的话，恐怕只能说他是京都支那学的继承者和开拓者。他继承了什么？又是如何开拓的？我们可以从他与狩野直喜、内藤湖南及《支那学》的关系来加以说明。
第一，狩野直喜
狩野直喜（1868-1947）是领小岛佑马入中国学研究领域的导师。小岛与狩野直喜相识最初在明治38年（1905）。当时小岛还是京都帝国大学法科大学学生，因为想去中国，便到当时的京都法政专门学校（后即立命馆大学）附属东方语学校学汉语，狩野直喜当时是法科的讲师，周末在这所东方语学校教时事文章（条约、新闻报道之类）。虽然同是法科的师生，但他们并不认识。在课堂上小岛非常敬佩狩野的学识，决心跟他好好学习。1906年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开始创设，狩野任文科大学教授。小岛佑马从京都帝大法科大学毕业之后，1909年再入京都帝大文科大学，即是因为狩野先生。他想先入选科，狩野认为他有资格直接入本科，从此便开始了他的中国学生涯。
这里不可能详细介绍狩野直喜的中国学“体系”，[6]概括地说他的中国研究有如下特点，第一，严密的考证的方法。以弘扬清朝考证学的方法为己任，同时很早就接受西方的实证主义思想，这从下面他在大学开设的讲义的题目就可以见其一斑:《清朝学术》（1908年）、《清朝经学》（1910、1914年）、《清朝文学》（1912年）、《两汉学术考》（1924年）、《魏晋学术考》（1926年）等。而且他的考证不仅局限于文献的训诂，而且对实地发现的新材料倾注了热情。如他对敦煌文献的追踪调查等。第二，广泛的视野。他的中国研究涉及的范围从上古到清代，领域从哲学到法律制度到文学，且兼通西学，熟稔英语和法语。对中国哲学的研究继承了岛田篁村合注疏、义理、考证三者为一的学问精神，而反对仅凭某种纯粹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的学问。[7]第三，经学的立场。狩野所涉猎的领域虽然十分广泛，但是经学的立场非常明确。对文学比如小说、戏剧（《支那文学史》1908年讲、《两汉文学考》1925年讲、《支那小说史》1916年讲、《支那戏曲史》1917年讲）虽然有深入的研究，但其价值不能与经书等同。第四，思想上归宗于儒学。力图在思想上回到孔孟这一儒学的原点。王国维称他为一代“儒宗”，他也自称“儒臣”，多次为天皇讲书，[8]反对霸道，主张德治，祖述孔子之教。
上述狩野中国学的方法与思想特点中，第一、第二点完全为小岛佑马所接受和继承，就涉及的领域而言，社会思想特别是经济思想研究是小岛的突出贡献，而对文学则言之甚少。他们都重视考证的方法，但不是为了考证而考证。如狩野对敦煌文献的态度，他认为新资料固然可贵，但仅仅知其为新资料一点则没有什么用，必须能够“活用”[9]小岛佑马则对此作进一步发挥，认为“滥用人们未知的文献而提出所谓新说，这不是学问。对谁都能见到的文献作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发前人所未发，才是学问。”[10]对第三点小岛是持批评的态度。他曾明确表示:“我接受狩野先生的教诲，虽然很受启发，但并不是原原本本地接受先生的学问，出发点不一样。因此，从先生的角度而言，我是异端弟子。”[11]这里的“出发点”，即是指的是“经学的立场”还是“社会科学的立场”而言，当然小岛是站在社会科学的立场，是以一种学术的态度来对待经书和经学的[12]。第四点归宗于儒，对狩野直喜而言，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先天的。而小岛佑马虽然到晚年从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归宗于儒了[13]，但这是他思想批判的结果。两者的意义不同。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小岛佑马既是继承者，又是开拓者。
第二，内藤湖南
有人认为小岛佑马虽然由狩野直喜领入中国学研究之门，却属于“内藤学派”[14]，可见内藤湖南（1866-1934）对他的影响。内藤湖南作为京都支那学的另一支柱，其学风与狩野直喜并不完全相同。
内藤湖南是由小学教师到报刊的新闻记者再到京都大学教授的，其经历和思想要比一般的学者复杂得多。[15]在学术上他深受干嘉之学的影响，对钱大昕（1728-1804），章学诚（1738-1801）和江户时代的町人学者富永仲基（1715-1746）等十分推崇。他也不仅仅局限于考证，而认为历史研究的最终结论是“摆脱考证烦琐之弊，从文明的批判，社会的改造的见地出发。”[16]内藤史学的时代区分理论在中国学界具有广泛的影响。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从民族主义出发他对中国时局和政治的关心。他的《燕山楚水》（1900年）、《支那论》（1914年）和《新支那论》（1924年）比他的纯学术著作如《支那上古史》（1944年）、《支那史学史》(1949年)等在社会一般民众中不用说，就是在学术界也更有影响力和震撼力。在《支那论》的《自叙》中明确表示其“代中国人为中国着想”的立场。其立场的“真意”虽然有各种争议，但无论如何其中国论的民族主义的政治色彩是无法抹去的。“政治的言说”和“学术的言说”相交织不仅是京都大学，可以说是整个近代日本中国学的一个鲜明特征。[17]他“为中国着想”所开的处方，只要略举一例便可知道其大概，比如领土问题，他认为“从政治上的势力来考虑，今天应该缩小”，“甚至宁可一时失去其领土以图内部的统一”。而“解决眼下中国问题的关键”他认为“其表面急转变化顺逆混杂的流水的底层一定有一股朝着一定方向缓慢、沉重、迟疑，而又顽固地移动的潜流。看透此潜流即是解决眼下中国诸问题的关键。”他认为解决中国这一持续、停滞的老大难问题任何试图从中国内部实行的自我革新的企图都是徒劳，这种力量必定是来自外部。他常常被外务省派遣到中国东北等地进行考察研究，他的学术活动自觉不自觉地成为了这种“外部力量”的一个组成部分。
小岛佑马初识内藤湖南是在狩野直喜的家里。那是1909年春的一个夜晚。[18]但早在1902年就小岛怀着浓厚的兴趣和“政治热情”读过《燕山楚水》，并且将此书作为自己初识中国的美好纪念长久地秘藏于筐底。小岛佑马如此珍爱此书，并以《燕山楚水》为题来追悼内藤湖南，除了此书作为自己初次游历中国的向导之外，尤为关注其中的“经世之论”。他说:“此后先生这方面的著作还有《支那论》、《新支那论》，曾为我国政府确立对华政策提供意见。我决定专攻中国学之后犹多少有些政治兴趣，与先生会面时常就经世论请教于先生。”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认为内藤晚年各种学说理论在《燕山楚水》时代就已经萌芽。而其中提到的许多著作都是汉学者的入门之书。这对小岛佑马来说自然是受益非浅。比如小岛佑马在《中国思想史》中论述中国古来社会状态的变迁时就引用了内藤湖南“中国古传说的加上说”，而内藤此说是受到富永仲基的《初定后语》的启发，这在《燕山楚水》中已见端倪。对平时内藤湖南在学术上的指点与教诲，小岛也充满了感激之情。由此可见，说小岛佑马属于“内藤学派”并不是没有道理。但是对前面提到小岛佑马的政治热情我们应该作一些具体分析，一方面有对现实政治的关注，这毫无疑问，如他晚年还着有《中国共产党》（1950年）一书。另一方面他的经世论中还含有社会科学概念中政治经济学的意义。如果忽视这一点就很难把握小岛佑马的学问特点。我们不能忘记在研究中国学之前他作为法学士已经在京都大学法科接受过系统的政治经济学教育。
第三，《支那学》
京都支那学作为一个学术流派的形成，乃是由狩野、内藤二人奠其基，由同人杂志《支那学》促其成。《支那学》的创刊事实上为京都支那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自由的学术阵地。
1942年4月，《支那学》刊出第十卷“小岛·本田二博士还历纪念”特别号，在其中的《祝嘏馀录》中，小岛佑马、本田成之和青木正儿三位《支那学》的发起人各自撰文回忆1920年秋创刊当时的情景。[19]就《支那学》的性质而论，小岛佑马说:“最初有人提出把《支那学》作为京都大学的支那学会的机关杂志来办，我们不赞成此说而毅然作为同人杂志来办的理由，一方面想摆脱种种拘束而能自由地编辑，同时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考虑到其经营不顺时的责任问题。”对创办《支那学》的原因，本田成之诙谐地说:“同气相应、同类相求的学友抱瓮（即小岛佑马——引者）、迷阳（即青木正儿——引者）我们一旦聚集在一起，话题总有骂倒天下、天下的支那学除吾等之外何处有之势。”当时常常喝得烂醉的这些人“有的是中学的讲师，有的是私立大学的教授，谁也没有多高的待遇，因而固穷呻吟，总该有某个机关来发泄其豪气。杂志《支那学》便是其咆哮的地方。”青木正儿也饶有兴味地回忆当时的情况说:“《支那学》发刊的导火线虽说是我和汇文堂点着的，但其经营全赖小岛兄的尽力，编辑主要由本田兄负责。我仅列三人鼎坐的编辑会议，纯粹是为了等待会议之后的宴饮。宴饮的盛况，——不，其清狂属于机密不可泄露。”“《支那学》即是在陶然微醉之下，我们摇起桨橹向洋洋大海驶去的船只。拙作发刊之辞曰:‘严泉之始毖矣，仅足掬以医渴。至聚成江海，则澎湃之怒涛能跃鲸鲵。谁谓我微、谁谓我弱哉。’值得庆幸的是此严泉由师友之合流遂至江海。湖南先生曾于欧洲视察之时，见那里的支那学者的书斋中也备有《支那学》，这给我们以极大的激励。”关于《支那学》刊名的由来，小岛佑马说这并不是谁特意起的，从一开始大家的想法就是一致的。“因为支那学这一名字最能充分表现京都之斯学，是我们平素用惯了的语言。正当我们认准《支那学》这一刊名之后，得知明治27年已刊行同名杂志，不过发行仅8号便废刊了。再看其内容结构分为经史子集，各部门之下设时代及事项的小题，刊登与小题相关的连续讲义，最后设文苑栏，载当时大家的诗文，可见其并未脱我邦古来所谓汉学的旧套，与我们所使用的支那学的意义全然不同。”可见，京都支那学与旧汉学的性质是全然不同的。
那么小岛等《支那学》的意义何在呢？我们来看看青木正儿执笔的《发刊之辞》:
“周末有学术讨究之自由，百家竞起，诸学并进，人无高下，学无轻重，呜呼亦可谓盛矣。汉唐之训诂、宋明之理气，各执学柄而靡其世。至前清考据，至民国西学，学亦尚有隆替乎？应神以还，常导我者乃汉学，突如其来而覆之者乃西学，学亦尚有沉浮哉？人之不顾支那学，莫甚于当世，岂彼为彼、我为我，高举晦藏，以洁己而止，可乎？传道者必自进而绝叫天下，同志则招之，蒙者则启之，不可不建王国于纸上，是乃创本志之所以，不必多费其辞。”
综上所述，《支那学》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第一，真正从传统汉学的旧套中摆脱出来，对古典本文不仅仅局限于同情地解释，而且强调一种批判的眼光和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第二，《支那学》的周围多为明治10年左右以后出生的年轻学者，他们接受的是近代的学制教育，中国的学问大多是作为一种客观的知识来接受的。这样他们可以自由地选取研究的角度和方法，强调学术研究的自由是他们的共同特点。第三，力图站在比较客观的，学术的立场上来关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他们眼里理想的学者形象是:“实事求是，义理明彻，不恃聪明而向壁虚造，不务易入俗耳以邀世誉。卓然自守，持风气而不为风气所动，斯之谓真读书人。”[20]
《支那学》从1920年9月1日创刊到1947年8月停刊，此期间小岛佑马共在此杂志上发表26篇文章，而在别的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一共只有9篇，另外收入讲座丛书或纪念文集的也只有5篇，[21]可见他对《支那学》所倾注的心血。《支那学》停刊两年后，日本全国性的中国学研究组织“日本中国学会”成立了。京都支那学对科学性的严格要求，其实事求是的学风对战后日本中国学的影响自不待言。[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