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人皆知，道家无为。无为的对立面是“有为”，诸子百家，谁主有为？学者间似乎鲜有论及者。今因郭店楚简出，似可提出新说。
“有为”之义，实际上在《荀子·性恶》中已有表述。《性恶》云：“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此处的“伪”，与“为”字通，是人为之义，下文“器生于工人之伪”语可为明证。唐人杨倞注《荀子》犹知此义：“伪者，为也，矫也，矫其本性也。凡非天性而人作为之者，皆谓之伪，故伪字人旁加为，亦会意字也。”宋儒主心性，故推尊孟子。因荀子性恶说与孟子性善论违拗，故犹恶荀子，遂望文生义，将《性恶》伪字理解为“虚伪”而对荀子妄加訾议。清儒钱大昕、卢文弨、郝懿行等纠正宋儒谬说，方使荀义复明。
先秦的“伪”字泛指“人为”，但《荀子》中每每有特定的含义。《性恶》云：“凡礼义者，是生于圣人之伪”，“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可知荀子的“伪”特指圣人制作的礼义，进而又指用礼义改造人性。古汉语文例，“为”与“有为”同义，所以《性恶》之“伪”就是“有为”。
《礼记》中有两处涉及“有为”的词语，一见于《檀弓》，有子听到孔子云“丧欲速贫，死欲速朽”，而说“然则夫子有为言之也”。二见于《曾子问》，子夏向孔子问及“三年之丧卒哭，金革之事无辟也者”一语，孔子说“昔者鲁公伯禽有为为之也”。二文中的“有为为之”、“有为言之”，历代注家均无说，以往每每苦于不得索解。
今读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云：“《诗》、《书》、《礼》、《乐》，其始出皆生于人。《诗》，有为为之也。《书》，有为言之也。《礼》《乐》，有为举之也。”居然三次提到“有为”，遂恍然大悟，“有为为之”、“ 有为言之”并见于楚简与《礼记》，殆为春秋、战国时之恒语，有为为之，当即有为之为；有为言之，当即有为之言。
儒家主张以道德仁义化民，文以载道，《诗》、《书》、《礼》、《乐》为百王之道之所归，所以《荀子·儒效》云：“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归是矣。”郭店简也有类似的表述，《六德》云：“故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六者各行其职而狱讼亡由作也。观诸《诗》《书》，则亦在矣；观诸《礼》《乐》，则亦在矣；观诸《易》《春秋》，则亦在矣。”也以六经所载为人伦之正。礼为“道德之极”（《荀子·劝学》），故儒者每以礼义总括六经之旨。
《性自命出》又云“交性者，故也”，并解释说：“有为也者之谓故。”“故”可以训为旧典，如《左传》定公十年，孔子对梁丘据说“齐、鲁之故，吾子何不闻焉？”注：“故，旧典。”《汉书·艺文志》之《诗》类有《鲁故》二十五卷、《韩故》三十六卷，引申之，可以泛指文献，联系到上文所引的三个“有为”，“故”殆指有教育意义的古文献。所谓“交性”，就是用《诗》、《书》、《礼》、《乐》等文献施行“有为”，使人民“可学而能、可事而成”。
儒家为何主张“有为”？有为与道家的无为有无关系？回答这一问题，需要从心性论谈起。郭店简关于心性情志的论述相当丰富，《性自命出》云“性自命出，命自天降”，认为人性出于天赋，有其天然的合理性，必须得到尊重。天道形诸万物，万物“莫不有道”（《尊德义》），故水有水道、马有马道、地有地道、人有人道。犹如治水要尊重水之道、御马要尊重马之道、艺地要尊重地之道，治民必须顺应人之道，“不由其道，不行”（《尊德义》）。简文的作者甚至说“道始于情”，把情作为儒家之道的基础。类似的论述，与注重性情的道家颇有相似处，以至有研究者认为子思学派是唯情主义者，还有学者说子思思想包含有许多道家思想成分。对此，笔者不敢苟同，郭店简心性论大体不出《中庸》范围，不过因为《中庸》的作者和年代长期纷争，学界未能予以足够注意罢了。现有的材料尚不足以推翻对儒家思想的固有认识。此其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