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中国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推进爆发了“科学与人生观”的大论战，除了主将张君劢、丁文江外，梁启超、胡适、梁漱溟、陈独秀、王星拱、唐钺、张东荪、范寿康、林宰平、吴稚晖等人都卷了进去，事后由亚东图书馆汪孟邹先生搜集了论战各方的文章，总名为《科学与人生观》于1923年12月出版，其后多次再版，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地处西蜀成都的刘鉴泉先生也参加了这场论战，他写了一篇题为《人道》的文章，初稿于1923年，修改、定稿于1929年，历时五年，应该是一篇在思想上深思熟虑的作品。其文与《推十书》[①]中《内书》的《群治》（1923）、《故性》（1921）、《善恶》（1928-1930），《外书》的《进与退》（1925）、《动与植》（1925）诸篇在思想上有深刻的照应，首先批判胡适先生的“功利主义”，然后批判梁启超、梁漱溟二位先生的自由主义，最后发扬其祖父刘止唐先生“吾以圣人之道定百家，不以百家之谬溷圣贤”[②]的学术思想，显示了刘鉴泉先生作为一名后五四时期思想家的远见卓识。
一
对胡适先生在评价墨子时表现出来的“实用主义”观点，梁启超、梁漱溟、刘鉴泉三位先生，均持反对、否定的态度。但是，他们三人各自的理论出发点却是不一样的。二梁在“科玄论战”中被吴稚晖等人斥为保守主义，[③]但是，在刘鉴泉先生看来二梁的思想中已经裹挟了很多有违“吾华先圣”的糟粕。所以《人道》一文批判胡适的“功利主义”只是一个铺垫，批判二梁的思想才是梁鉴泉先生的真正目的。正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人道》一文实际上已经超出了“科玄大战”的范围，刘鉴泉先生从来都不是一位凑热闹的人。
以“西洋的哲学”为“比较参证的材料”而写成《中国哲学史大纲》的胡适先生十分欣赏墨子。胡谓：“墨子的根本方法，应用之处很多，说得最畅快。”“墨子以为无论何种事物、制度、学说、观念，都有一个‘为什么’。换言之，事事物物都有一个用处。知道那事物的用处，方才可以知道他的是非善恶。”[④]这种“应用主义”为上的观点遭到了梁启超与梁漱溟二位先生的反对。梁启超先生云：“墨家凡事总要问个‘为什么’。吾畴昔亦颇喜其说，细而思之，实乃不然。人类生活事项中，固有一小部分可以回答出个‘为什么’者，却有一大部分回答不出个‘为什么’者，‘什么都不为’，正人生妙味之所存也。”[⑤]梁漱溟先生将孔墨之争向上提升了一层，直谓：“大约这个态度问题不单是孔墨的不同，并且是中国西洋的不同所在。”并且进一步分析说：“将整个的人生生活打成两断截，把这一截完全附属于那一截，而自身无其意味。如我们原来生活是一个整的，时时处处都有意味，若一分，则当造房中那段生活就全成了住房是那一段生活的附属，而自身无复意味。若处处持这种态度，那么就把时时的生活都化为手段——例如化住房为食息之手段，化食息为生殖之手段——而全一人生生活都倾欹在外了。不以生活之意味在生活，而把生活算作为别的事而生活了。其实生活是无所为的，不但全整人生无所为，就是那一时一时的生活亦非为别一时生活而生活的。平常人盖多有这种错分别——尤以聪明多欲人为甚——以致生活趣味枯干，追究人生的意义、目的、价值等等，甚而情志动摇，溃裂横决。……，这彻底的理智把直觉、情趣斩杀得干干净净，其实我们生活中处处受直觉的支配，实在说不上来‘为什么’的。”[⑥]
刘鉴泉先生在批胡的态度上与二梁完全一致，鉴泉先生曰：“胡氏持实验主义功利之说，二梁驳之是也。顾有当分析论者，人生行为固显有目的手段之分，安可皆混？积财以养生，而反舍生以守财，人莫不笑之；设兵以卫民，而反脧民以供兵，人皆恶之。本末之间，岂可无辨？顾凡诸意义，推论至人生而止，更求生之所为，则用无答案，此本无有，非求者之不力而未工也。西方之人，多求生之目的意义，价值终结，求之不得，遂成悲观主义。”[⑦]刘鉴泉先生在二梁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语言犀利、尖锐，切中要害，强化了梁漱溟将儒与墨的争议引向中国与西洋的争议路径。所不同的是，刘鉴泉先生在《人道》中大量引用了柏格森、托尔斯泰、叔本华等学者悲观主义的人生哲学言论来说明，西方文化务求于外的人生观最后必然导致“物物而物于物”，人生所以倚赖的精神必将丧失的悲观主义。用刘鉴泉先生所引托尔斯泰的话来讲，就是“吾觉吾前此所借以立足者，今已破坏。两足空无一物，吾遂无以为生。”[⑧]在笔者看来，这些材料的引用，并不仅仅说明刘鉴泉先生在反对西化的层面上认同梁启超、梁漱溟二位先生的观点，更为重要的是，它说明了刘鉴泉先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理论视野宽广，对相关的各个方面的情况相当了解。换言之，文章将要提出的重要观点，实际上是刘鉴泉经过反复斟酌，认真思考之后取得的思想结晶，是有厚实的资料作为论证的基础的。
不过，在刘鉴泉先生看来，二梁的观点并不是什么新的东西，因为早在朱元晦那里就已经进行过讨论：“朱元晦门人常问六合之外。元晦曰：‘人生天地间，且只理会天地间事。’此语妙矣！柏格森何来何去之问，可直答之以来自天地间，去向天地间而已。且即以所见察之，天止一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固不见其有他之目的在也。朱元晦常令门人思天地有心无心，而谓以生物为心。实则此亦以人推天之言耳。谓天有心，天亦生也。谓天无心，天亦生也。生是事实，要不可改。故吾华圣哲殊不问天之生何为？即使天可问，天殆亦当答之曰：‘吾亦不知吾何为而然也。’天地之何为而生不可问，则人之何为而生固不可求矣。”[⑨]这是顺着朱元晦“以天推人”的理论推出来的不可问、不可求的结果。
但是，刘鉴泉先生认为，朱元晦的这种说法是需要进一步商榷的。刘鉴泉先生云：“若于生之长途中求其价值终结，固非无可言也。生有高下，是价值也；生有始末，是终结也。价值之不同，即在于意义。既有终结，亦未始不可谓有目的也。二梁之驳胡氏有太过者。利者，义之和。以义为利，圣人固非不言效果。使不言效果，则毁瓦画墁，亦可无讥，一切生活，孰非精神？皆可以常务所为而废其选择耶？梁氏之驳托氏，又有太浑者。”[⑩]批评朱元晦，意在批二梁。刘鉴泉先生的意思是，完全说人生没有任何目的，梁启超之“什么都不为，正人生妙味之所存也”、梁漱溟之“生活是无所为的”的判断是值得商榷的。因为人生有价值的高下，否则“毁瓦画墁，亦可无讥”，人生有始末，必然要有精神的追求。什么都不为，从价值观上来讲，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
刘鉴泉先生在其《人道》中对他与二梁的思想分歧，只是说了“什么”，没有说明是“为什么”。笔者在此略作说明。众所周知，严复先生以进化论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曾经对梁启超先生产生过深远影响，逃亡日本之后，梁启超先生接触的都是诸如福泽谕吉、中村正直、江中兆民、伊藤博文、大隈重信、德富苏峰、加藤弘之等在日本具有卓著影响的启蒙思想家的著作，并且深刻地影响了他的学术思想，成了一名地道的自由主义者。有学者甚至称他为“典型的唯意志论者”。[11]他曾经说：“我既为我而生，为我而存，以我之良知别择事理，以我之良能决定行为，义不应受非我者宰制，蒙非我者之诱惑，若是者谓之自由意志，谓之独立精神。”[12]对墨子的评价，梁启超先生十分欣赏《庄子·天下篇》中的评语：“黄帝有《咸池》，尧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汤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乐，武王周公作《武》。古之丧礼，贵贱有仪，上下有等，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独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无椁，以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爱人；以此自行，固不爱己。未败墨子道，虽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乐而非乐，是果类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恐其不可以为圣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虽独能任，奈天下何！离于天下，其去王也远矣。”实际上也是与他的自由主义思想体系分不开的。诚如蒋广学先生所云：“梁启超自由观是以近代进化学说为背景、以近代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知识为基础”的一种“新民说”[13]这与刘鉴泉先生“任天”、“圆道”，“以圣人之道定百家”的学术理路是大相径庭的。
梁漱溟先生是一位深受非理性主义哲学家柏格森生命哲学影响的思想家，因此在其批胡的表述中，始终强调人生的“直觉情趣”。“直觉”一词是梁氏《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核心概念之一，虽然梁氏本人可能自认为这是一个理性的概念，并且对此进行了多方面的解释，但是，它直接来源于柏格森的“内感直觉”则是肯定的。刘放桐指出，柏格森的生命哲学是“师承意志主义者布特鲁，综合吸收了生物学进化论、心理学、细胞学等现代科学理论，使生命哲学作为一种有影响的非理性哲学在20世纪初进入全盛期。”[14]有了这种思想作为基础，梁漱溟先生关于人生意义的一些解释就不可能不打上非理性的烙印：“人生没有什么意义可指，如其寻问，就是在人生生活上而有其意义；人生没有什么价值可评，如其寻问，那么不论何人当下都已圆足无缺无欠（不待什么事业、功德、学问、名誉。或什么好的成就，而后才有价值）。人生没有什么责任可负，如其寻问，那么只有当下自己所责之于自己的。”[15]在刘鉴泉先生“以圣人之道定百家”的眼光看来，梁漱溟先生用柏格森的“内感直觉”来解释人生哲学，比梁启超先生走得更远。
不论是梁启超先生还是梁漱溟先生，都侵润在“欧风美雨”的话语背景之中，在很大程度上是脱离了中国固有文化精神的。刘鉴泉先生还专门撰写过《进与推》、《动与植》两篇重量级的文章，痛批西方“以物道概人道”的“进化论”，对当时所谓的科学主义、个人主义之类的东西是很不以为然的。他认为这不是自然而然的东西。西方的民主、科学、平等、自由打破了“任天”、“圆道”，天人合一的“人道”境界，给人类的未来只能带来永不停息的争斗。鉴全先生在其《变歌》中写道：“……千年笼络一旦脱，豺狼狐狸同邀嬉。千钧百喙唾陈迹，鲁变齐楚华变夷。我生恨晚乱耳目，纵观忽笑思忽悲，漫言醒眼看沉醉，独患坦道成嵌崎。世间万事尽虚诳，胶柱刻舟吾固痴，古今茫茫哪堪数，谓我哗众将何辞。长歌之哀过痛哭，听我藐藐空于戏……”[16]所以，二梁与刘鉴泉先生都反对胡适先生在杜威的影响下标榜的“实用主义”，归根结底，这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二梁与刘鉴泉先生之间关于人生目的的不同看法，同样可以归结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
本来，“五·四运动”以来，学术界实际上是把梁启超先生与梁漱溟先生当作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来对待的，可是现在看来，刘鉴泉先生实际上要比梁启超、梁漱溟二位先生“保守”得多。但是，笔者以为，刘鉴泉先生的学说之最大的特点就是“考镜源流、明统知类”，不仅对中国固有学术的发展了如指掌，而且对西方哲学的各种思潮也把握得相当准确。从《推十书》所反映的情况来看，他吸收西方新学说的速度与深度是令人钦佩的，在批判西学的缺陷时，也往往击中要害。然而，刘鉴泉先生的最大特点在于不人云亦云，始终坚持中国文化的“原典”立场，从学术的灵魂深处捍卫中国文化的真精神，是刘鉴泉先生思想的最动人之处。有诗为证：
自笑年来为底忙，痴情谁共俗人商。摊书顿喜贫儿富，落笔都成老汉狂。
侈口迂儒无剑气，秃头道士有丹方。生涯说与秋风听，故纸堆中是乐乡。[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