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本文纵观日本亚洲主义源流与异变全程，探讨其如何从早期“兴亚”论，经“国粹”论，至后期“大亚细亚主义”、“东亚同文”论与“大东亚共荣圈”论，步步坠落侵略主义的结局。文章说明萌生于十九世纪中叶的日本亚洲主义具有其早期形态，原是一个多翼并存的思潮，进而分析这个思潮的早期形态如何演化异变，其中最反动的一翼如何加速膨胀，由此探悉日本右翼思潮源生与发展的历史，有助于人们对其作更清晰的剖析与更深刻的批判。本文兼作对戚其章先生商榷文章的回应。1
主题词：日本早期亚洲主义 过程与流派 异变与结局 右翼思潮源流
萌生于十九世纪中叶的日本亚洲主义具有其早期形态，原是一个多翼并存的思潮，然而其步步演化异变，其中最反动的一翼加速膨胀，终成为彻底的侵略思潮。日本侵略亚洲主义是日本亚洲主义在其思想历程中，一路右倾下滑，到达的罪恶终点；是日本亚洲主义内部消长，最终右翼制霸，获致的黑暗结局。对日本早期亚洲主义作历史分析，不等于对日本亚洲主义的“肯定”，而是探讨一个“日本亚洲主义演化说”与“日本右翼思潮源流说”。
对复杂的思想史学问题，当采用通常的竖切面的重视“过程”的阶段分析法与横切面的解析“多元”的流派分析法，作总体“解剖”。事实是，通过对日本亚洲主义如何走向“罪恶终点”与“黑暗结局”的过程，作历史考察，对其中流派作具体分析，可对日本侵略主义作更深刻与科学的揭示，有助于与世界及日本人民一道，总结历史的教训，探悉日本右翼思潮的源生与发展，杜绝“罪恶”的重演与“黑暗”的再来。
一 关于日本亚洲主义定义的讨论
这里所谓的“定义”，说的是对这个思潮性质判定，对这个思潮各发展阶段的划分，及对其内部流派的探讨。对日本亚洲主义可不可以作“过程”、“流派”与“异变”的分析？有没有一个“早期日本亚洲主义”？应该不应该通过对“早期日本亚洲主义”“异变”的考察，对日本右翼思潮作源流根底的探讨？这些都是在讨论日本亚洲主义定义时必然遇到的问题。
日本亚洲主义研究家竹内好对日本亚洲主义作如下定义：“亚洲主义既不和膨胀主义与侵略主义完全重合，也不和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国民主义及国粹主义）完全重合，不用说，当然不和左翼的国际主义重合。”竹内好的“非重合”论说明日本亚洲主义，在其开初没有与“膨胀主义与侵略主义”发生“完全重合”，故具有多元多义性。竹内好也看到日本亚洲主义有一个转化过程，最终与“膨胀主义与侵略主义”发生最大的“重合”。2
日本京都大学狭间直树教授《初期亚细亚主义史的考察》一文认为：日本曾有“初期亚洲主义”，也叫“处于出发点上的亚细亚主义”，其主要内容为“主张亚洲团结提携的兴亚论”。狭间直树说：“为对抗欧洲，主张亚洲团结提携的兴亚论及所谓亚细亚主义登场，其所倡导的团结提携论，从理论与实践的意义上说，乃以亚细亚内部对等关系为前提。处于出发点上的亚细亚主义，就是这样的一种理论。”然而随着“（日本）快速达成维新，成为‘脱亚’的先驱”，“亚细亚主义将诸国对等团结的思想抛弃，成为以日本优越论为基本轴心的支持侵略的理论”。3
日本《亚细亚历史事典》（1959-1962年刊）这样定义日本亚洲主义：“为抵抗欧美列强对亚洲的侵略，亚洲诸民族以日本为盟主团结起来。明治初年以来，关系到日本的独立问题，提出了‘亚细亚连带论’。这样的思想存在于自由民权论者之中，在其展开过程中表现出复杂的差异性”，“随着自由民权运动的衰落、天皇制国家制度的确立，对清军备的扩张，大亚细亚主义抬头”，“玄洋社抛弃了民权论，转向为国权论者，这是1887年的事”，以此为标志，“大亚细亚主义虽然继续主张日本同样是被压迫民族，与亚洲同文同种；强调东洋文明是精神文明，西方文明是物质文明；亚细亚民族联带提携，而在实际意义上已在发挥隐蔽明治政府侵略政策的作用。”4
国内学者在给日本亚洲主义定义时，也大都体现了阶段分析（早期阶段与后期阶段）的过程论、多元分析的流派论与总体分析的异变论。
北京大学严绍?教授说：“兴亚”论“在当时日本朝野乃至中国反清人士中，有广泛的接受层面，而表现为广泛的多义性”，总起来说，一部分民权论者，持“兴亚”论主张，“企望以东亚各国的联合来抵御外侮。直到20世纪20年代，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日本提出了‘大亚细亚主义’，皆属这一体系。”然而，“兴亚”论也有其另外重要的一面，“兴亚”论者中的国权论者，“并不是以争取民族平等为东亚联合的出发点，而都是以为申张日本国家利益作为‘兴亚’的最根本的要求”。既有“联合来抵御外侮”一面，也有侵略的一面。这是严先生对“兴亚”论的“两分法”。5
孙歌评论幸德秋水与内田良平的亚洲观云：“幸德秋水与内田良平，从一开始就未能建立如同中江兆民与头山满那样的理解和友谊，幸德秋水在抽象层面思考帝国主义的问题，而内田良平在实践层面致使亚细亚主义走上了‘向右转’的道路”。孙歌在“向右转”上打了引号，强调了“转化”（异变）论。
孙歌教授在《亚洲意味着什么》一文中说：“竹内好编辑的这本独具一格的《亚细亚主义》，在战后日本思想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杰作。在日本近代化与侵略扩张的关系、日本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关系、左翼与右翼在民族问题上的误区等等重大问题的交错点上，竹内好推出了亚洲问题的全部复杂内涵。在明治以来讨论亚细亚主义的思想史脉络里，到了竹内好才为亚洲问题的定位找到一个复杂的交错点。”也就是说，在竹内好那里，日本亚洲主义是一个多义的“交叉点”，多个流派的思想在这里发生碰撞。6
赵军教授早在80年代就开始研究日本亚洲主义。他说：“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国力逐渐增强，但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强加给日本的殖民枷锁依然存在，如何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争取日本民族的完全独立，巩固维新的成果成为更多的日本人冥思苦索以求解决的时代课题。不少人认为出路只能是与亚洲邻国实行联合。自由民权运动中，一些自由民权主义者把内争民主、自由的斗争和外争国家、民族独立的斗争联系起来，由日本一国延及各国，提出了亚洲、非洲被侵略各国合组万国共议政府，以确保各民族享有平等、独立地位的主张。这是日本资产阶级在其上升时期，为争取本国及世界各国民主与进步所提出的一种最有意义的思想，同时也是大亚洲主义思想的一种萌芽。”7 赵军认为，日本亚洲主义在其产生开初，面对西方侵略，主张“与亚洲邻国实行联合”，体现出一种“有意义的思想”。他把亚洲主义开初之时，定在“明治维新之后”，即1868年之后。
日本亚洲主义“既非褒义词，也非贬义词，它是个中性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含义”，它是“一种是民间理想主义的亚细亚主义思潮，它以驱逐西方白人殖民主义者、振兴亚洲为己任；一种是政府现实主义的大陆政策构想，它以扩张日本在亚洲的利益为目标，时而与西方殖民主义者相互勾结，共同瓜分在亚洲的利益，时而与西方列强兵刃相见，企图独占亚洲利益。两者之间的交错与重叠，形成近代日本的亚洲观”。王屏在《日本的亚细亚主义》一书中说了以上的话。此书2004年3 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代表了中国学术界亚洲主义研究的最新的专着式成果。8
其实，日本亚洲主义在其发生之初，与近代以来出现的许多民族主义的地域思潮，诸如泛斯拉夫主义、伊斯兰主义有着重要的内在精神的联系性与相似性。
如何分析评析地域主义思潮，恩格斯曾作出很好的榜样。恩格斯的《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有论“泛斯拉夫主义”的内容，对此“主义”作了科学的分析。
波希米亚和克罗地亚（又一个斯拉夫族的分散的成员，他们受匈牙利人的影响，就像波希米亚人受德意志人的影响一样），是欧洲大陆上所谓“泛斯拉夫主义”的发源地。后来波希米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在布拉格召开了一个斯拉夫人代表大会，筹备成立一个斯拉夫人大同盟。恩格斯说： “波希米亚和克罗地亚都没有强大到足以作为独立的民族而存在。这两个民族都因种种历史原因（这些原因必然使它们为更强大的民族所并吞）的作用而渐渐瓦解，它们要想恢复一定的独立性，只有和其他斯拉夫民族联合起来。”
“波兰人有二千二百万，俄罗斯人有四千五百万，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人有八百万，为什么不把这八千万斯拉夫人组成一个强有力的联邦，把侵入神圣的斯拉夫族领土的不速之客，土耳其人、匈牙利人、尤其是那可恨而又不可缺少的Niemetz即德意志人驱逐出去或消灭掉呢？”。恩格斯分析这是泛斯拉夫主义出世的初始意义。
然而，议论还在继续，当恩格斯接触到“俄罗斯帝国”借用泛斯拉夫主义“想把整个欧洲变成斯拉夫族”的“俄罗斯人的领土的野心”这个原则问题，对泛斯拉夫主义的评判转向严厉。他说这个“理论之后，还站着俄罗斯帝国这一可怕的现实；这个帝国的一举一动都暴露出它那想把整个欧洲变成斯拉夫族、尤其是这个族的唯一强有力的部分即俄罗斯人的领土的野心”，“俄罗斯的政策是用种种阴谋手段支持新发明的泛斯拉夫主义理论（这个理论的发明是最适合于俄罗斯政策的目的的），这在中欧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了。”9
恩格斯对泛斯拉夫主义作深刻定义：一、从民族论的意义上说，在其成立之初表现出“斯拉夫民族联合起来”，“恢复一定的独立性”的意义。二、从泛斯拉夫主义性质变化的意义上说，揭露“俄罗斯帝国”借用泛斯拉夫主义“想把整个欧洲变成斯拉夫族”的“俄罗斯人的领土的野心”。
对日本亚洲主义，也当用辨证分析的方法看问题。一方面认识其早期形态体现的亚洲“联合起来”，“恢复一定的独立性”的地区民族主义特点，另一方面也揭发日本右翼如何“借用”这个“主义”，贩卖侵略主义，并分析这个原本属于地域民族主义的思想体系最终如何、为何演化成侵略主义的专用符号。
恩格斯对泛斯拉夫主义的定义分析启发我们从如下三个方面对日本亚洲主义作出定义：第一，与近现代世界上出现的其他许多地域思潮相似，日本亚洲主义是长期“过程”的展开。应该对其作“早期”与“后期”的分期考察。日本存在过一个“早期”亚洲主义是历史的事实。第二，日本亚洲主义是多元“流派”的组合。其中既有疯狂鼓吹“征韩论”、“征台论”与“大陆进出（侵略）”论的极右派，也有以曾根俊虎等人为代表的吁求“亚洲同盟”、“中日连携”、“文化亚洲主义”的民间温和派。他们在一定意义上表现出日本民族主义者企望亚洲“联合起来”，“恢复一定的独立性”的精神要求。特别是以后以宫崎滔天为代表的“支那（中国）革命”派直接支持中国辛亥革命，所发生的重要影响，不应该予以忽略。第三，日本侵略主义是亚洲主义最终“异变”的结果。不可忘记在这个亚洲主义的“理论之后”，还站着日本帝国主义“这一可怕的现实”，“这个帝国的一举一动”都暴露出想把整个亚洲变成日本“领土的野心”，由此后期日本亚洲主义异变为与“大陆政策”相连的侵略主义理论。我们觉得只有用上述“过程”论、“流派”论、“异变”论的方法探悉日本亚洲主义，才能对这个“主义”进行历史的分析，做出科学的定义．
戚其章先生的文章给日本亚洲主义定义有以下几层意思：第一，日本亚洲主义产生于甲午战争之后，盛文所谓的“早期亚洲主义”不存在；第二，发生于十九世纪日本的，被盛文称为早期亚洲主义的 “亚洲连带”论、“中日提携”论、“兴亚”论及“文化亚洲主义”（国粹与亚粹论）原本就是侵略理论；第三，从来都是“与西方列强争衡策略”的“侵略理论”，不存在盛文所谓的“右转”与“异变”。显然，戚文的第一点意见，不主张对日本亚洲主义作“过程”论的分析；第二点意见，不主张对日本亚洲主义作“流派”论的分析；第三点意见不主张对日本亚洲主义作“异变”论的分析。戚文持这样的方法研究日本亚洲主义，无益于对日本侵略主义的来龙去脉作深刻观察，所得定义与结论离历史事实也是有距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