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邓小平农民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内容相当丰富，其要点有：农民问题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的、根本的问题；农民群众具有丰富的首创精神；农民的积极性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根本保证；重视农民物质利益；保障农民民主权利；教育改造农民 。
[关键词]邓小平 农民 农业
邓小平生前高度重视农民问题，他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系统总结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新鲜经验，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就农民问题提出了许多科学观点，由此形成了他丰富而独特的农民思想，创造性地发展了毛泽东的农民理论。邓小平农民思想也是邓小平“三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透彻理解邓小平的这一思想并用之指导实践，对于解决我国当前突出的“三农”问题，全面繁荣农业和农村经济，顺利实现“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农民问题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的、根本的问题
我国农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基本国情决定着农民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首要的、根本的问题。毛泽东在寻找中国革命的道路中就指出在中国进行的革命实际上就是农民革命，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质就是农民战争，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中国革命只有首先从农村开始，优先解决农民问题特别是农民的土地问题，才能取得农民的支持，不断积蓄革命力量，最终取得革命的胜利。毛泽东的精辟论述，从理论高度揭示了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首要的、根本的问题。民主革命时期是这样，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是这样。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始终坚持认为农民问题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首要问题、根本问题，总是把农民问题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头号问题并加以解决。事实上，我国改革的突破口是在农村，是从解决农民问题开始的。
邓小平之所以把农民问题看作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的、根本的问题，是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的：
（一）农民生活的好坏是社会安定的基础。古往今来，中国一直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家，农民的生活状况始终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的安定。邓小平反复强调农民问题在实现社会安定方面的重要性。1984年6月，邓小平指出：“中国有80%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1]同年10月他又指出：“中国社会是不是安定，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2] 1985年，他在解释改革为什么从农村开始时说：“因为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在农村，如果不解决这百分之八十的人的生活问题，社会就不会是安定的”。[3]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之所以能够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局势中站稳脚跟，始终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根本上说是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正确政策，特别是农村经济政策，解决了广大农民的温饱问题，使农民生活好起来。
（二）农民问题的解决是顺利实现现代化的关键。实现现代化是中国人民孜孜以求的宏伟愿望。为此，邓小平为我们设计了“三步走”的战略部署。能否实现“三步走”，关键在于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我国的现代化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农民的现代化。只有农民问题真正得到解决，我们才能顺利地实现“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新的世纪里，我国正在奋力实现人民生活从小康到富裕的历史性跨越。事实证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人民生活水平的新跨越，重点和难点都在农村、农民。目前，农民问题仍然比较突出，这表现在：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差距持续扩大；农民的一些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农村的教育、文化、卫生事业严重滞后，等等，农民问题已成为制约中国现代化的瓶颈。因此，必须积极创造条件，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发展繁荣农村经济，健全完善基层民主，建设农村先进文化，为顺利实现“三步走”的战略步骤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农民群众具有丰富的首创精神
邓小平认为，农民具有无穷无尽的智慧，具有想象不到的创始精神。他说：“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的，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4]他明确指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民自己的创造，“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5]对于农村中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邓小平多次强调说明这是农民自己创造发明的，“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6]“乡镇企业容纳了百分之五十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那不是我们领导出的主意，而是基层农业单位和农民自己创造的。”[7]事实确实如此，回顾二十几年农村改革的历程可以看出，农村改革的伟大事业正是在实践中，在农民群众的创造中不断推进、不断深化的。
邓小平进一步提出，既然农民群众是创造的主体，那么就应当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按农民的意见办事，而不是靠行政命令去干预农民，对农民指手画脚，更不能充当农民的“救世主”。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邓小平就明确说明：“政府人员应尊重这种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尊重群众的阶级觉悟，不应采取自上而的干预或包办群众斗争，不应利用政府权力，采取行政手段去过早结束群众斗争。”[8]“在解决问题时，不应只根据少数干部和积极分子的意见，而应根据农民群众大多数（包括中农）的意见，……”[9] 上个世纪60年代初，农村中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农民冲破政府的羁绊，自发行动起来搞包产到户，邓小平以非凡的胆略提出尊重农民群众的选择，“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这样一种态度，……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10] 1980年，邓小平在谈到农村政策问题时再次申明：“从当地具体条件和群众意愿出发，这一点很重要。”[11]邓小平关于农民群众具有首创精神的思想，坚持并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为新时期放手发动农民群众，调动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奠定了理论基础。
三、农民的积极性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根本保证
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证明，什么时候农民有了积极性，农业和农村经济就会发展顺利；什么时候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就停滞甚至萎缩。邓小平始终把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作为制定农村政策的出发点，作为农村改革、发展的主题。20世纪60年代初，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加上三年自然灾害，农业生产遭受严重挫折。如何才能恢复农业生产？邓小平认为只有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才有希望，“农业本身的问题，现在看来，主要还得从生产关系上解决。这就是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12]“目前，要充分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发挥他们潜力。”[13]邓小平把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的巨大变化归功于农民的积极性，他说：“我们农村改革之所以见效，就是因为给农民更多的自主权，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14]在提及农村改革取得成功的经验时，邓小平认为就是“首先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把生产经营的自主权下放给农民” [15] 。他尖锐地指出：“农民没有积极性，国家就发展不起来。”[16]那么如何才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呢？邓小平认为，一是要放开农民手脚，充分尊重农民的市场主体地位，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二是要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四、重视农民物质利益
建国以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我们在认识上出现了偏差，片面强调社会主义就是奉献，就是牺牲精神，因而在实践中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农民的物质利益。其结果，农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邓小平深刻总结了这段历史时期的经验教训，提出要更多地关心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关心他们的生活状况。他指出：“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17]针对以往分配制度中平均主义的弊端，他多次强调指出要打破“大锅饭”，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体现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18]“要让一部分地方先富裕起来，搞平均主义不行。”[19]“我的一贯主张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20]他特别提出在西北、西南和其它一些群众生活很困难的地区，国家应从物质上给予有力支持。现实生活中我们不难发现，哪些措施能给农民带来实惠，哪些措施就能激发农民的热情；谁能给农民带来物质利益，帮他们过上好日子，他们就相信谁、拥护谁。可以说，物质利益从根本上决定农民是否有积极性和积极性的高低，也决定他们对党和政府的政治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