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学:一个传统的生成
汪政:应醒龙兄的邀请,我们接着做有关文学与中国经验的对话。这次何平提议就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学资源问题进行讨论。这是一个有些敏感但却重要的话题,我们必须面对。
何平:谈论中国社会主义文学资源首先面对的是一个传统的生成问题。“社会主义文学”是什么时候提出的?从历届文代会的报告看,虽然一九五三年的第二届文代会已经出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词,但“社会主义文艺”、“社会主义文学”全面取代“新的人民的文艺”成为一个被普遍使用的词应该是第三届文代会。按照周扬为第三次文代会所做的报告《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社会主义文学艺术”是“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以空前速度持续跃进”合符逻辑的结果。应该说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历史存在。只不过随着冷战的结束,特别是全球化的加剧,“社会主义文学”似乎不断遭遇到质疑和挑战。事实上,“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学”产生于世界两大政治阵营对抗的冷战时代。对抗曾经使社会主义文学充满了丰富的张力,其对抗中的彰显的区别性和差异性自然也相当鲜明。而在当今世界日趋一体化、同质化的今天,“社会主义文学”什么是其存在的理由和自身的规定性,它是否在和传统的对照中发生迁移和转化,如果发生迁移和转化,其意义世界是如何重新建构的,都值得我们深思。
吴俊:从中国当代政治或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来看,“社会主义文学”是必然的也是惟一的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孕育、诞生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世界潮流之中,中国当代的国家政治赋予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惟一合法性地位,而建立与之相应的意识形态,当然也是国家政治必然的题中之意。不管新中国的历史如何演变,这都是我们面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基本前提。同时,我们更应注意的是,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确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种自觉选择、探索和实践。这句话的意思是,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有其自身的独特性。不仅在制度层面,也在意识形态层面,更在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实践层面上,中国当代的“社会主义文学”拥有并表现出了自身的独特性。这也就构成了我们当下和未来的最重要的文学遗产和历史经验。换一个角度也可以这样说,中国当代的“社会主义文学”是一个历史的建构过程,它本身也是中国与世界的互动产物。它历来都不是孤立的,也不是封闭的。它有同志、同路人、同情者,也有歧路者和敌人。它的世界地位和影响力随着世界社会主义力量的盛衰而起伏,特别是在世界政治利益多方博弈、格局空前复杂的今天,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学”和世界的社会主义文学,包括世界范围内的左翼文学等的实践和经验,恐怕并不能被全球一体化所淹没。对此,需要强调历史的考量。
施战军:一九六○年七月二十二日周扬所提的“社会主义文学艺术”更具代表意识形态主流的效应,其实这一概念出现比之较早的例子还有不少,比如新文艺出版社一九五八年出版的罗荪的著作《保卫社会主义文学》,罗荪也不是小人物,只不过跟周扬相比,他在文化文学艺术界的政治权威性弱了一些而已。从源流上看,当时主要是对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借鉴,一九三○年代初期,高尔基等人提出并经过斯大林同意,在一九三四年在全苏第一次作代会章程中确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苏联文学与苏联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中国从一九四二年《讲话》到一九五三年第二次文代会其实所强调的创作原则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苏联文学发展到五十—六十年代,该原则已经出现了“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两种倾向。鉴于此,加之毛泽东诗词以及大跃进民歌的浪漫主义气势的影响,周扬在第三次文代会的报告显然已经和苏联的提法和内涵有所区别,其创作的基本原则则是“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两结合”成为指导我国文艺创作的基本方法。从中国本土文学方面,再往前看,在毛泽东说的“新民主主义时期”,已经生出了“社会主义文学”的萌芽,至少,在社会主义时期人们的言语方式、论争习惯、阶级思维模式等等,早就在“革命文学”、“左翼文学”和“延安文学”阶段发生和基本定型。甚至在“现代性”的策略的方式方法上,可以上溯到《新青年》同人以及“创造社”骨干和它的论敌们的斗争经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