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轨迹：文艺思潮、人学精神、现代性建构
中国当代文艺思潮与人学精神问题，固然可以从精神传承的历史角度加以考察，但是，正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以反问的口吻所肯定的那样：“思想的历史除了证明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还证明了什么呢?”在他们看来，物质生产、人们的社会存在，是决定一切精神生产和精神过程的根本基础和前提。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一根本观点，同样适用于对中国当代文艺思潮与人学精神问题的分析。
作为中国当代文艺思潮的思想资源和动力类型，西方近代以来的人学精神是不可忽视的。
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对中国现当代文艺的影响深远而巨大。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第一次把人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作为现实的具体的人来加以考察，提出了人的个性全面和谐发展和人的解放的思想。马克思主义人学是近现代社会矛盾运动的产物，在资本主义扩张过程中，它与社会主义运动相结合，日益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实践力量，对20世纪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产生了重要的塑造作用。不理解马克思主义人学，便不能够理解整个现代世界的精神实质和思想版图。马克思主义人学与西方古典人学、近现代资产阶级人学一道，构成了中国当代文艺思潮的人学资源。
中国传统人文精神亦不容忽视。中国古代人学在悠远的绵延中形成了内敛和自洽式的自循环结构与机制。中国古代人学的根基是以血缘宗法关系为核心的家国同构的集体主义、首重人伦日用的经验主义、内圣外王的伦理主义、当下直觉的审美主义。通过儒道互补的方式，中国古代人学在把握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方面，形成了独特的风格与智慧。中国古代人学精神中的“人”可谓“大写的人”，这个“人”并不缺少温情脉脉的人际关系，缺失的是对个人的肯认，这种肯认在西方的传统中则得到充分的发展，并在近现代资本主义运动中达到极致。
中国当代文艺思潮与人学精神问题，是当代中国社会现实与过程的能动反映。建国初近30年文艺思潮，其人学精神实质上是现实主义和集体主义的。这种现实主义和集体主义与当时的社会生活相适应，是时代精神的反映。这种现实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强调的是阶级的人，人的阶级性是文艺致力于表现的对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歌颂叱咤风云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是这一时期文艺的主要诉求。
从1976年到80年代末期，是各种人文思潮风起云涌的年代。从文艺政治学角度来看，这一时期的文艺再次充当了政治和思想运动的先锋，成为意识形态聚焦的核心。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时期的文艺思潮价值取向是为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服务的，尽管各具体文艺思潮的形态和诉求有别，但其总的思想旨趣则表现出某种一致性，反思、启蒙和解放成为文学的共同主题。80年代文艺思想领域的启蒙与解放运动无疑是深刻的，它拓展并深化了人们的思维，推动了思想界文化界对当代政治现代性、经济现代性、文化现代性问题的探索，尽管这种探索暴露了很大局限性，但是，它的意义不能低估。
从1992年到新世纪开端，中国当代文艺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文艺思潮的人学主题前所未有地多元化，呈现出复杂色彩。80年代引领人学思潮的人文知识分子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与纯洁高雅的知识力量相比，基于世俗的民间的大众的力量对文艺的牵引力显得更为直接、更加有力。不仅如此，自90年代中期前后，人文知识分子的精英立场变得越来越模糊不清，分化的趋势日益加剧。
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看，中国当今文艺人学精神与思潮仍然是中国日益纳入全球化进程和实现现代化的反映，文艺上的波澜折射出来的是现实中的矛盾与冲突。
二、人道主义：合理性与合法性、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
在哲学、美学、文艺理论领域，人道主义文艺思潮论争涉及的焦点问题主要有两个：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问题；异化问题。
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一种见解认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包含着人道主义，并且这种人道主义达到了彻底性和先进性。“人”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和中心。这一派的主要代表是汝信和王若水，他们反对将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对立起来，将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对立起来。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存在着一个“准确完整地了解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这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被长期忽略的人的问题凸显出来。
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不能将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体系，那种把人道主义作广狭义区分的观点抹杀了人道主义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事实。这一派的主要代表是邢贲思、陆梅林等人。邢贲思指出：“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建立了科学的、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这个历史观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来认识历史，把社会的发展看成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它摈弃了那种用人的天性作为最高准绳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从社会历史现象中找到决定历史发展的一个最本质的方面，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显然，这种观点致力于维护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反对将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混为一谈。
1984年1月，胡乔木的题为《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长文在《人民日报》发表。这篇文章对“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和“社会主义异化论”作了驳斥，认为这两种论点的要害是混淆了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乔木的文章对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纠葛作了权威性的剥离。这篇文章的发表是一个标志，它在形式上终结了80年代人道主义文艺思潮的众声喧哗，但是，对人道主义的思考和讨论无疑影响了中国当代人学思想进程，其中的某些思想观念必然会在社会实践中积淀下来，对此后的文艺现实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在文艺创作领域，“人性”问题是新时期文艺创作的一个主要问题，对现实主义创作来说更是如此。从1977年底到80年代中期，现实主义文艺创作开始复苏并取得实绩，为思想解放运动做出了历史性贡献。在这一时期，现实主义文艺的主导地位是确定无疑的。作为艺术感知的具体方式，现实主义文艺首先对“文革”给“人性”造成的戕害和扭曲作了尖锐的揭露和控诉。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艺术画廊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系列心灵遭到扭曲和摧残、人格和尊严遭到践踏的艺术形象(如《班主任》《伤痕》等小说中的主要人物)。
与80年代前期相比，80年代中后期的现实主义文艺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文艺观念的冲击，作家艺术家不得不调整自己的写作姿态和创作理念以适应新的局面。现实主义创作与人道主义“人学”观念的关系也与80年代前期有了很大的区别。如果说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对人性问题的思考，主要表现为善与恶、光明与黑暗、人性与兽性、愚昧与觉醒、改革与反改革的对立冲突，那么“新写实”小说则主要描写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新写实小说家对现实人生的认识与把握从世界观高度转向了对个体生存的无奈和“异化”情状的真实观照。对庸常琐碎与无意义的“此在”生活的偏爱，对普通人和小人物日常生活中的烦恼的关注构成了“新写实”小说的独特视点。
考察“新写实”小说与人道主义人学观念的关系，可以发现80年代末期文艺“人学”之维的重大变化和调整。如果说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期以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文学是以人性、人道主义作为启蒙的一面旗帜，那么80年代末期兴起的“新写实”文学所蕴含的“人学”意味则很难用“人道主义”涵盖。它所张扬的“人学”意味，实际上是在西方新人本主义人文精神的孕育下，在西方现代主义的触发下，从中国当代的精神现实中酿造出来的。它虽然带有某种反传统现实主义的倾向，但正像有的论者所指出的那样：“新写实小说有着现实主义的明显胎记，它那种面对现实，注重生活画面的逼真和细节的真实，注重写人物故事等，都跟现实主义传统一脉相承。”但是，以往现实主义的崇高精神、英雄主义和价值判断是确凿无疑地被消解了。
文艺创作领域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反传统现实主义，都彰显了人的问题的重要性和复杂性，对于清算非人性、反思人性有着积极意义。当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证明，在对待人道主义思想遗产问题上，采取实事求是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和态度是十分必要的。其实，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人道主义，都是发展变化的，其精神内涵必然随着人类实践的发展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