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优胜劣汰还是劣胜优汰？
日前，上海市作家协会理事会举行换届选举，著名作家余秋雨落选（同时落选的还有其他两位作家）。这是一条饶有兴味的消息。它向人们透露了至少两个方面的信息：一是名扬四海，人气超旺的余作家在其他作家心目中的地位，并非像他自己和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二是一位作家在上海文学界的生存，未必都是看“实绩”的。
余作家恐怕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老家——上海，居然成了他的“滑铁卢”。上海，不仅是余秋雨的发迹之地，而且可以说，上海到处都记录着余秋雨的辉煌。且不说书店里总是在最显赫的地方摆着他的著作，也不说电视台长期闪耀着他的光辉形象，即是是在一些与文学无关的地方，也可以看见余秋雨的影响的痕迹。离我家不远处有一新楼盘，楼上悬挂的巨幅广告上就这样写着：作家余秋雨推荐楼盘。以前传言余秋雨跟化妆品有关，我未亲见，无从说起，跟楼盘有关可是亲眼目睹。现在我多少有点明白了，既然余作家去当楼市促销模特儿了，作协免了他的理事头衔也无可无不可。
但这并不意味着上海作协是一处文学高地，容不得任何与文学无关的胡混。关于上海作协会员的工作情况，独立出版人叶觉林有过一份调查报告。报告指出：“1000余名上海作协会员中，仅有20%的人常有文章发表，10%的人常有著作出版。”也就是说，这个机构庞大的作家协会，混迹其中的大多是些无所事事、沽名钓誉之徒。相比之下，余秋雨再不济，也比另80－90％强。上海作协单是理事就有近100人，占全部会员的10％左右。但这10％不太可能正好就是那常有著作出版的10％。余秋雨应该属于“常有著作出版”的10％当中的一员。余秋雨当楼市模特儿之余，好歹也还在写作。著作写得再庸俗，好歹也算畅销书。凭他的本领和声望，当个上海作协理事，应该是绰绰有余的。单从数量上说，他在上海作协里也算得上是个先进工作者。从余秋雨的落选，则可以看出上海文学界在相当程度上的“劣胜优汰”的不良生态。前不久被披露出来的上海电影制片厂老一辈配音演员的悲凉处境，则是出现在另一文化行业里的对这一生态原则的又一重要注脚。
二、鹰还是鸵鸟？
事实上，上海文学的萧条状况，只是上海文化萎缩现状的一个表征。如果没有曾经的辉煌，上海文化的萧条感也许还不会那么的强烈。众所周知，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大上海，曾经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大都市，其在经济上的极度繁荣和在文化上的强大创造力，使得有“东方巴黎”之称。无论从哪个方面看，它都真正称得上是20世纪的“世界之都”。这一切始终是上海人的辉煌梦想，同时，也是他们的焦虑的根源。
上海曾经是“冒险家的乐园”，这在文化上则意味着一种“扩张性”的品格。到20世纪70年代末为止，上海文化其强大的商业文明的推动下，向中国内地渗透，在中国始终占据着支配性的地位。19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经济中心”和“国际化大都市”地位的确立，上海对文化的旧梦重温的愿望越来越迫切。这一点，可以从上海这几年文化设施的建设急剧膨胀和文化产业投资迅速增加等举措中，从方兴未艾的“上海怀旧”热潮中，都可以看得出。然而，这个伟大的“商业之都”在新的商业大潮到来之际，其文化的影响力却急剧衰减。
显而易见，上海自有其无可比拟的文化优势：财力雄厚的文化资本，功能齐全的文化设施，还有一个庞大的，高素质的文化接受群体，这一切都是中国任何一个省份和城市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但上海在全国的文化格局中，所占据的地位却与这些外部条件极不相称。在出版传媒业方面的弱势地位，即是一个极具说服力的例子。如今，上海报业几乎没有一张具备全国性影响的报纸。且不说当年的《申报》、《大公报》，就说十几年之前，《文汇报》、《新民晚报》也称得上是全国性的大报。而现在这些报纸早已沦落为地方性的小报，甚至有生存之忧。与南方的报业相比，其影响力几乎不值一提。而上海却只能采取收缩的自我保护策略，既无努力也不打算应对当下强大的媒体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