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五代时期，战事频繁，生灵涂炭，政权林立，民生凋敝，社会处于极度的动荡不安阶段。在这样动乱的时期，历仕四朝的政坛“不倒翁”冯道利用自己独特的社会地位对图书文化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他促进图书出版走上了正轨，官方图书由写本时代发展到了雕版时代；他促进了图书的一种新版本——监本的产生，使监本成为官方通行的规范读本并为后世所推崇；他推动了九经文化的传播，为后世儒学的兴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还在客观上开辟了新的聚书途径，大大丰富了藏书家的藏书。本文肯定冯道长居高位对文化传承的作用，并分析他在四个方面对图书文化事业的历史贡献。
[关键词]冯道；图书文化；监本；九经
五代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一个特殊的时期，它没有辉煌的文化成就，但是它上承盛唐文化之余绪，实居于宋代文化复兴之先河；说这一时期是两大文化高峰的承前启后时期也许有过誉之嫌，而其实这一时期的图书文化事业确实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图书出版走上了正轨，官方图书由写本时代发展到了雕版时代；产生了图书的一种新版本——监本，监本成为官方通行的规范读本并为后世所推崇；九经文化的传播持续不断，为后世儒学的兴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各地官方、民间雕版图书，为国民增加了获得图书的机会，推动了社会文化的继承与发展；藏书家增多了，藏书大大丰富了，文化积累丰厚了。显然，五代文化尤其是五代图书文化事业值得研究。而研究五代图书文化事业，对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冯道，必须大写特写。
1 冯道长居高位对文化传承的作用
冯道(882—954)，瀛洲景城人(今河北沧州人)，字可道，晚年自号长乐老。少年时他刻苦读书，积学成才，而后进入官场，他的一生恰好经历了差不多整个五代时期，先后历仕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他一生官运亨通，除了三次拜相外，还任过太师、太傅、太尉、司空等官衔，曾“三为司空，两在中书”。然而如此显赫的风云人物，后世对他的评价却是毁誉参半。一千多年来，人们一方面对冯道一生勤俭、为人宽厚、爱护百姓、提拔有能之士、印刷流通儒家经典使文化得以保存传播这些美德惠政加以肯定；另一方面则又对他见风使舵、圆滑世故、与统治者朝为仇敌暮为君臣、毫无气节的人品大加鞭挞。《旧五代史·冯道传》在肯定冯道的一些作为同时也指出：“然而事四朝，相六帝，可得为忠乎!夫一女二夫，人之不幸，况于再三者哉!”[1]一女同时事二夫，无疑该谴责。可是冯道作为政治人物并没有同时效力于多个君主，被谴责以“一女二夫”，显然冤枉。
在此，我们无意讨论冯道的道德人品，但是也必要对冯道的人生略作“辩护”。中国悠久的历史上，五代时期是一个战乱频繁，生灵涂炭，军阀争雄，社会动荡，王朝更迭不断的乱世。整个五代时期共经历了后梁(907—923)、后唐(923—936)、后晋(936—947)、后汉(947—950)和后周(951—960)，历时五十三载。在这样一个不平稳的社会背景下，传统士人何去何从成了一个最现实的问题：是选择明哲保身、顺时趋势?还是舍生取义、杀身成仁?显然更多的人会倾向于忍辱求生。我们不能要求古人对原主人尽忠而“杀身成仁”，在无可奈何的生存环境中忍辱求生也无可厚非。在20世纪中期的中国，甚至在当下，不是仍然有不少人“说过违心的话，做过违心的事”吗?冯道历仕多个朝代，其实也不是“有奶便是娘”的没有道德底线，他的《偶作》诗云：“但教方寸无诸恶，狼虎丛中也立身”[2]“方寸无诸恶”就是他的道德底线。何谓“方寸无诸恶”?他在《长乐老自叙》说得明白：“静思本末，庆及存亡，盖自国恩，尽从家法，承训诲之旨，关教化之源，在孝于家，在忠于国，口无不道之言，门无不义之货。所愿者下不欺于地，中不欺于人，上不欺于天，以三不欺为素。贱如是，贵如是，长如是，老如是。”[3]他也有“忠于国”的价值观，在职则尽责，国主轮替，则忠于新国主。他如效力于大公司，董事长轮替，他作为“高级经理”，仍然尽职于公司。不同的“董事长”有不同的特点，冯道与之安全相处，狼虎丛中立身，难免“说过违心的话，做过违心的事。”
进入20世纪后期后，学界对冯道苛责的少了，对他的同情增加了，甚至对他的历史贡献也给予肯定。如傅金才说：“冯道的人生之道是儒释道三种思想的有机结合，儒家的入世济民思想是其人生之道的主干，佛教和道教思想是其人生之道的基础。佛教的禅定训练、随缘度众的主张令冯道身心健康、智慧出众，以救民为己任；道教的乐观通达和圆融使冯道对人生世事持乐观的态度，以高潮的应世技巧，与时变化，保身救民。正是依靠人生之道的支持，冯道才能在乱世长为将相，既保持自己的道德纯洁，又能以各种方式救济民众，保存文化。”[4]冯道虽然身居高位，在军阀武力争夺天下的峥嵘岁月中，无法以一人之力左右社会局势，他只能选择尽自己的最大努力为保存中华文化作出应有的贡献。他主张采用新的出版技术出版一大套儒家经典著作，并努力争取得到皇帝的批准。当时的皇帝其实日子也不好过，经济困难，常有外侵内乱，危机四伏。在这样的条件下，申请这个项目肯定是很困难的。我们今天想申请一个具有必要性可行性的公益事业大项目往往都是以被告之曰“没钱”而了事。难以想象，冯道为了这个项目的立项花了多少精力、心血!这一浩大工程历经多个朝代更迭而始终并未停辍，是谁推动这个公益项目在乱世中持续开展乃至竣工?答案显然只有一个，那就是身居高位而心系斯文的冯道。
可以说，没有冯道长居高位，就没有五代的九经雕版成就。五代的九经雕版成就对文化传承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没有这个成就，中国文化史必然要改写。因此，可以说，冯道长居高位对文化传承的作用是巨大的，应该得到充分的肯定和应有的褒扬。
2 冯道对推动图书出版走上正轨的贡献
我国的印刷事业源远流长，古代印刷业分为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两大阶段，后者是以前者为基础发展而来的。雕版印刷技术，发端于唐代，唐代以前，凡书籍皆是写本，读书人要读书就要辗转借阅抄写。唐代的雕版印刷起初只是在民间应用于印刷历书与佛教经书，到五代时期才开始大规模雕印儒家经典、文学典籍，这个伟大的变革不仅使读书人省却了借书抄书的诸多艰辛曲折，更为藏书事业和文化的传播发展掀开了新的一页，是一次伟大的历史飞跃。而促进图书从手抄写本到雕版刻本逐渐走上图书发行正轨的历史人物中，冯道的功劳当是首屈一指的。
据文献记载，最早倡议雕印经典的是冯道，冯道说：“尝见吴、蜀之人，鬻印板文字，色类绝多，终不及经典。如经典校定，雕摹流行，深益于文教矣”[5]。冯道在乱世之中，关心“文教”，联合大臣李愚提出了雕印经典的申请。《旧五代史· 唐书· 明宗纪九》载：长兴三年(932年)二月，“中书奏：‘请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板。’从之。”《注》引《爱日斋丛钞》“唐明宗之世，宰相冯道、李愚请令判国子监田敏校定《九经》，刻板印卖，从之。”[6]文字如此记载，显然过于简略，好像冯道只是和李愚商量后即联名申请，皇帝就立马批准了。其实没有这么简单。大臣、皇帝都清楚，经书篇幅多，雕印费时费工，耗资巨大，而且质量要求高，刻印《九经》不是容易完成的事。很有可能，在提出申请前，冯道做了大量的沟通工作，得到普遍的支持后才上奏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