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根据古代传统学术领域范畴,全面追溯了广西古代经学、史学、宗教、政事、文学等方面的文献概貌,详细研究了广西古代学术文献的搜集、整理与现有典藏情况,提出了开展广西古代学术文献资源的整体化建设思路与可操作具体办法。
[关键词]学术文献;广西;古代;资源建设;整体化
随着广西“人文强桂”文化战略的实施,全面梳理广西古代学术文献的种类与源起,重新认识广西古代学术文献的内涵与价值,深入调研广西古代学术文献的存佚与各图书馆的收藏状况,实现广西古代学术文献资源的系统挖掘与整体化收藏,对于开展广西图书文献资源数字化建设,实现共建共享目标,最终推动广西社会科学与文化的繁荣发展有极大的现实意义。为此,本文根据古代传统学术领域范畴,追溯广西古代经学、史学、宗教、政事、文学等方面的文献概貌,涉及范围不仅包括古代广西籍人士撰写的著述以及历代史书中涉及广西人、事、物的言论与奏疏记载,还包括流寓游宦于广西的外乡人士关于广西的著述与记载以及历代官修或私撰的省志、县志、乡土志等文献资料。同时,还详细研究了广西古代学术文献的典藏与搜集、整理概貌,并对开展广西古代学术文献资源的整体化建设思路提出了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建议。
1 广西古代学术文献的种类与源起
1.1 经学文献
经学研究一直占据中华传统主流文化领域,是广西古代学术领域的一个重要范围,也是研究广西政治、文化、历史不可缺少的重要文献资料。据清谢启昆《广西通志．艺文略》记载,广西最早的文献起源于因治“春秋左氏”古文经学而盛名一时的陈氏父子。陈钦着有《陈氏春秋》,陈元着有《春秋训诂》《左氏同异》。尽管上述文献亡佚,然而,关于陈氏父子治《春秋．左传》事迹及驳范升奏左氏不宜立博士、驳江冯上言的两篇奏疏在《汉书．儒林传》《后汉书．陈元传》,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许慎《五经异义》(皇清经解本)等书都可以找到记载。此后,广西的经学研究随着科举制度的确立与儒学作为官方的统治思想,成为广西思想界与教育领域的主导文化,为广西培养了一批批的官吏与忠君报国的优秀人才。古代的广西籍官员基本通过科举之途,官至知县、参政、布政使,甚至巡抚、尚书,他们饱读诗书,以儒家精神指导为官生涯,同时兼治经学,著述与注释成果显赫。如明代苍梧人吴廷举,做官勤勉,为人刚正,政绩卓著,辞官回乡后在梧州创办“东湖书院”,着有《春秋繁露节解》《东湖集》《西巡类稿》等书,《明史．卷201．列传第89》有其详细列传。又如清雍干时期临桂人陈宏谋,不仅政绩显赫,而且著述丰盛,撰有《大学衍义辑要》《大学衍义补辑要》《吕子节录》《训俗遗规》《养正遗规》《教女遗规》《从政遗规》《学仕遗规》《在官法戒录》等书,并有《培远堂全集》辑录其一生的奏议、序记、颂赞、碑铭、诗赋等,《清史稿．卷307．列传第94》有详细列传。此外,明代柳州人龙文光、灵川人全赐、临桂人张茂武、陆川人庞希睿、全州人文立缙和陈宣、阳朔人唐瑄、平乐人袁启翼、兴业人陈伯魁和何以尚以及清代清乾隆以前的全州人蒋光昌、崇善人(今崇左)麦士奇、岑溪人高熊征等,都不同程度地撰有经学研究著作或经学注释类文献[1]。清干嘉以后,广西经学研究影响最大、贡献最大者为郑献甫、龙启瑞等。郑献甫为广西象州人,道光15年(1835)进士。曾任刑部主事,翌年辞官归里,以著书、讲学终其一生。先后讲学于桂林榕湖书院和秀峰书院、顺德凤山书院、广州越华书院、象州象台书院、柳州柳江书院,着有《手批十三经注疏》《四书经注集证》《四书翼注论文》《愚一录》《补学轩文集》《鸿爪续集》《鸦吟集》《鹤唳集》《鸡尾集》《鸥闲集》等书[2]。龙启瑞为广西临桂人,清道光21年(1841年)状元,翰林院修撰,官至湖北学政,着有《百韵通说》二十卷、《尔雅经注集证》三卷、《经德堂集》十二卷。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其所编撰的《经籍举要》全面列举了经学重要书目,考证了历代经学书籍要点,是对当时经学研究的一次全面总结,也是经学文献史上的一部重要书目[3]。
1.2 地记类文献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统一岭南,设置桂林、南海、象郡,开始了从中央不断派遣官员驻守、治理广西的历史。《史记．卷113 ．南越列传》《汉书．卷95．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后汉书．卷86 ．南蛮西南夷列传》等史书都有关于广西历史地理方面的早期记载,只不过当时广西、广东、海南岛等地被统称为南越、南夷、南蛮。秦汉以后,出现了专门记载岭南一带历史、地理、民族、风俗方面的“记”“志”“图”“经”“录”类文献。该类文献属个人所记所辑,未涉及广西郡邑沿革等,并与所谓官府所定所编的通志体例不符,只能通称为史部地记类文献。最早的广西地记类文献,可追溯至晋时范瑗的《交州先贤传》、刘道荟的《交州杂事》。交州即交趾,西汉武帝时设立,辖境为岭南一带,相当于今广东、广西大部分地区及越南北部地区。东汉时改名交州,三国时分为交州、广州。广州即为今广东一带。交州即为今广西、越南一带及雷州半岛。交州之称一直沿袭到宋、齐、隋。唐时改称安南都护府。该二部书见于《隋书．经籍志》中,可称为广西最早的历史传记类文献。唐时,出现了莫休符的《桂林风土记》,专门记载桂林的风土人情、地貌名胜。宋时,出现了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周去非的《岭外代答》等著名的广西地志类文献。明时,个人编撰的广西记事类、笔记体、地志类著作渐多。如:欧大伍《百越先贤志》、邝露《赤雅》、张演《南征录》、魏浚《峤南琐记》《西事珥》、王尚文《征蛮纪略》、谢肇浙《百越风土记》、刘稳《西粤瑶训》《粤中政纪》、茅坤《府江纪事》、瞿九思《平府江右江诸僮的始末》、田汝成《行边纪闻》《炎徼纪闻》《广西土官制》《龙凭纪略》《藤峡纪闻》、黄佐《广西平蛮录》《广西图经》、谈恺《前后平粤录》、尹耕《藤峡纪略》《南泰纪略》、唐顺之《广右战功录》、王济《君子堂日询手镜》、张鸣凤《桂胜．桂故》等。入清后,以谢启昆《粤西金石略》、汪森《粤西丛载》为代表的广西地志类著作达30多种[4],上述文献中,大多数作者多为朝廷参与广西的政事或派驻广西官员,内容多涉及百越古民族历史、少数民族土司制度,或广西山川地理、经济物产、名胜古迹、风俗掌故,或广西少数民族起义始末以及镇压过程,或讨论对壮瑶等少数民族地区施政意见,等等,尽管有的书站在封建统治者立场对起义农民进行诬陷、对少数民族有所歧视,但作为广西历史的真实记载及原始资料,对于广西历史研究有极高的价值。
1.3 广西方志
唐时广西称为岭南西道,设有桂州、容州、邕州三管辖区,广西行政疆域轮廓逐步成形,宋时称为广南西路,从此,出现“广西”一称。元时改称广西行中书省,明时称广西布政使司。广西编修地方志始于宋代,出现了《广西路图经》(见《通志．图经》)、《广西郡邑图志》(见《宋史．艺文志》)等统计广西一省之志书,还出现《静江府图志》《邕管杂记》《苍梧志》《合浦志》《横州图经》《宜阳志》《龙城图志》《柳江志》《柳州志》类似的府志、州志、县志。元代出现了《横州路郡志》《滕州志》等,但是上述志书大部分已佚。明时,朱元璋下令修志,永乐十六年朱棣颁布修志凡例二十一条,以后,广西各地县志陆续编纂。然而,明代所修县志因兵燹战乱早已荡然无存,只是在广西的书目和古籍的引用中略知一二。进入清代,朝廷催修县志,据不完全统计,共修县志88种[4]310,体例基本沿袭明代,并趋于完善。广西省志的修纂始于明代弘治六年(1493年)广西提学副使周孟中纂修的第一部《广西通志》。然而该书已佚。至今留存下来的《广西通志》,仅有明代2部、清代3部,其中,嘉庆时谢启昆主修的《广西通志》“体例最善,不冒史裁,遂为二百余年来官书创体”,“体例精审,征引赅博,为各省志之冠”[4]P305。 上述广西旧方志是系统研究广西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化及民族风俗最重要的文献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