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半世纪以前开始的东西文明对峙，尤其在这种对峙下中国日显落后的严峻现实，在中华民族的深层心理产生一种既要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更要超越这种文明的强烈冲动。这种超越冲动成为100多年来中国志士仁人寻求民族独立解放、繁荣富强的内在动力，凝聚成一种民族精神。我们把这种超越的冲动称之为超资本主义精神。
20世纪中华民族的伟大英雄和精神导师毛泽东，在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之前，这种超资本主义精神便表现得异乎寻常。正是这种超越的冲动，成为他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心理准备，成为他后来凝聚全民族意志，进行民族民主革命，开辟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动力。
超资本主义精神的核心，是不把资本主义文明作为一个终极的价值目标来追求，而是把它当作一个超越的对象，从而创造出一个更加美好的高于资本主义的理想社会。近代中国人的这种价值取向，建立在对被超越者――资本主义文明的情感态度和理性认识之上，它构成了毛泽东超资本主义精神的思想背景。
近代以降，除一部分闭目塞听、冥顽不化的守旧官僚士大夫外，都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确实优越于中国固有文明。但，若将与中国固有文明根本对立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作为追求目标，那就意味着对自身数千年历史传统的全部否定，意味着跟在列强后面爬行。这种自我否定，对于有着自成一系的文化传统，幅员辽阔的东方大国来说，无论如何难以接受。更何况我们所要学习的，并不是一个令人尊敬的先生，而是给我们民族带来无穷灾难的侵略者。但一次次的失败，日甚一日的民族危机，逼迫我们不得不向我们的敌人学习，出现向西方学习的深入过程与民族危机加深过程相一致的历史现象。这种“被动的”、“不得已”的心理困境，一方面不会心悦诚服地把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当作效仿的榜样；另一方面会祈求一种更高的文明出现来战胜资本主义恶魔。这种情绪化的心态里已隐含着这样的认识：要想战胜敌人，不能跟在敌人后面爬行；要想抵制西方入侵，“只有更高者能胜之”（注：1938年毛泽东读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批注：“只有更高者能胜之。此更高者即是民族民主革命。”转引自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第186页。）。这种“更高者”是什么，当时并不清楚，然而它的出现，却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民族呼唤。
不把资本主义文明当作终极的价值目标来追求，除了情感上的抵触之外，还有着更为现实的考虑。
中国人睁眼看世界，一开始就看到了西方的两个方面：除了看到了他们以“船坚炮利”为代表的物质文明之外，还看到了他们的两极分化、贫富悬殊及由此而来的社会矛盾，看到了人情淡薄、道德败坏，即所谓精神文明的颓败。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人物严复、谭嗣同等，在19世纪90年代就开始对西方国家资本主义的垄断和贫富两极分化现象作了指责；20世纪初康有为的《大同书》，除了继续陈述封建主义的罪恶外，还增加了对资本主义社会垄断压迫、财富集中，以及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所引起的各种弊害的揭露；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仅李大钊透过帝国主义“正义”、“和平”的外衣，认识到“原来这回战争的真因，乃在资本主义的发展”（注：《庶民的胜利》，《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14页。），连资产阶级革命家朱执信也认识到这是一场不义之战，“实在因战争得利的，只有少数企业家，大多数人是受了苦的。”（注：《朱执信选集》第534页。）
正是这种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感性认识和批判态度，使得先进的中国人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犹豫不决，步履蹒跚，始终不情愿把资本主义文明当作追求的理想目标。在“不得不学习”的压力下，他们小心翼翼地寻找克服资本主义弊端的途径，避免资本主义的悲剧在中国上演，从而建立一个比资本主义更加美好、更加公正的理想社会。这种渴求从康有为到孙中山的著述和实践中都表达得相当充分，在毛泽东早年思想中表现得更为突出。
毛泽东生当强敌四逼、国将不国的危难之秋，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瓜分，少年时代便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注：《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12页。）他怀着匡济时艰、挽救危亡的大愿走出韶山冲，寻找民族的解放之路。“胡虏多反复，千里度龙山，腥秽等湔，独令我来何济世；……”（注：《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6页。）“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注：《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11页。）这些壮怀激烈的文字，使一个伟大的爱国者的形象跃然纸上。然而，若将救国救民的壮志付诸实践，必须知己知彼，必须对资本主义文明上升到理性认识。
五四运动前，毛泽东对资本主义文明以文化批判为主，对“物质文明之弊”等异化现象多有指斥。张昆弟1917年9月日记曾记述：“毛君云，西人物质文明极盛，遂为衣食住三者所拘，徒供肉欲之发达已耳。若人生仅此衣食住三者而已足，是人生太无价值。”（注：《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638页。）在1917年―1918年的《伦理学原理》批注中，毛泽东认为“泡尔生固注重内界修养者，所以挽物质文明之弊”。（注：《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625页。）他从个人主义立场出发，认为个人有无尚之价值，“故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而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家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注：《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152页。）在这里毛泽东将资本家与君主并列，表明他既反对封建专制，也反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立场。无可否认，这种看法的无政府主义色彩极为浓重，但应该看到这一思想的重大价值：在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双重”否定当中，必然导致后来的“双重”改造，而不再是“非此即彼”的单项选择，超越精神已隐含其中。
像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真正使毛泽东激动起来的仍然是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国家在殖民地问题，尤其是中国问题上的丑恶表演，使得先进的中国人认清了帝国主义的本质，毛泽东也一扫从前的泛泛之论，开始对帝国主义进行激烈的政治批判。
1919年7月《湘江评论》创刊号上，毛泽东写的宣言、短评、启示计有26篇之多，其中10余篇评论是直刺帝国主义、尤其是协约国的，对他们在战后的表演作了淋漓尽致的揭露和批判。在这些文章里，他对资本主义制度有了深入的了解，认识到这种制度不仅使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深受其害，就是在其本国，实业专制也只会使“几个人享福，千万人要哭。实业愈发达，要哭的人愈多”，只有推倒资本主义制度，“才是人类真得解放的一日”（注：《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321页。）。在随后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更认为资本主义是邪恶的化身，哪里有资本主义，哪里就有压迫和苦难，“到了近世，强权者、贵族、资本家的联合到了极点，因之国家也坏到了极点，人类苦到了极点，社会也黑暗到了极点。”（注：《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3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