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着重阐述了苏联模式和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之间的关系，强调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深刻认识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及其后果。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曾丢弃“新民主主义论”这一理论创造，他虽曾致力于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但生前基本上没有摆脱斯大林体制和苏联模式的樊篱。邓小平在新时期实质性地突破了苏联模式的影响，真正开创了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社会主义开辟了新天地。
[关键词]苏联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
要坚持邓小平理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深刻认识苏联模式同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关系，必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从苏联模式中挣脱出来，并从体制模式的层次上实质性地突破苏联式社会主义而取得的伟大成就。不深刻认识这个问题，就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左顾右盼，摇摇摆摆，甚至走回头路。正确地认识苏联模式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之间的关系问题，无论是对于科学地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还是对于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都是极其重要的。
我们首先必须看到，中国共产党人和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上曾经有过光辉的思想和独特的创造，这不仅表现在建立根据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上，而且反映在对于建国后由新民主主义阶段发展到社会主义阶段的理论创新上。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曾一度丢弃了这一理论创新，而基本“照抄”了斯大林体制，采纳了苏联模式，因而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的探索道路。
一、对新民主主义论和新民主主义阶段的放弃
在民主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根据中国领土广大、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特点，提出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同时，也对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论断：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而所谓民主主义，现在已不是旧范畴的民主主义，已不是旧民主主义，而是新范畴的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1]依据这一理论，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其社会性质是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以完结其第一阶段”，“然后，将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2]
在写成于1940年1月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深刻地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提出了一整套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国纲领。毛泽东以此教育全党，中国革命就是将要建设并通过这一新民主主义社会，然后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因此，在建国前和建国初期，这一新民主主义的思想和理论深入人心，建国后就是要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新社会。当时的青年团，其名称就是“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就是要让青年一代为实现新民主主义而奋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确定的五星国旗图案，就是象征中国共产党领导以及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
然而，到1952―1953年前后，人们被突然告知，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起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要进行“三大改造”了。这一突如其来的变化是怎么发生的，几十年来，这一直是关心我国发展道路的人们所萦怀于心的。
现在，这一问题已基本清楚，并且也可以公开谈论了。这一巨大转变，就其外因来说，是受斯大林的压力和苏联模式的影响，就其内因来说，是由于我们革命者常有的革命急性病。我们自身的急性病问题，人们是比较清楚的，而对于1948―1950年间的国际环境，对于中共和毛泽东当时所遭受的来自斯大林和苏联模式的强大压力，人们至今往往还不甚了了。
这种强大压力是同在斯大林指使下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对南斯拉夫和铁托的批判、攻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们知道，苏联为适应与美国对抗的需要，弥补共产国际解散后所空缺的活动，同时也为加强约束、控制东欧各国党，于1947年9月在波兰成立了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由于南斯拉夫共产党坚持探索本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没有照搬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而是根据本国的国情，制订适合其具体国情的政策，也由于在苏联和南斯拉夫关系中，南斯拉夫坚持维护国家主权，坚持独立自主，不甘心做苏联的经济附庸等原因，苏南关系迅速恶化。苏联领导人为迫使南斯拉夫屈服，对南共采取了强硬蛮横的高压政策。铁托不肯屈服，进行了顽强抵制。这样，斯大林便于1948年3月从南斯拉夫撤走了所有的苏联军事顾问和教官。接着，联共（布）中央又致函铁托，全面指责南共领导人及其内外政策，进一步恶化了苏南关系。1948年6月，苏联通过情报局在罗马尼亚召开第三次会议，进一步对南斯拉夫施压。在南共拒绝出席的情况下，会议在联共（布）代表的操纵下批判南共及其领导人铁托“反苏反共”，指责其走上脱离社会主义的道路。会议甚至把铁托打成帝国主义的“间谍”，并将南共开除出情报局，造成了国际社会主义的分裂。在此情况下，从1948年六、七月起的一年间，苏联和东欧其他国家撕毁了同南斯拉夫签订的一切贸易和经济协议，对南斯拉夫实行经济封锁。斯大林和共产党情报局对南斯拉夫和铁托采取的这一系列行动，都源于铁托的独立自主和坚持走自己道路、抵制苏联模式的行动。斯大林这样做，其用意也在于杀鸡给猴看，震慑一切敢于违迕苏联道路和模式、企图独立自主的东欧国家和其他党。
此时，刚刚取得全国革命胜利、正面临着建国后一系列建设问题的中国共产党，也从批判铁托事件中承受着巨大压力，因为解放战争及其以后时期的毛泽东，也曾为斯大林所不信任，被斯大林怀疑为“铁托第二”。毛泽东在事过七八年之后，在1956年《论十大关系》中讲到此事时还说：“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1949、1950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3]很显然，这“压力”就是指1948―1949年斯大林指使共产党情报局大反铁托和制裁南斯拉夫，而给毛泽东和中共所带来的巨大压力。
斯大林在二战刚刚结束、试图维持同美国的同盟关系时，曾要求东欧各国根据大国协议，建立本国的多党联合政府，维持人民民主政权，而一当发生苏美对抗、出现冷战局面时，又要求东欧各国建立共产党一党政权，结束人民民主阶段。而这时，斯大林无疑也向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同样的要求。1949年6月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把“人民民主专政”解释为“无产阶级专政”，并且宣布：“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同时，还表明，“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4]实际上，这就是毛泽东和中共对斯大林和苏联模式的最初回应。
后来，由于我们自己也急于进入社会主义，所以，如果说最初是由于斯大林施加压力而使我们采纳苏联模式的话，那么后来就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了。正像邓小平所说的：“我们都是搞革命的，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我们的用心是好的，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这往往使我们不能冷静地分析主客观方面的情况，从而违反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中国过去就是犯了性急的错误。”[5]于是，毛泽东放弃了他自己提出的光辉思想和理论――新民主主义论和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理论，中国开始迈入一个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时期。正如毛泽东所说的：“由于我们没有管理全国经济的经验，所以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不能不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6]这样，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就成了一个全面移植苏联模式的时期。
二、开展“大跃进”运动，实行赶超发展战略
我们都知道，1958年中国展开过著名的“大跃进”运动，倡导“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却很少有人知晓，“大跃进”并非中国人的创造，“大跃进”一词本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俄语词汇：“большой скачок”，在上世纪30年代的苏联报刊上是频繁出现的，因为当时苏联就是在进行实实在在的“大跃进”，苏联党和政府的宣传机构也是在大力提倡“大跃进”。1958年中国的“大跃进”，无论就词源而言，还是就实际发生的事件来说，实际上都源于苏联。但“大跃进”一词是怎样从苏联引进中国的，又是由何人最先在中国使用的，这还是一个有待考证的十分有趣的问题。
但毫无疑问，苏联确确实实是在30年代进行过“大跃进”。斯大林对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订，随后在各条战线上展开的各种各样的劳动竞赛，特别是斯达汉诺夫运动，实施的就是不折不扣的“大跃进”。斯大林采取“大跃进”方针，是他赶超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斯大林在论证超速工业化时强调：“延缓速度就是落后。而落后是要挨打的。但是我们不愿意挨打。……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50年至100年。我们应当在10年内跑完这一段距离。”[7]这种由于落后而急于快速发展的愿望是可以理解的。这一说法也颇有号召力，因此，在民众中赢得了较为广泛的响应。
先看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订。按照苏联计委的建议，对五年计划提出了最低和最高两个方案。最高方案的任务指标高出最低方案约20％。1929年5月，全苏第五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作为法律文件通过了这个最高方案。按照该计划方案规定的指标，在5年间工业品产量扩大180％，生产资料生产增加230％，农产品增加55％，国民产值增加103％。这个速度在世界历史上是空前的。但是，在清除“右倾”反对派以后，1929年12月，斯大林号召“五年计划要四年完成”！计划指标又向上作了大幅度调整，提出：每年度基本建设扩大1倍，生产量增加30％，黑色和有色金属、汽车、农业机械和生铁等品类的生产，必须比原计划多生产1倍。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巨大项目──库兹涅茨克和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联合企业，则要比其原设计能力提高3倍。这在当时就被称之为是一个工业化的“大跃进”（“большой скачок”）方针。[8]
至于30年代的各种劳动竞赛，最有代表性的是斯达汉诺夫运动，都是在“大跃进”的方针下进行的。由于无视经济发展规律和机器设备的实际承受能力，往往违反科学蛮干，这种生产“大跃进”不仅造成产品次品率很高，而且造成机器设备的严重损坏。实际上，苏联当年的“大跃进”虽取得了快速发展，但远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工业“大跃进”就失误更多。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任务远远没有完成，非但没能达到斯大林调整、提高了的控制数字，就连最初的“最高方案”也没达到。工业发展速度反而从1928－1929年度的23.7％，降低到1933年的5％。“欲速则不达”，这是苏联当年“大跃进”就曾得出的教训。
在开展“大跃进”运动，实行赶超发展战略上，我们是学习了苏联模式的。在1957年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毛泽东根据苏联15年“赶美”，也提出了中国要15年“超英”，这样在1958年便发动了“大跃进”运动。这种赶超发展模式上的相似、相同，是十分明显的。只是中国的“大跃进”比之苏联，速度更快，提出进入共产主义的时间更短，也更具全民性，规模更加空前，同时其破坏性也达到了更加惊人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