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科学思维方法是共产党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伟大工具，三者的核心内容是一致的，具有继承发展性，其科学思维方法包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科学态度与思维方法；善于总结和概括认识新成果并加以科学论证，提出新的理论；阶级分析方法；辨证思维方法等等。
关键词：科学思维方法；实事求是；阶级分析方法；辩证思维方法；历史分析方法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思维方法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伟大工具，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成功的根本方法。尽管三者所解决的问题都明显带有一定时代的不同痕迹，但三者的核心内容是一致的，只是后者在继承前者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和发展。他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即他们科学的思维方法，使得中国革命和建设在他们的领导下不断地前进发展。所以，对他们的思维方法进行深入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对待马克思主义，采取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科学态度和思维方法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确定马克思主义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从而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武器。但是特殊的近现代中国社会历史条件，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不断进行理论创新，才能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
1938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论述实事求是的重要性时要求：“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只有远见卓识，才能不失前进的方向。”1941年，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对实事求是又作了进一步的解释，简而言之，所谓实事求是就是指如实反映情况、按照实际情况办事。而对党内教条主义的盛行，毛泽东根据中国的特殊国情系统地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使中国的革命力量不断蓬勃发展起来。这条道路在当时世界上是首创性的。后来，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不无感慨地说：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1938年10月，他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1942年发动的延安整风运动使党彻底摆脱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长期束缚，在全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高了全党的理论思维水平。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维方法的基本点，也是邓小平思考问题、构建科学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粉碎“四人帮”后，人们的思想被“两个凡是”的精神枷锁所束缚。邓小平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支持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上来，并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体系做出符合实际的科学论断，挽救了党和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他在领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结合我国当代的实际，进一步拓展了毛泽东思想中实事求是的基本内涵。他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八个字对党的思想路线进行了新概括，并指出：“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党的思想政治建设上始终强调和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江泽民指出：“全党同志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江泽民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并指出：“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的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发生失误。”在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进一步指出：“坚持党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我们党坚持先进性和增强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与时俱进，就是党的全部理论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
二、善于总结和概括认识成果并加以科学论证，在批判错误观点的基础上，作出论断，并提出新的理论
坚持对党内各种错误思想进行斗争，坚持对党内左右倾错误路线特别是左倾路线作斗争，是党能够坚持真理、纠正错误、不断前进、保持先进性的必要条件。
毛泽东带领中国取得革命胜利和新中国的建设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不断和错误思想做斗争的过程。第一，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批判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和危害性，在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右派的斗争中日益暴露出来。为了从理论上反对党内存在的主要危险右倾机会主义，毛泽东于1925年11月和1927年3月，先后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两篇重要文章，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进行了科学分析，并提出了关于统一战线及土地革命的策略思想。第二，对王明“左倾”机会主义批判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著作中，深刻分析了遵义会议以来党内存在的问题，尤其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创造性地提出了用整风的形式对全党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正确方针。第三，新中国建立初期，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随着苏联模式弊端的逐渐暴露，毛泽东在对苏联模式进行反思、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过程中，领导党和国家创造了在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上均不同于苏联和东欧的中国式工业发展道路。
邓小平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问题，批判了许多错误观点，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观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基础。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表明，超越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是世界大多数共产党国家的“通病”。邓小平针对中国国情，结合时代特征，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他认为，“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针对有的人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的观点，回答社会主义能不能搞市场经济时，对社会主义本质这一重大问题作了总结性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科学论断，揭示了生产力与社会主义的最本质联系，突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目的，体现了它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意义和价值。
江泽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了重要创新。第一，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揭示了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这一重要思想把党的建设与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和体现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有机联系起来。第二，在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基础上，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把“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第三，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并围绕怎样建立市场经济、建立什么样的市场经济体制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了基本框架。最后，江泽民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的文化建设思想，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要结合时代特点从全球视野中认识文化建设，要从巩固意识形态文化主导地位明确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指导方针及根本任务，要从永葆党的先进性的高度把文化建设与党的建设统一起来。
三、阶级分析方法是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分析观察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各种政治现象的一把钥匙
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出发点。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结合中国社会发展各历史阶段的实际，科学分析了阶级、阶层和社会关系的不同特点及其变化，深化了对中国革命和建设规律的认识。
1926年，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全面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提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基本思想，解决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首要问题，为制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战略和策略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在革命的领导权问题上，毛泽东认为：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然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在革命的同盟者问题上，毛泽东指出：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占有少量的生产资料，还要出卖一部分劳动力维持其贫困的生活，因此他们是革命的同盟者。在对资产阶级的认识上，毛泽东把其分为两个部分，并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动力之一。他指出：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它们具有两面性，所以在统一战线中要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使其成为革命的动力之一。在革命的对象问题上，毛泽东指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因而他们是革命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