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著名的软件企业认为，软件价格本身并不重要，关键是我国的软件价格环境要做相应改变――改革企业财务制度，将软件的购买摊入企业的生产成本当中，使软件购买支出列入企业的固定资本。
根据《中国经济时报》（2007－10－17第12版）报道，金山公司近日终于在香港上市，凭借的是占收入68％的网游业务。如文章所讲，金山“变身”，以网游这个“新宠儿”身份成功上市，说明了资本市场的喜好。
对以网游为主业备受资本青睐这一现象，文章援引业内资深人士的解释是，“对通用软件商来说，在中国做通用软件是典型的水土不服，赔钱赚吆喝，看上去市场占有率高，却赚不到钱。说到底还是知识产权环境，使中国的通用软件市场极小”。
在此，笔者要强调的是，我们需关注的不仅是知识产权的自身环境，还要关注相关的社会大环境。推动软件产业的发展，不仅要强调社会意识，更要强调制度环境。以财务制度为例，它对软件产业的发展有十分关键的作用。
众所周知，我国软件市场，价格合适与否是个敏感问题。但国外著名的软件企业认为，价格本身并不重要，关键是我国的软件价格环境要做相应改变――改革企业财务制度，将软件的购买摊入企业的生产成本当中，使软件购买支出列入企业的固定资本。但软件在我国企业只算作“低值易耗品”，甚至在相当多的企业中，软件连“低值易耗品”都不算。
据软件产业相关人士介绍，十多年前，软件企业就提出过上述问题。软件应用厂家（以印刷业为例）认为，只要软件支出能够算作固定资产，对解决盗版问题就有帮助──至少可解决企业购买正版软件的问题。但根据现有的财务制度，软件计入成本只能打“擦边球”，即把软件打入电脑硬件当中，作为硬件成本。这样，没有合适的环境和条件，软件产品提不上价，赚不到钱，国内软件产业便无法发展。故财务制度是我国软件产业发展的重要环境。
党的十七大期间，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田力普在接受中外记者采访时强调，中国毕竟是个发展中国家，1985年才开始建立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能指望短短二十几年内解决所有问题。发达国家在知识产权保护上一般都有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的历史。
联系我国国情，以规范药品说明书和标签的管理为例，国家药品食品监督管理局的行政法规中，要求中国医药企业就药品名称和注册商标的使用“字体颜色应当使用黑色或者白色，与相应的浅色或者深色背景形成强烈反差”。此规定对药厂产品的外观设计有重大的影响，但是否应该这样理解，此乃首先解决便于管理、安全第一的雪中送炭，专利法中的外观设计对药品外包装则是锦上添花。
这就是目前中国发展的现实。宣传反差比较大，学术界讨论很深入；大众的认识还很低，认识的转化很重要；版权最核心的问题是法律意识和道德习惯。
专利制度与工业文明同行，就知识产权制度，我国作为一个农业国，是先有制度，制度超前。“在中国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产生过无数文人墨客及恢宏巨著，在人们享受那些脍炙人口的精神食粮时，没有想到要保护精神劳动的创造者，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才真正从西方引进了版权制度”（张平：“版权文化产业娱乐法”《中国版权》2003年第4期）。学者对版权的这番论述对应了我国目前的实际，根据田力普局长的介绍，在一次保护知识产权专项行动中发现，90％以上的盗版光盘盗的是中国的影视作品，这说明中国的文化产业和影视剧制作人员才是最大的受害者。
在此背景之下，可以理解我国知识产权特别是版权的策略。就软件正版化，先政府（先中央和地方），后企业（先大型企业后中小型企业），最后是个人消费者。而在这过程中，重点打击的对象是非终端用户的直接赢利的侵权者，即盗版制造商和销售商。2004年是国家机关和省级单位的软件正版化年，2005年延伸至地市级。
由此可见，我国对于反盗版不遗余力，并采取了有针对性的措施。在具体操作上，就法人和自然人客户而言，之所以先针对法人，是因为盗版软件固然能为企业节省成本，但伴随着企业的发展，这就属于不能节省的成本了，因为它事关企业的发展名誉。
美国经济史学家兰德斯在其所著的《国穷国富》中强调：“历史憎恶跳跃，大的变化和经济革命都不是突然来临的，它们必定是经过了周全的和长期的准备”。与之相关，据介绍，日本的软件正版化用了20年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