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艾森斯塔特阐述了多元现代性的形成及其动力，从时间与空间、事实描述与理论反思的角度阐释了“多元现代性”观念，批判了隐含于现代性、多元现代性之中的破坏性因素。艾森斯塔特的“多元现代性”观念对中国的现代性建设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有助于我们认识当代世界的状况及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全面而科学地认识现代性；促使我们注重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发挥自己作为后发展国家的优势，发挥传统与历史经验的作用，趋利避害，探索有自己特色的现代性之路。
【关键词】 艾森斯塔特；多元现代性；多重阐释
“多元现代性”观念对我们并不陌生。2002年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在上海所作的“单一的现代性”的报告，就引发了关于单一或多元现代性的争论，这足以反证“多元现代性”观念与我国学术界的亲和力。[1]2003年泰勒(Charles Taylor)在上海作过关于这个议题的报告，也受到了学界的热烈欢迎。①[2]
艾森斯塔特(Shmuel N．Eisenstadt)是以色列著名的社会学家，其比较现代化研究和多元现代性研究在国际学术界都很有影响。他的《帝国的政治体系》、《现代化：抗拒与变迁》等著作都已被翻译成中文出版，并在专业领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奇怪的是，他的现代性理论在国内的影响根本无法与吉登斯(Anthony Giddens)、鲍曼(Zygmunt Bauman)、卡林内斯库(Matei Calinescu)、伯曼(MarhallBerman)、泰勒等学者相比，他的多元现代性研究也一直没有能够引起我国学界的足够重视。事实上，与上述学者相比，艾森斯塔特的研究与中国有更多的关联。这不仅是因为以色列与中国的国情比较接近，还因为他对中国的研究远比上述学者深入。从这种意义上讲，我们更应该关注艾森斯塔特的研究。限于篇幅，本文仅研究其多元现代性理论以及对中国现代性建设的意义。
多元现代性的形成
现代性是一个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概念，这与研究者切入现代性问题的不同路径关系密切。我们先以艾森斯塔特理解现代性的路径为切入点，看他是从哪些方面来把握现代性的。
艾森斯塔特是这样理解现代性的：首先，他是从文明的视角来理解现代性的。现代性是一种独特文明，它与历史上其他类型的文明的区别在于：它是轴心文明的转折的产物。其次，现代规划所导致的人的自主性、开放的未来观念和反思意识，与现代文明有着密切的关系，它规定了这种文明独特的文化前提和政治前提，也决定了现代性的基本预设、文化特征、政治取向、意识形态前提和制度前提。最后，现代性是一个多方面、多层次的复杂的综合体，它不断地变化、不断地重构，但这种重构是继承与变异的统一，也是多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构成了现代性的各个侧面，也是研究现代性需要正视的问题。在研究现代性的历史、现实问题和发展趋势等问题时，在进行相关的价值判断时，都需要考虑这些因素。实际上，正是对现代性的这些因素的把握，促使艾森斯塔特以此为起点，发展出“多元现代性”的观念。
作为对社会发展状态、趋势的一种宏观性的描述和概括，现代性是一个多维的复合性的概念。为了全面而深入地把握它，我们可以从构成现代性的主要因素人手，分析它们在现代性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进而把握现代性的复杂性和多元现代性的形成。这也是艾森斯塔特的思路。他分析了现代性的主要构成因素，诸如作为现代规划的现代性的文化方案、现代性的政治方案，集体和集体身份的建构，现代性的意识形态模式和制度模式，传统和社会历史经验在形成现代性时所起的作用，非西方社会对最初的现代性的挪用，国际因素的影响等，这些因素既产生了最初的西方现代性，又产生了多元现代性。我们从这些因素人手来解释多元现代性的形成。
现代规划包括现代性的文化方案和政治方案，它们在最初形成时，带来了现代性的意识形态前提和制度前提。其中，现代性的文化方案起着非常重要而独特的作用：“现代性的文化方案带来了人的能动性和人在时间之流中的位置的观念的某些独特转变。它持有这样一种未来观念，其特征是通过自主的人的能动性，众多的可能性得以实现。社会秩序、本体论秩序和政治秩序的前提和这类秩序的合法化，不再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了。围绕社会政治权威的秩序的基本本体论前提，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反思意识——甚至原则上否定这种反思意识的合法性的现代性最激进的批评者都具有这种反思意识。”[3]39现代性文化方案所导致的反思意识比此前的社会更为强烈：对于存在于特殊社会或文明中的超验图景和基本本体论概念，不但可能有多种不同的解释，而且还可以被质疑。而且，这种反思意识有可能使现代性进行自我纠正、自我更新，获取不断发展的动力。现代性文化方案也使个体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感：除了固定的角色之外，他们还需要承担多种其他的角色；他们有可能属于超越地域的、处于变化之中的共同体。总之，现代性文化方案极为重视人的自主、解放和创造，希望把人从传统政治和文化权威等各种束缚中解放出来，以扩大个人和制度的自由度和活动领域，这必然导致对人的反思意识、探索精神和掌控自然(包括人性)能力的强调。这些观念的结合产生了现代性文化方案的自信：人的积极的、有意识的活动能够塑造社会。这种自信通过互补而矛盾的两种途径得以实现：人的现实行动可以弥合超验秩序与世俗秩序的鸿沟，实现一些乌托邦和末世论的构想，使人面对无限开放的未来；同时也认识到个体、群体的多元目标与利益的合理性，认识到对共同利益的不同解释的合理性。
实际上，正是现代性文化方案形成了现代规划的基本特征，即人的自主性与开放未来的结合；人的有意识的行动可以塑造社会。现代规划的基本特征决定了现代政治秩序和集体认同与边界的前提，也使政治秩序的概念和前提、政治领域的构建和政治进程的特征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现代性政治方案的出现，极大地冲击了传统的政治秩序，并引发了社会的重大变化：“新概念的核心在于，政治秩序的传统合法性已经衰竭，而建构这一秩序的各种可能性则相应地被开辟出来，结果，人类行动者如何建构政治秩序的问题上，出现了聚讼纷纭的局面。它把反叛的倾向、思想上的反律法主义与建立中心、设立制度的强烈倾向结合起来，引起了社会运动、抗议运动。这些运动成为政治过程的一个持久成分。”[3]83－84现代性政治方案使现代政治领域和政治进程呈现出这些基本特征：“最重要的首先是政治场域和政治过程的公开性；其次是强调‘社会’的边缘阶层、社会的全体成员应直接地、积极地参与政治场域的活动；第三是出现了中心渗透边缘、边缘侵入中心的强烈倾向，中心与边缘间的区分变得模糊不清了；第四，中心或多个中心被赋予了奇里斯玛的品质，与此同时，各种抗议的主题和象征也被中心所吸纳，这些主题和象征作为这些中心的前提的基本的、合法的组成
部分，变成了近代超越理性的组成部分。”[3]84这些主题和象征主要有平等与自由、正义和自主、团结和认同等，它们也构成了现代性规划的核心。
现代规划的基本特征也决定了建构集体和集体认同边界的方式。首先，把集体认同的基本成分(市民成分、原生成分、普遍主义成分和超越的“神圣”成分)从思想上绝对化。其次，集体认同的市民成分更为重要。再次，政治边界的建构和文化集体边界的建构之间关系密切。最后，既强调集体的领土边界，又强调集体的领土的和／或特殊主义成分与更为广泛的普遍主义成分之间的紧张。此外，集体的认同和建构还以反思的形式被质疑，并成为具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斗争和争论的焦点。[3]85正是从现代规划中产生了两种主要的现代性的意识形态：一种是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它强调集体的优先权，视之为本体论实体，强调其诸如民族精神之类的初始的、精神性的特征；另一种是雅各宾主义的意识形态，它强调政治原则的优先权，认为人的努力能够重建政治和改造社会。其共同特征是：“怀疑公开的政治秩序和制度，尤其是代议制和公开讨论的制度。其次，它们都表现出一种专制独裁的倾向，排斥他人，并且竭力把被排斥者妖魔化。”[3]74但现代性的意识形态在现代性文化方案和政治方案上的表现又有不同：前者的意识形态表现为理性至上的原则，即把实质理性或价值理性统摄到工具理性之下，或把它统摄到总体性的道德乌托邦理想之下；后者的意识形态表现为与多元化对立的极权式的全面控制的合理性，但现代性政治方案也承认个体和集体利益的多元化，以及对它们的多重解释的合理性。现代性的意识形态全面地影响了个体与集体，还直接地影响到现代性的制度选择，而且后者更为重要。
在现代性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历史经验和传统的作用是不能忽视的。例如，传统对原教旨主义的影响，历史经验的影响使日本和印度的民主模式与欧洲、美洲的民主模式大相径庭。在艾森斯塔特看来，在当代社会中，历史经验和传统不仅不会消亡，也不可能只能够产生封闭的文明，而是以特殊的方式延续着自己的历史和模式。它们与现代规划结合起来，获得了现代品质，并成为塑造现代社会的重要力量：“这些不同的经验，影响到现代性的不断互动、对任何单一的社会和文明的冲突、不断构成的共同参照点以变化不定的多种方式得以成形。”[3]438
从现代性的发展历史看，现代性的扩张经常伴随着经济上的侵略、政治上压迫和军事上的威胁，这势必影响到现代性的形象。对于非西方社会而言，一方面现代性意味着进步和光明的前途，它们渴望现代性；另一方面，先天性的不平等和面临的各种压迫，使它们对现代性产生了一种矛盾、抵触和抗拒的情绪。这样，就形成了非西方社会对现代性的爱恨交加的态度，并影响到其现代性的建构。这些原因促使非西方社会挪用最初的西方现代性的主题和制度模式，根据自己的利益与需要对其进行不断的利用、选择、重释和重构，并逐渐产生了不同的意识形态和制度模式。此外，现代性的扩张还伴随着民族一国家之间、政治经济权力中心之间的冲突和对抗，以及权力中心为争取国际霸权而展开的斗争。有时候，这些矛盾、冲突、对抗和斗争还非常激烈，甚至到了只有依靠战争才能解决的程度。这些因素也可以引发现代性的制度和文化的变化。
在现代性的扩张过程中，现代规划与制度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结合起来，共同塑造了现代性发展的动力，再与不同的传统和历史经验相结合，形成了现代性的制度模式和意识形态模式。此外，国际性的因素也是促使现代性的制度模式和意识形态模式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因。正是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才最终产生了现代性和多元现代性的结果。
“多元现代性”观念的多重阐释
何谓“多元现代性”?用艾森斯塔特的原话就是：“现代性的历史，最好看作是现代性的多元文化方案、独特的现代制度模式以及现代社会的不同自我构想不断发展、形成、构造和重构的一个故事——有关多元现代性的一个故事。”[3]14
艾森斯塔特在《宗教领域的重建：超越“历史的终结”和“文明的冲突”》一文中，对这个观念做了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的解释：“第一种含义是，现代性和西方化不是一回事；西方模式或现代性模式不是惟一的、‘真正的’现代性，尽管相对其他现代图景而言，它们在历史上出现的时间在前并继续成为其他现代图景的至关重要的参照点。第二种含义是，这类多元现代性的成形，不仅在不同国家间的冲突上留下了烙印，因而需要将民族一国家和‘社会’作为社会学分析的普通单位，而且在不同的纵观全国的(cross－state)和跨国的领域打下了烙印。多元现代性概念的最后一层含义是认识到这类现代性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不断变化的，正是在这类变化的架构内，当代时期宗教维度的兴起和重构，才能得到最好的理解。”[3]412
艾森斯塔特的解释是理解这个观念的主要依据，但鉴于这个观念的复杂性，仍然需要从多个角度予以阐释，“多元现代性”观念既是对现代性的历时性的描述，也是对现代性的共时性的描述——这需要分别从时间和空间的角度予以阐释，既是对事实的描述，又是理论反思的产物。我们尝试从这些方面逐一分析这个观念的多重含义。
现代性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大致是这样的。最初的现代性是特定时间和地域的产物，即产生于17世纪的西欧，产生时带有明显的特征：“欧洲现代性的独有的特征开始时主要是努力形成一种‘理性’的文化、有效的经济、民众(阶级)社会和民族国家，在这当中，‘理性’扩展的趋势越来越清楚，并形成了一种以自由为基础的社会和政治秩序。”[4]364但后来，随着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扩张，现代性也超出了其发源地西欧，扩张到欧洲其他地方，再进一步地扩散到美洲、亚洲、非洲等世界各地，最终成为一种全球性的现象。军事侵略、经济上的渗透和掠夺、殖民主义的统治等因素的结合促成了现代性的扩张，其中占优势地位的军事、经济和通讯技术是现代性扩张的重要前提。
从时间上说，现代性可以被划分为最初的现代性、古典时期的现代性和上个世纪末以来的现代性。现代性的萌芽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经过长时间的发展，终于在17世纪的西欧形成了最初的现代性。最初的现代性的形态较为单一，但在现代性的古典时期，现代性就呈现出了多元的态势。从19世纪到20世纪的60－70年代，作为现代性缩影的领土国家、革命国家和社会运动纷纷涌现，展现了现代性的多元图景，这些现代性与最初的现代性既有相同之处，又有变化和差异。与最初的现代性相比，这些现代性在作为其前提的现代规划、文化方案、政治方案、意识形态和制度模式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变异，在具体面貌和发展态势上都呈现出了多元性。自上个世纪末以来，西方社会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诸如原教旨主义、种族宗教，包括女权运动、生态运动等在内的各种各样的新社会运动，以及新的散居者和新的少数民族。这些新的现象都挑战了经典的现代民族一国家模式，也挑战了最初的现代性模式，使现代性又有了新的发展，并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和特点。由此看来，不同历史时期的现代性都有很大的差异，具有多元化、多样性的特点。
从空间上来说，虽然同属于欧洲，但西欧的现代性与由此发展而来的诸如东欧、中欧等其他欧洲地区的现代性就有很大的差异；虽然同为发达地区，但美洲与欧洲的现代性也有很大的差异：亚洲、非洲的现代性与欧美的现代性之间的差异就更大了；在美洲内部，北美、加拿大和拉丁美洲的现代性之路就大为不同；即使同属于儒教文化圈，中国、日本和新加坡的现代性也有很大的差异，更不要说它们与印度之间的差异了。虽然这些现代性有相似之处，但政治、文化、制度模式和意识形态模式的具体的面貌又大相径庭，呈现出了多元化的表现形式和发展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