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德国哲人仿佛自出生起便注定死后被追询与思考。他们气质冥然而尖锐不安，他们生长如乔木却忧郁问天，他们的思想如悬浮于空中的广袤的大陆，只沾有最杰出的灵魂脚下的尘灰，以此祭奠由思想与艺术所滋养的痛苦。
当代西方哲学是用德语写出来的。那些超越时代的玄想与对于存在本质反理性的构建让世人仿佛重读玛雅文的祭祀天书。人们对于德国哲人的印象停留在上帝置于秒针间的神话缔造者，他们的血液里流淌着一切严谨深厚的品质，灵魂却可以在浩渺的高空缔造超越时代的哲学天国。 从启蒙主义的康德到“名满天下，谤亦随之”的黑格尔，从上帝已死的尼采到因纳粹而耻辱一生的海德格尔，德国的哲学不仅仅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玄之又玄，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哲人生命内涵的艺术，和他们对于现实生活的终极关怀。如作者所说：“哲学不是关于既成事物的理论，而是对于危机的刻画和对未来的展望。”因此，思考是因为我们探寻于存在，也为了在历史对我们做出审判前，人类能做出最明智的抉择。
二
《莱茵哲影》所讲述的，不是“没有人”的思想，而是思想中的人，是时代中的学者在道德与实践上的洞见。20世纪奥斯威辛之后，“昨日的世界”因虚妄而倾圮，始于奥斯威辛的暴虐仍然蛰伏于人类敏感而孤立的神经。在人类灾难的20世纪，在血与火，信仰与谎言中整体迷失的德国，“一大批的哲人在纳粹时期失去了自我的判断力和鉴定力”。海德格尔的纳粹公案便是其一。在此，并不想过多地重复那段历史，它所留给我们的是一种模糊的精神空间，在空旷中留待后人的汲取与反思。张汝伦先生把海德格尔的纳粹倾向划归为一种群体意识，并借此蕴含了对于现代生存方式的深度谛听与对于当代学者实践哲学与道德责任的重新审度。
对于海德格尔，《莱茵哲影》更多地将他作为一个让自己的喉咙发出尽量与那个时代合拍声音的失败的实践者。他让步的不是灵魂，而仅是一种思想的变相妥协。以哲学思考政治，却成了为民主自由与纳粹意识皆不容的中间人，思想付诸于实践的悲怆性莫过于此。20世纪的德国，反理性思潮和存在的虚无观如同骨髓中的毒汁，随着现代性的进程无知觉中渗入人类的血液。 “返归于本原”使得德国的知识分子一度安于一种“天命”的存在。这种无法填补的灵魂空白使得拒绝现代性的纳粹意识趁虚而入，它被海德格尔在内的众多哲学家认同为“德国某种方式的天命，一切在于为它创造一个理智和道德的核心。”虽然奥斯威辛后的今天，这是一种以血腥为代价的荒谬意识，但在那个因思考而悲怆，因悲怆而荒诞的时代，虚无对于一个民族的生存是一种真正致命的暗伤，然可怕在于德国人选择以一种扭曲的历史使命感来治愈这不可见的伤痕。
德国哲人“开始说话”于人类深重的20世纪，这种“声音”来自于他们精神的高傲，以致演变成 “愚蠢的傲慢”。对于“贵族意识”与独立思想的过度信仰使得他们“不可能联合起来结束纳粹的罪恶统治” 。也许海德格尔只是20世纪众多思想与现实行为相背离的目击者和牺牲品。在“何谓学者”一章中，张汝伦先生引述了伽达默尔的一段话，这段话明智而含蓄地点出包括海德格尔在内一批德国思想家群体迷失的原因之一。
“真正的学者必须说的是在将来才得以认同的真理，这是学者的悲剧，虽然学者是他的时代和世界的孩子，他却总以一种沉重的孤独超越他们。而他自己对于周身事物的鉴定却是不合格的。”
《莱》中认为，海德格尔对于政治的期许上是幼稚的，这种幼稚也许在于他过于执着地将属于未来或是属于某个时代的哲学思想放之于20世纪的背景下，如此实践的后果只有在道德践踏于魔鬼的脚下时，“幻想魔鬼的善意而与魔鬼妥协”甚至以“必然性”及“天命”的措词摒弃了德国哲学传统的道德与人格。“真正哲学的洞见与时代协调性在于哲学家如何在哲学与政治的张力中保持实践的理性”，而海德格尔道德与思想的实践却在一个十岔路口上彻底迷了路。如若加、伽达默尔所述的“鉴定的力量”足够强大，历史也许会避免人类在20世纪崩塌于一场暴虐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