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否正如多棱镜一样，具有变幻莫测的多种潜在话语的可能？80年代中期以来，取自近现代历史时段的作品源源不绝，这与其说是文学对历史的好感，不如说是文学向历史讨要话语权力的一种方式。因为从精英作家的创作实绩来看，他们的兴趣似乎并不在于历史本身的钩沉索隐，而是立足于当代性的要求来表达重新书写历史的欲望。以眼下“抗战反法西斯题材”的文学创作而论，作为一个世界性的文学事件，它曾蕴生了多少优秀佳作，以至成为超越国界、超越民族的永恒话题。但随着人们对“二战”历史认识和理解的不断深化，近年来这类题材又成为许多精英作家关注的热点，在选材立意、价值取向、审美形态诸方面发生了微妙而深刻的变化。
一、世界格局与文学传统中的当代中国写作
也许我们宁愿拒绝今天这种文学的辉煌，而不愿人类拥有昨天曾经历过那场可怕的“文学之源”。在人类的整个发展过程中，战争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符号系统，它保存了人类求生存发展过程中人的本质异化和分裂的种种非常表现形式。战争无情地毁灭了“人”的价值与创造，以肆无忌惮的暴力形式颠覆着我们曾经坚定不移地恪守着的正义、公理、和平等价值信条。“二战”无疑是一个极致。它像一个巨大的“震源”，以其强烈的冲击波影响到整个人类。彼时和此时，“法西斯主义”的浓重阴影还不时地出现在我们的上空。相应地在文学领域，对于这场战争的残暴性与荒诞性的追问与反思，对于战争状态下人的精神价值、人的生存处境的关注，就很自然地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文学共通的主题模式。
“战争与人”有着天然的联系。它既是人类实现自身目的的一种途径，也是人类捍卫自己生存权利的一种手段。就其本身而言，它既在创造着人，同时也在毁灭着人。所以，“战争与人”的矛盾实质上是任何战争文学都会面临的两难选择。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场侵略与反侵略、法西斯主义与反法西斯主义激烈斗争的民族矛盾，它直接关涉到反法西斯斗争的许多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因此，作为一种战争文学，无论从历史还是从逻辑角度上讲，世界反法西斯文学必然要共同经历一个英雄主义与爱国主义的“颂歌”时代。“正义”与“非正义”的战争价值观，使它的精英作家们情不自禁地站在捍卫国家民族利益的本位立场上，表现正义之战的崇高与壮美，呼唤英雄的出现，并且以强化英雄的智慧、力量与人格的完美来支撑起处于弱势民族对法西斯主义的精神抵抗。如果我们有兴趣翻读一下肖霍洛夫的《学会恨》、阿・托尔斯泰的《俄罗斯性格》、西蒙诺夫的《日日夜夜》、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以及被文学史家称为苏联战争文学“第一浪潮”的诸多作品，就不难体味。另外像法国罗曼・罗兰的《欣悦的灵魂》、萨特的《自由之路》、维尔高《沉默的海》等，也都颇可称道。
与上述作品相比，中国“抗战反法西斯题材”文学中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情感更是深沉固厚，被强化到了极致。从建国前夕的《吕梁英雄传》（马烽、西戎）到五六十年代的枫云初纪》（孙犁）、《战斗的青春》（雪克）、《野火春风斗古城》（李英儒）、《苦菜花》、《迎春花》（冯德英），中国精英作家在对抗战历史进行“伟大叙事”的同时，都无不对我们民族在抗击日本法西斯斗争中所显示出来的伟大凝聚力与英勇的献身精神进行了讴歌，着力表现了战争对于人的超验情感的激活与净化。尤其是孙犁，更是以诗化笔墨来描绘战争的感性存在。他的小说中，成功的艺术形象似有一个基本模式：女性+普通人=英雄。这里，“等号”关系之所以能够成立，主要在于他的小说文本中植入了一种超越性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可以使柔情似水的水生嫂们变得坚毅刚强。人物形象上的张力，引发出小说的另一种内涵：战争对于人的奇异改造力量。
弘扬爱国主义与英雄主义，构成了世界反法西斯文学的第一个潮头。但是，毋庸讳言，这种表现由于过分专注于营造超验的民族精神“神话”，那就很容易忽视对战争本体、人类生存、人的本质力量的艺术思考，致使形象塑造有意无意地走向理想化和模式化，主题思想的开掘，也难以达到黑格尔所谓“高远的旨趣”尤其是“人类所共有”的人性人道的层次和境界，因而往往导致审美价值的平面化和单一化。其实，战争对于人类的灾难并不单纯是毁伤肉体，更主要的还是迫害灵魂、扭曲人性。20世纪后半叶，为什么西方哲学思潮与文学思潮表现了浓厚的虚无、颓废倾向，譬如存在主义对“此在”一切价值的质疑，“黑色幽默”将整个人类视为荒诞的存在，这一切恐怕都与“二战”密切相关。可见，战争对于人类生存特别是精神生活的影响是多么的巨大而深刻！
就世界的范围来看，把“人”作为价值尺度，用人道、人性、人情来审视战争，大约始于50年代。这一历史性转换的结果，是使对战争残暴与荒诞的揭示，对人之命运的悲剧性同情必然升格为作品文本的中心，而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话语则相应地退居到了次要的边缘。这一点可以看作是“二战”之后的西方包括苏联反法西斯文学发展的一条基本轨迹。肖霍洛夫的短篇小说《人之命运》就开启了这一文学浪潮的先河。小说以主人公自述的方式，叙述了索科洛夫在战争中的不幸经历，表现战争如何影响普通人的生活及其命运。对战争给人造成的不幸和灾难的渲染，使作品蒙上了一层悲剧的色调。同样的作品还有瓦西里耶夫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法国作家加缪的《鼠疫》等。日本作为“二战”的发动者与战败国，战争中人民饱受离乱之苦，战后控诉战争罪行的作品也相继问世。五味川纯平的《战争和人》，就以非常明确的“反战”意识对日本军国主义罪行进行深入的揭示和剖析。尤其是作者对战时各种爱情的描写，把死亡与爱两个永恒的主题置放在情节的延宕之中，更是感人至深。当然，同样是以“人”为价值中心的描写，在肖霍洛夫和瓦西里耶夫的创作意识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英雄主义精神的余辉。在表现“人与战争”的冲突时，他们竭力调和价值取向上的矛盾性，既表现正义战争的合理性，又从人性的角度写出战争的残酷。于是。“英雄主义”与“悲剧性”往往成为这批作品的双重题旨。真正完成反法西斯文学中“英雄”历程的则是那些走得更远的作家。苏联“战壕真实派”的作品，以生命本体意义作为价值评判尺度，渲染战争中人的求生本能，甚至倾注对逃兵、开小差士兵的同情；美国作家约瑟夫・海勒的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在表达了对战争价值的怀疑和对特定军事生活的荒诞体认的同时，也对“开小差”行为予以人道主义的肯定。在这些作品中，由对人本体的思考取代了过去对战争本质的思考，民族主义、英雄主义遭到了无情的抹灭与消解。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由于切入战争生活的角度变异，这类作品丢失的不仅是悲壮与崇高的美学内涵，而且也失去至少是极度淡化了“反法西斯主义”这一美学题旨。
如果说建国前夕和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抗战反法西斯题材”文学走过的是一条相近于苏联的发展道路，那么，近年来我们在这方面的创作则显示出迥异于西方的独特景观。当西方作家们以人道主义精神对即便是“正义”的战争进行重新审视，更多地发现战争的荒谬与残酷的时候，中国作家受传统文化思想与现实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却相当谨慎而有节制地接纳人道、人性渗透融入。可以说，西方作家是在视点的位移（从战争本体向人的本体）中完成了20世纪反法西斯文学的历程，而中国近年的反法酉斯文学却依赖作家文学观念的多方位变动，才逐步实现了自身创作的发展变化。这种审美逻辑上的差异，使中国近年的“抗战反法西斯题材”文学呈现出另外一种发展态势，它完全可以纳入新时期文学发展的主潮中并成为其中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如莫言描写农民自发抗日活动的《红高梁家族》，就是颇具代表性的“寻根文学”的文本实践；叶兆言、刘震云等有关抗战题材的“新历史小说”，它们体现的写作意识及文学精神与“新写实”存在着不谋而合的话语关系；张廷竹以国民党军队抗日活动为描写重点的《黑太阳》等一系列作品，在真实与虚构的矛盾关系处理上，相当典型地反映了当前许多精英作家选择的意向；周而复、李尔重、王火等老作家的鸿篇巨制《长城万里图》、《新战争与和平》、《战争和人》，则清晰地显示出新时期文学“回归现实主义”的美学追求……。文学观念、思想意识的解放无疑拓宽了精英作家的审美视域。因此，他们的思维触角也就不期然而然地由原来较为单一的国家民族本位向个人本位转换，以深邃的目光关注起人的生存与命运、道德与人性、死亡与爱情，努力揭示战争作为人之存在方式的本体意蕴。这种追求，使得我们的抗战反法西斯文学在内化深化“人学”方面，殊途同归地接通了同当代世界文学的联系。尤凤伟的《生命通道》最近之所以引起广泛的关注和好评，究其根本，主要也就在于它摆脱了我们习见的那种狭隘的政治功利和阶级归属模式体系，而将“战争与人”的思考推进到人本体的层面。当然，由于“人学”内涵的丰富复杂，也由于我国作家文学观念、审美价值取向的差异，近年文坛抗战反法西斯文学虽有阶段性的不同呈现，但就总体来看，它基本上还是处于一种共时态的“块状”景观。不同的创作群体以及他们的作品当然有联系，但彼此之间的确还存在着很大的区别，有的甚至是抵牾，难以对话。但如同其他所有文学题材的创作一样，中国当前“抗战反法西斯题材”的文学，它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多元无序格局。对此，我们应该有个恰如其分、准确的认识。
二、不同价值取向中的不同艺术形态
反法西斯文学毕竟不同于现实题材的文学创作。严格地讲，它同一般战争文学相比较，也自有其独特的题材、主题。审美价值取向，它体现了作者对战争、历史、人类精神在某一特定历史情境下特殊的情感和认知。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面对同样的历史，中国当代精英作家才表现出他们不同的价值取向，并且以各自不同的艺术实践，对历史重新进行着自己的书写。
如果对近年来“抗战反法西斯题材”的文学稍加梳理，我们就可以看到，精英作家们对历史的种种书写尽管千差万别，殊态纷呈，但就实而论，它们基本可归为以下四种艺术形态或曰审美范式：一是以现实主义精神为创作旨归，力图客观地再现历史的原生全貌，确立战争历程、人物事件的叙事价值；二是超越战争客体，对战争过程中人的精神形态进行把握审视，着意破译蕴存于其中深层的文化意蕴和某种先验的存在；三是在对历史本体的思考中，由过去机械教条的一元论进入到现在立体多元的“合力”叙述；四是由人性层面切入战争本体，致力于表现战争中人的情感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当然，这只是一种相对的划分，事实上这四种形态彼此之间或多或少都存在着一定的交叉和联系。
试图以“史诗”气势的恢宏与壮阔，全景式地复现抗日战争的全貌，整体把握当时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等方方面面，是第一种形态作品的一个显在特征。这批作品规模宏伟、篇幅巨大，无论就其包容的历史信息量，还是就它们所传达的思想意蕴和取得的艺术成就来看，都达到了相当的境界，堪称近年来抗战反法西斯文学的“重头戏”。尤其是周而复的《长城万里图》、李尔重的《新战争与和平》和王火的《战争和人》三部多卷本、长达几百万字的煌煌巨著，更是发挥了长篇小说囊括整个时代、包罗广阔无垠社会生活的优势，以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为骨架或背景，支撑起一座蔚为壮观的艺术殿堂。在这里，作者不是罗列少数几个人物，少数几个事件，少数几场战斗，少数几个生活片断敷衍成篇，而是描写生活的一个全貌和整个过程。从纵的方面看，它从抗战开始写到抗战胜利，几乎把八年抗战发生的重大人事都一一编织进小说。从横的方面看，它把中国的抗战放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下，笔墨涉及敌、我、友诸方面，中、日、意、美、英、苏、德等主要国家；上至共产党领袖，国民党不同派系人物，民主党派和知名人士抗战活动，下至地下党的艰苦奋斗，知识分子的痛苦选择，普通小人物在抗战激流中的种种生存风景；包括孤岛时的上海，沦陷了的苏州和南京，天灾人祸的中原，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白雾茫茫的陪都重庆都尽收眼底。如此包罗万象的历史容量，在以往的抗战反法西斯文学中恐怕是难以见到的。它反映了这些老作家雄厚的生活积累和非凡的艺术概括力，同时也说明思想解放和进步史识之于创作的重要。如《战争和人》中的主人公童霜威，原是国民党政府的高级幕僚，放在文革以前的作品中，肯定要被目为汉奸或反派人物的，但作者却把他还原成一个关心民生疾苦。对抗战前途深怀殷忧的正直的爱国者，并以他为中心，组成一个犬牙交错、异常复杂的人际关系网。这样，不管是共产党员柳忠华、冯村、童家霆，还是汉奸欧阳筱月、三青团的处长陈玛荔、陷身泥淖难以自持的欧阳素心等形形色色的众多人物也就自然而然地被引出笔端，得到真实生动的描写。由此可见，“史诗”的追求对作者来讲，既是一个艺术观念的问题更是一个思想观念问题。“生活本来就是复杂的，这些五光十色的人和事其实人们在那个时代都多少有过见闻，但不解放思想就不会这么写，也不‘敢’这么写。”“如不是解放思想，我将不会去写这个题材。如不是解放思想，童霜威和他的下一代童家霆将不能在书中占有重要地位。”王火此言，从一个侧面道出了这类作品之所以成功的根本原因。
如果说第一种形态作品主要是通过历史“情节化”的推进，表达了正义必胜的理性观念，弘扬崇高的精神主题，从而给我们以“凝重”的阅读感受的话，那么在以莫言、池莉、叶兆言、刘震云、苏童、周梅森为代表的第二种形态的作品中，前者所习惯表达的主题再也不是延宕于小说情节中的一个形而上隐喻和某种精神性暗示，而是作者着意要填补的一个空白甚至是悬置。这批作品，通常被广泛地称为“新历史小说”。但实际上，这一指谓下的作家队伍却是一个庞杂而缺乏一致性的创作群体。就本文述及的抗战反法西斯文学的题旨而论，刘震云、苏童的作品，在把历史向故事转化的过程中，历史其实只是充当故事结构中的风景和摆设而已。历史的时间性被得到证实，而空间实在性却在小说文本中被断裂成为无数碎片，以至我们难以把它们纳入到“抗战反法西斯文学”这一严肃命题中加以析论。而周梅森的《国殇》等一类作品则似乎无意于解释历史，在某种意义上，他关注的只是历史中发生了什么。尽管他的叙述话语中隐含着“揭示”历史的动机，但作者自己发现的历史结果往往只是一团迷雾，历史的本质和理性真实在文本中遂成为一个巨大的悬置与存疑。这种历史认知方式渗入“抗战反法西斯题材”的文学创作之中，它对这类作品固有价值取向的影响乃至消解自然就不言而喻了。
相比于刘震云、苏童、周梅森，莫言、池莉、叶兆言的作品就更有一种精神企慕。在他们这里，历史本身的叙述被淡化，小说文本由过去单纯的表意操作，走向对人类文化的深度审视。有关这方面的追求，始作俑者当推莫言。他的长篇《红高粱家族》就是在“寻根”意识驱动之下对战争感性存在的一种深沉打量。余占鳌领导的农民武装队伍，没有经过革命思想的洗礼，也没有明确的奋斗目标。但在外族入侵的历史情势之中，他们强悍的生命力和敢作敢为、富于冒险的个人品格却爆发出威武不屈的抗暴精神。余占鳌、戴凤莲们的浓厚乡土之情中凝聚着超拔的民族精神力量。在战争中，这一切升华成令人敬畏的壮美人格和民族抗争意志。他们的抗日显然也是历史的一种真实存在。莫言从寻找民族生命活力的层面去表现战争中人的精神形态，无疑是对历史和战争本身的重新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