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与思的时代镜像(一)

前些年我曾经写过一篇谈读书的文章,说读书境界有三,一是"被书所读"(不知为何读书而读);二是"读书是书"(仅仅是苦读书);三是"读书不是书"(建构思想体系)。今天我大体上仍持这种看法。尽管也经历过读学位的"苦读",或"不求甚解"(陶渊明)之读,以及乐在其中的"读书串门"(杨绛),然而回望我读书三十余年时光,最大的问题似乎是读与思的时代错位。

一 60年代的读书--心性启蒙

回忆似乎不应该来得如此之早,因为除了仅仅人到中年以外,历史并没有给我们太多的回忆机会,只是将我们强行拖着走而已。
对于生于50年代中期的我来说,60年代读书的情况在我的记忆中已经有些模糊。一则因为三年自然灾害使得我们这一代在生命之初,就先天缺乏精神物质双重营养。同时又由于在"乌托邦"话语指引下,人们将中国传统尤其是古书看作弃之唯恐不及之物。因而在60年代,读书确乎是一种精神奢侈。
记得四岁多时(1960年初),颇有国学根基和书香世家渊源的外祖父就严格地教我读书,从《千家诗》发蒙,然后读《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四书五经》等,同时要我每天写一张仿(颜体)。这样不知不觉地"被书所读"--完全不知道书中所言为何物何史何理,当然更不能体味书中的妙境了。那时只看到外祖父紧蹙着双眉,在苍老和稚嫩的读书声交汇中,眼角不时闪出的亮光。两年过去了,当我对古诗文有了某种真实的亲近感时,外祖父却中止了祖孙的日课--他终于未能躲过那场大饥荒的魔掌。当我被母亲领到外祖父的简陋的墓前时,只是感到阴阳两界的神秘和失去亲人的深切悲哀,并没有想到读书中断所造成的精神裂痕。
随后,我也瘦弱地从三年灾害中挺了过来,并开始上小学。在"现代性的教育"体制中,古代文化内容已经被压到最低。我在若干知识组成的网眼中,仿佛清楚实则盲目地读着。尽管每周还时时温习一下那些读来朗朗上口的古文古书,但是其意义更觉扑朔迷离,未可究底,亦谈不上更上层楼。
终于有一天,大街上满是红旗红袖章红海洋,高音喇叭游行口号震耳欲聋,处处在砸"四旧"烧"古书";先文斗,后武斗;今天台上"秀",明天阶下"囚";然后枪声骤起,各派(或"井冈山派",或"八・二六派")你死我活水火不容。在硝烟弥漫中,我看到少男少女的年轻躯体在秋草瑟瑟中倒下,看到中学生们那种被疯狂的仇恨所烧红的愚昧眼睛。我的心被红色海洋灼伤了,只能从瓦砾中退到狭窄幽暗的家里,最后将外祖父留给我的一箱子古书深藏起来,就又退到了乡下去"躲武斗"。等到一年多以后,我晒得黧黑回到城里,马上又被挥手"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于是,书是读不成了,只能违心地到广阔天地读所谓"生活之书",再次(1969年夏)被"书"所读。
延宕成为我们这一代的命运!

二 70-80年代读书--知识奠基

这个世界好像总是十年一变。难怪"生生之谓易"!
从农村回城(70年夏),上中学读书。尽管几乎每个白天都有批判会或各种名目的"学习",但晚上总是自己的天地。"文革"后期(71-76年),我日复一日地感到头脑空无的可怕,于是在各种大批判的喧哗中潜下心来大量读书。一些烧而未尽的书在"地下"流传着,我用以书换书的办法换到或借到大量的中外哲学、文学、文化史、思想史的书籍,经常通宵达旦地读,兴奋莫名,甚至有好多次晚上将手电筒照得直流水(那时节约闹革命,晚上一般定时全院停电)。遇到好书,对方实在不换,只能几个朋友轮流用复写纸将书誊抄下来。在"白卷英雄"风靡之时,我沉下心过我的读书和书画音乐的生活。这期间在经历了太多政治风暴之后,我明白了自我身份和现实处境,因此读书已不再是"被读",而是主动语态的"去读"。
作为文革后第一批高考入学的大学生,我在七十年代后期(1978年2月)考入四川大学中文系学习。当时对古典哲学如康德、黑格尔哲学和美学非常感兴趣。同时,也注意用西方古典美学观念来对中国传统美学重要思想范畴加以对照和重新阐释。当时,大多学人对理论都有一种独特的兴趣,我和朋友们经常为一些抽象的理论问题争得面红耳赤,为了问题的解决而沉溺于读书思考,读书成了当时大学一道重要的风景线。我第一篇文学理论批评文章,并非是单纯的文学批评,而是具有对传统美学思想加以现代分析的色彩,即对"意境"这一重要的中国美学思想进行分析。尽管这种分析尚未成熟,但它使我提以触及一个主要问题的边缘,因而充满着思想的挑战。
后来,考进北大中文系读文艺美学研究生。这使我可以尽可能地吸收新的思想,倾听不同意见并在新的整合中为我所用。同时,这里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思想又使我不为专业界限所限制,而是坚持处于学术前沿之中,不为假问题而浪费时间,静心读书尤其是读西方现代具有学术转型意义的重要著作,并结合中国这一百多年的思想史学术史,思考学术与政治、学术与人生的问题,古今中西文化冲突问题,美学与人生的诗意存在问题,甚至未来学术基本走向和中国学术在世界上的位置等后殖民文化问题,使我获益良多,得以在书林中找到自己和自己的工作平台,从而在思想和表达上进入一种新的场域。
利用北大的丰富藏书,我开始有目的地板块式地读书,以修补当时网眼般疏漏的知识框架。在读书过程中,始而信,信而惑,惑而疑,疑而索解,解而终归悟。我发现我曾经佩服过的一些中外学者,由于沉浸或玩味于渊博,而终于丧失了自己的独立见解,满足于成为读书很多的"两脚书橱",却难以形成真正的思想体系,甚至没能写成-部有思想创建性的著作,从而意识到,一个人的读书生涯是相当重要的,然而读书本身不是目的,读书的真正目的是通过读书在尽可能的全面知识掌握中,以其思想的穿透力对其处身的时代进行深度反思。也就是说,读书是思考的前奏,是自我思想诞生的产床。思想者的阅读永远是创造式阅读,他能在看了多类或某类书以后,理解并领悟他人思想,同时又能将那些书中思想的正反面问题及其有限性逐一审理清楚,他绝不屑于把他人的思想碎片作为自己的思想坐标,而且,他的博学仅仅是使得自己的思想大厦具有广阔深厚的地基,从中拓展出一种原创性体系。这才是读书正果。
那时,我们都将学术看得很重,因此不断进行思想学术补课,这成为80年代几年书斋生活的主要形式。平心而论,自己的思维方式主要偏重于理论,所以一直对文学作品的评论关注不够。这种理论热情,使我在纯理论和作品感性体验中往往顾此失彼,最终只能选择了偏重于理论思维方面的研究,可以说,从事理论思维的训练和知识结构的调整,有利于思想资源的积累和自我学术问题的审理。弄清自己的知识结构和理论资源存在的问题,就有了不断修正的可能。为了对现代作品的基本结构及其模式加以准确阐释,我开始对现象学这一20世纪重要的思想流派加以研究,着手翻译《文艺现象学》,并开始进行现象学和解释学的专题研究。对现象学和解释学的研究使我的知识结构有重大改进,通过现象学的严谨训练,我在对"意义结构"和"主体间性"问题的厘定和对问题对象尽可能地加以严格科学的把握方面,有了明显的进步。同时,为使自己不至于过分抽象,又对狄尔泰的体验论解释学加以研究,并进一步进入"接受反应批评"和"解构理论"的研究。这样,我对西方20世纪文艺理论有了一种建立在"个案研究"之上的、能够进一步展开的工作平台和进入问题的基本角度。这为我紧紧抓住"意义"问题并在八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初期进入后现代主义的研究,提供了诸多学理上的过渡。
面对多元文化语境,必得打破学术门户之见,打破固守所谓狭义的研究范围的藩篱。排斥或丧失了新理论新思维,丧失了社会理论和文化批判,要真正发现时代问题和更新知识框架,几乎是不可能的。据此,我给自己的"读与思"定位:读书方法定位、文化批判定位和思想价值定位。通过这种定位,我才有可能保持一种开放的、向前发展的学术意向。当然这纯属是我自己的个体学术思考和写作的方式,并不具有普遍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