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内好在《〈中国文学〉的废刊与我》的结尾处写道：“所谓文学的衰退，客观地加以说明的话，就是：世界不具有文学性的构造。今日世界与其说是文学化的，不如说是哲学化的。今天的文学处理不了大东亚战争。”一般人肯定认为，将“文学”与“大东亚战争”直接联系在一起，自然“政治”上是极“不正确”的，甚至连竹内好的研究者也不得不承认，“他在寻求思想强度的时候，往往失却政治的正确性。战争期间支持 ‘大东亚战争’是一例”（铃木将久：《竹内好的中国观》）。只有孙歌富有洞见地指出，《〈中国文学〉的废刊与我》“在理解竹内好的文学立场方面，这是非常重要的文献，因为它正面表述了竹内好的‘回心之轴’，并把这种回心之轴外化为真正的行为。从解散中国文学研究会到主张日本的自我否定，从鼓吹大东亚战争的理念到消解国民国家的框架，竹内好使他的文学性构造在一九四三年那个苦难的年头负载于一个最费解的形态，这就是在战争这一凝聚和激化了现代性问题症结点的现代性事件的白热化阶段，竹内好试图将世界的哲学化构造转化为文学性构造” （《竹内好的悖论》，47页）。但她为了避免坐实“文学”与“战争”之间的关联，还是用 “过多的理想主义激情”、“对一时一地局势的判断失误”来替竹内好辩护，并且特别强调他的失误不是“原理上的失误”，因而竹内好的思想“能够超越时空地成为我们的精神财富”（同上，48页）。在我看来，“政治”上是否“正确”并非讨论思想问题的第一要义。因为顾忌政治正确与否，必然会以接受某种不言而喻的“共识”为前提，反而影响了将思想历史化和语境化的工作。譬如竹内好对于“文学”的强调，很容易使得正为“文学”迅速边缘化而焦虑的中国文学研究者产生认同感，进而在抽象的意义上引为“精神财富”。然而，竹内好所谓的 “文学”究竟是“何种文学”？为什么具有和“哲学”相对抗的“构造世界”的功能？这种“功能”为什么要以“大东亚战争”作为“现实”的对应物呢？倘若离开了“现实”的对应物，“文学”还能继续拥有“构造世界”的功能吗？……如果不能对这一系列问题细加参详，恐怕我们就很难分辨出竹内好思想中哪些是“启示”，而哪些又是“危机”？甚至是 “危机”中潜伏着“启示”，“启示”中暗藏着“危机”？这恐怕是“竹内好悖论”的更深一层的意义所在。在竹内好的表述中——“今日世界与其说是文学化的，不如说是哲学化的”——“文学化”与“哲学化”构成了一组对立的概念。这组对立概念不仅清楚地表达了竹内好对“今日世界”的判断，而且明晰地呈现出建构这组概念的历史语境：日本自明治以来资本主义化所导致的危机以及种种试图克服、超越危机的冲动与尝试。正如哈如图涅 (Harry Harootunian)所言：“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日本作家和知识分子广泛认为，他们生活在一个历史的危机时代，而这一危机肇始于此前推行的资本主义现代化规划。当时大多数工业社会都面临着同一危机，后者还波及各自的殖民地。全球经济大萧条不过是为各地的思想者提供了一个契机，使他们对资本主义现代性先前释放出来的，但似乎已成功化解的巨大的社会、经济、政治以及文化矛盾获得了一次认识的机会。当时人们谈论得较多的是文化（艺术）领域，尤其是生活中的矛盾已尖锐地蚀进日本生活肌理的那些方面，因为在这些领域中，出现了明显的裂痕、非连续性和多重时间的共存，这为严格地评价、判断和进而界定日本的现代主义为何物提供了一个焦点。”（《“构想的不定性”：顽强的现代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在现代日本》）这儿也许不必太过拘泥于“现代主义”这个概念，从上述的讨论中可以看到，“哲学化”对应的是“资本”高度“抽象”的逻辑：国民国家和市场经济正在以它们独特的方式“脱社会化”，把文化的内在差异兑换为“发展”的普遍要求，所有的一切都被置放在“经济”与“消费”的客观性之上。由此引起的“反动”自然指向了“具体化”的、代表着“自然情感”和“肉体感觉”的“文学”。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对“文学”的诉求，不以承认作为现代性分化的后果和现代体制的组成部分的 “（现代）文学”为前提，而以“反（现代）文学”的面貌出现，因为在 “反（现代）文学”论者看来，所谓“（现代）文学”也已经“哲学化”了，也就是所谓“今天的文学处理不了大东亚战争”。那么，怎样的“文学”才能处理“大东亚战争”？更进一步地追问或许应该是，为什么会要求“文学”必须处理“大东亚战争”呢？当时以“反（现代）文学”的面貌出现的“文学”诉求不是单一的，而是具有多种形态。在这些形态中至少有两种取向比较有代表性。 一种是小林秀雄式的“文学”诉求，他同样是以反“抽象化”来争取“文学”的“真实感”和“文学”的“直觉”与“洞见”。他所谓的“文学”可以一直追溯到《万叶集》的诗人和十八世纪的本居宣长。将“文学”追溯到《万叶集》，这一行为本身就是为了建构现代日本国民国家文学“正统”谱系，这一谱系的建立是以祛除“汉意”（也即“汉文化”的影响）为前提的；与此相应，本居宣长吸引小林秀雄的，也是因为他的 “排汉”主张：不管长久以来如何依赖于输入的外来知识原理，真实的日本情感性，在它被“汉语”遮蔽之前，依然存在于民族生活的层层积淀中。据小林秀雄所言，恢复本居宣长设想的这种自然的情感性，也就是 “文学性”，要求一种坚定的立场，以抵抗“理性原则”以及在行为和认知中“抽象性”的统治。很显然，小林秀雄将本居宣长以“日本性”对抗“汉化”（“支那精神”）的图式置换为以“日本性”对抗“西化”（“现代性”）的图式。但是小林秀雄似乎忘记了，正是前一个“图式”建构了作为“现代国民国家”的“日本”和“日本文学”。以“虚构”的“日本性”来对抗刻意“他者化”的“现代性”，小林秀雄对“文学”的诉求只能像哈如图涅所说的，“除了肯定那种‘如其所是’，即维持现状的政治，其他任何政治的可能性也都消失了”（同上）。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夏目漱石对“文学”的诉求。他也是以“反（现代）文学”的面貌来表达对“文学”的诉求，人们一定记得他在《文学论·序》中“有被英国文学所欺而生不安之感念”的名言吧！按照柄谷行人的解释，我们不应该把夏目漱石的这种“感念”笼统地称之为接触到非本民族文化者的认同危机。因为这样说时，已经将“文学”视为不证自明的东西，而看不到“文学”之意识形态性了。夏目漱石“被英国文学所欺而生不安之感念”，不仅意味着他对以“英国文学”为代表的 “（现代）文学”的拒绝，同时也抗拒了以“排汉”为前导建立起来的日本“（现代）文学”。他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柄谷行人说：“漱石不期然地看到这一点，不用说是因为他熟谙汉文学之故。”需要强调的是，这儿所谓的“汉文学”并非实体性的（譬如把它落实为“中国文学”），而是被设想为在“文学”的彼岸无以回归且不确定的某种东西。如果把竹内好对“文学”的诉求放入上述两种取向中，毫无疑问，他是接近于夏目漱石那种对“文学”非实体化而注重机能性的理解。但值得注意的不只是这种表面上的相似性，更需要关注以“反（现代）文学” 的面貌出现的“文学”诉求的现实对应物，也即以“反现代性”为特征的“替代（现代）性方案”。假设没有“替代（现代）性方案”的内在支持，“文学”不可能被想象为“行动”，只能是沦为现代体制内部的“空想”。这也许就是竹内好再三强调的“文学”的“政治性”吧。他说：“真正的文学并不反对政治，但唾弃靠政治来支撑的文学。它所唾弃的文学，在孙文身上看不到‘永远的革命者’，而只看到了革命的成功者或革命的失败者。为什么唾弃呢？因为这种相对的世界，是个‘凝固的世界’，没有自我生成的运作，因而文学只会死亡。文学诞生的本源之场，总是被政治所包围。”（《鲁迅》）竹内好区分了两种“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一种靠“政治”支撑的“文学”，它对应的是“凝固的世界”，也就是现代体制所生产出来的“文学”，这种“文学”不仅不能认识孙文的意义，更不可能处理“大东亚战争”，所以理所当然地遭到他的“唾弃”；另一种是其“诞生的本源之场，总是被政治所包围”的“文学”，也就是内在于“替代（现代）性方案”的“文学”，可以转化为“行动”的“文学”，这种“文学”所呈现的是根本性的“政治”。这种对“文学”与“政治” 关系的理解，不是单单属于日本的现象，只要注意到如海德格尔和本雅明这类思想家的心路和思路历程，就能够很清楚地把握，任何一种以反 “（现代）文学”面貌出现的“文学诉求”，必然要和“替代（现代）性方案”结合才能显示出它批判和超越“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共识”的力量，无论这种批判从“右翼”的“法西斯主义”，还是从“左翼”的“马克思主义”展开。无论从“世界”的视野，还是从“日本”的方向来看，夏目漱石的 “文学”诉求都是高度“政治化”的。当然，这是竹内好期待的而非唾弃的“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小森阳一通过重读《文学论》，把夏目漱石产生“有被英国文学所欺而生不安之感念”，从而转向了“汉文学”的过程，理解为他把“汉学中所谓的文学”和“英语中所谓的文学”来进行对比，并且强调“汉学”和“英语”是作为“（大清、大英）帝国”的 “表征”，在努力构建“现代国民国家”的“日本文学”上发挥作用。小森阳一指出，从“世界”性的角度来看，两种在不同时间和空间，并且在内容上有着决定性的差异的相互封闭的“文学观”，在一个来自日本—— 一个曾经属于“大汉学帝国”，现在又要和“大英帝国”结为同盟的国家——的留学生的脑海里相互交叉，促使他开始探究，具有普遍性的“文学”到底是怎样一种言语表现（《帝国的文学/文学的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