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知识管理；文化信息；失落与变形
论文摘要：知识管理足企业界一个新的管理理念。将知识管理的理念应用于翻译，讨论文化传递中文化信息的失落与变形是一个较新观点。翻译的过程是知识管理的过程，任何文化信息的失落与变形都是知识管理的结果。如果异域义化的产品被当做资产来管理、利用、创造和投资，那么对翻译的知识管理将会变得积极和敏锐。
传统翻译研究的重点多放在原着与译作之间的文本对比上，追求译文与原作全方位契合。传统译论一方面推崇“忠实”，另一方面又无法否认那些“不忠实”，甚至“叛逆”译作的文学和历史价值，使翻译陷人两难的境地。20世纪70年代，西方翻译理论界的“文化转向”为译学研究开辟了新视角，人们对翻译又有了新的认识重新评价翻译中出现的误译、偏译、改译等文化信息的失落与变形，重新定位译者，都是近年来随着翻译文化学派的兴起而日益引人注日的课题。从知识管理的角度看，原作在从文本到译本的转化中，文化信息的失落与变形是知识管理的结果，翻译的过程是知识管理的过程。
一、知识管理
知识管理(KnowledgeManagement)，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出现的种新的管理理念，为企业界普遍看好。按照知识管理的理论，在信息的增殖链上，分布着数据、信息加识和智慧四个层次每·个层次代表着信息加工的不同阶段:要使数据提升为信息，需要对信息采集与选择，压缩与提炼。而将信息提升为知识，还需要根据用户的实际需求，对信息内容进行提炼、比较、挖掘、分析、概括、判断和推论，对于这个过程的管理就是知识管理。作为一个新生事物，知识管理日前有多种定义，如:知识管理是一种有目的的管理进程，它通过对信息管理和学习组织的合理实施，加强组织内部知识的运用，服务于组织的整体利益;知识管理是企业面临不断变化的非连续性环境时，针对组织的适应、生存和竞争能力所采取的一种迎合性措施;知识管理是利用组织的无形资产创造价值的艺术。鉴于知识是资讯、文化背景和经验的组合，笔者理解为知识管理是在特定文化背景下，根据实际需求，凭借经验，对信息进行的加工与提炼，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创新。总之，知识管理一方面把知识作为产品来利用，另一方面利用知识来生产产品，亦即开发组织信息和利用人的知识创新地接受信息，其核心集中在知识产品和创新能力上。
二、知识管理与翻译
如同企业把知识作为产品利用并生产产品，翻译是对文化知识产品的利用与再创造。从根本上讲，原作是信息或文化资源，翻译的根本任务就是把源文化产品改造成目标文化产品。文化的产品结构不同，文化的生态环境也各异，所以一定程度上它是对跨文化产品进行文化本土化，是跨文化交流必须经过的程序。原作从文本到译本所经历的“文化信息的资源供给到接纳”的过程，正是由信息上升为知识的过程。其间，过滤和加工是最重要的环节，亦即对信息内容的提炼、比较、挖掘、分析、概括、判断和推论。如果说知识管理的目标是使最恰当的知识在最恰当的时间传递给最合适的人，以实现最佳的决策，那么翻译的文化日标则是通过对文化资源的过滤和加工，把最恰当的知识在最恰当的时间以最恰当的方式传递给最合适的读者，以达到最佳目的。
翻译中的知识管理过程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1.对文化产品的过滤与翻译中的文化失落
不同的社会，文化也是千差万别。异质文化相遇必然会出现碰撞、冲突。意大利学者翁贝尔托·埃科曾指出两种不同文化相遇产生的二种可能:一种是“征服”，或是教化(即按照A文化模式改造B文化)，或是毁灭;·种是“文化掠夺”;再就是“交流”(互相影响和尊重的双方流程)。翻译并非是直线型的简单过程。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无论如何也不能与他所处的文化框架或文化范式相隔绝。译者面对文化的多样性，翻译起来就难免陷入两难的困境。他必须在源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的两极之间做出某些选择和取舍。传统文化因素、文化心理结构等，都会左右译者对其选择和取舍:过滤掉自身不理解、不需要的东西，吸收异文化有用且能与自身传统相结合的部分。译者对源语文本的解读，信息的传递处处受到目标语文化强烈的文化过滤，这必然导致一部分源语文化的失落。
以林纤的翻译为例。在很多人眼里，林纤的翻译是算不上翻译的，因为他总是对原文进行任意的增补、删节。《黑奴吁天录》是林纤与魏易合作翻译的作品，原作在政治和宗教方面对19世纪50年代的美国影响极大，而译作同样对当时的中国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不过，这并非因为译者的“忠实”翻译，正相反，译者对“负载着原着主导意识形态的宗教内容做了许多的裁剪—或是删除，或是淡化，或非宗教化”，他们是用“微妙的自设的审查机制”对知识进行了强烈过滤，进而创造出“一部强烈颠覆原文的翻译小说”，以告知人们:基督教能提供的，中国传统道德观也可以提供。
2.对文化产品再创造与翻译中的文化变形
在翻译的知识管理中，创造性翻译是翻译的必不可少的手段。如果说过滤注重的是对信息的采集与选择，那么，创造性则是文化过滤基础上的叛逆，是对信息的升华，它是知识管理的主要体现。翻译所必然涉及到的文化上的差异和表述上的困境，使得任何翻译都注定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对原作的叛逆。翻译的创造性叛逆这一说法是法国文学社会家埃斯卡皮(RobortEscarpit)提出来的。他说:“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叛逆。”又说:“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指语言)里;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个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对一部作品，译者不可能把原作完整无误地转换过来。由于翻译总是跟建立在译者本人风格基础上的创造性思考有关，至少它表现了、强化了、论释了原作中为译者所感悟、所接受的一面，所以这一过程也就必然的是一个能动的再创造过程，是在某种明确的再创作动机驱使下完成的创造性翻译行为。屠国元在他的《译者主体性:阐释学的阐释》一文中，较为详细地阐述了翻译的创造性叛逆的不可避免性。他认为创造性叛逆已经超出了不同语言系统之间单纯语际转换的范畴，而是一种涉及到原作者、译者、读者、接受环境等因素的复杂的活动，翻译创造性叛逆的最根本的特点在于，它把原作引人了一个原作者没有预料到的接受环境，并且改变了原作者原先赋予作品的形式甚至理念，也正是因为这种创造性的改变，使原作在新语境文化中获得新生。创造性是翻译的意义所在，它使得文化在从源语到目的语的转化过程中发生了合理的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