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土地浮滥征收日渐严重，房屋所有人的财产权被剥夺。
2011年2月21日，台北“三莺部落拆迁事件”终于有了一个较好的回应。由于原住民屡次走上街头抗争，台“财政部国有财产局”同意让出0.7公顷国有土地，用于三莺部落重建，并将以成立社团法人的方式承租自建。
近年来，台湾正经历着一波波城市更新的狂潮，市政府藉由搬迁住民、拆除老旧空间、重划闲置土地与屋舍，建设摩登大楼，达到所谓美化都市的“好好看”政策。然而其背后真正意图，却是政府巧立名目与建商携手拆楼、炒地。
比如在2010年，台北市政府挟大笔预算举办花卉博览会，为了配合花博会的短期面子工程而“打造绿色都市”，市府团队计划明定“容积奖励”的诱因，要旧房拆除后的地主在其荒芜的基地上铺草皮。
这项奖励计划以“绿覆率”作为计算标准：覆盖越多的绿色面积，容积奖励就越高(即楼房可以盖得更高)，闲置建物被加速拆除。破碎、畸零的小绿地于是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台北市一共有74处(约莫两万坪空间)，占公有地60％。然而政府花了人民纳税钱养绿的这些“假公园”只有18个月的生命，之后这些绿空间便转化为容积，落入地产建商的口袋。
三莺部落、乐生院强拆事件
“三莺部落”是台北城市边缘的原住民部落之一，位于横跨大汉溪的三莺大桥下，处于三峡区与莺歌区交界处。居民多为阿美族人，通行阿美语、华语。原址曾有平房为汉族人所居，1984年海山矿坑爆炸，许多族人辗转迁徙至大汉溪河滩高地，用低廉的二手建料自力造屋维持生计，形成了一个都市边缘的原住民部落。这些区域的成年人口多以打零工、种菜维生，老迈的族人大部分是前海山矿坑的原住民劳动者。
近年不断出现的建商广告明星产品，无一不是以水岸美景作为标榜，也因此，各地方政府陆续推出包括水岸自行车道、拦河堰、运动公园等各种工程，配合房地产业者的土地增值计划。推动这些符合部分人利益计划的前提，便是以拆除现有的都市原住民部落作为代价。
“三莺部落拆迁事件”便是其中暴力色彩最重的一次。
“三莺”遭遇强拆后，在社会运动团体和自救会的声援、陈情下，2008年2月，三莺部落还是面临近30年来第7次铲平。居民又多次原地重建。没有能力提供基层人民合理居住环境的历任政府，不仅未能反省这些“违章建筑”之所以出现的历史缘由，更不痛思任由财团炒作买卖的土地政策，认为以简陋的国宅将原住民“安置”起来，问题便从此消失。此后，原住民便不断地在街头抗议，直到2011年2月21日，政府终于有了较好的承诺。
事实上，类似的强拆2003年就已经出现。这一年，台北新庄市龟山乡的“乐生院”第一次遭拆。龟山乡“乐生院”早在1930年被设为全台“第一间”公立麻风病隔离医院。最初只有五栋房合，国民党到台后，陆续扩建房合至六十多栋。1961年“癞病防治规则”订立，废止强制隔离，该院改为门诊治疗。1993年，卫生处曾计划将乐生院整建为“公共卫生中心”。
然而，1995年台北市捷运局确定了捷运新庄线，选址于乐生院，从30公顷的乐生院土地中征收17.4公顷作为捷运机厂用地，涵盖了乐生院最具文史价值的建筑群区以及半百年的老树与自然山坡地，引发了工程与古迹保存的争议。
遭拆后，乐生院现仅剩面积3公顷，同时也衍生出院民的诸多安置问题，在此期间成立的“青年乐生联盟”与“乐生保留自救会”多次向县市文化局陈情、抗争，皆不受理会。
自救会通过与全台串连向政府高层抗争，2005年底提出“台湾汉生病友人权保障条例”，并与文化建设委员会研拟“乐生保存方案”，2007年按铃控告工程会主委吴泽成等人在乐生院保存方案中涉嫌图利厂商。
2008年12月3日早上七点半，工程人员以及警察的强制介入，驱使抗争活动转入地下化；规划区内的院民，也被隔离至由水泥围墙高筑起来的医院。
向农田强攻
彰化二林镇相思寮位于万合里的东北角，居民均为于清末移入垦植万合农场、筑屋于相思林边的佃农后代。今日相思寮有二十余户、百多人，是辛勤老农的家园，也是壮年专业经营农业的生产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