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李登辉先生在七月九号提出台、中“国与国关系”的论述，二十日重申“两岸定位在国家与国家”，委婉地昭告世人：台湾从此要摆脱“一个中国”的羁绊了！美国对于如此巨幅政策变动，到底扮演什么角色？台湾与美国的关系将如何走向？
如果就传统国际关系学的结构性现实主义(structural realism)观点来看，任何对外政策改弦更张的动力来自外部因素，我们因此可以合理推论压力辗转来自美国。过去一年来，有关美国“鼓励”台湾与中国恢复对话 (dialogue) 的传闻甚嚣尘上，美国官员与民间学者近日来一再主张双方签订某种型式的“临时协议”或“中程协议”。
尽管如此，美国要台、中谈谈 (talks) ，并不意味要双方马上正式谈判(negotiations) 。如果双方能在柯林顿总统任内以创意谈出结果，自是好事一桩。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中国海协会长汪道涵年底来台，台湾预期恐能避免政治议题，当然要严阵以待。
自从二次大战结束以来，台湾与美国的关系已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变动（注一）。一九七九年卡特政府与中华民国断交，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台湾关系法’于同年公布实施，代表美国对台政策的分水岭。在‘台湾关系法’公布前，台湾长期以来被视为美国围堵中共的全球战略考量的一部分；在‘台湾关系法’公布后，美国一方面在追求与中国和解的过程中，必须就对台湾的主权诉求虚与委蛇，另一方面也开始尝试将其对台湾以及中国的政策脱钩，也就是说，“台湾牌”的重要性相对降低。不过，这种“重中轻台”的倾向，并不等于“亲中敌台”。
不可否认的是，美国对台湾安全的承诺早已明订于‘台湾关系法’。尽管自卡特以来所有的美国政府，均就美国是否将在台湾发生战争时派遣军队的议题刻意保持模糊，美国和平解决台、中紧张关系的决心，充分地在一九九五年与九六年的飞弹危机展现出来。
柯林顿的对台政策
回顾里根和布什的对台政策，由于不愿得罪中国，自然无意提升美、台之间的关系，但大致是平衡的处理处理美国对台湾以及对中国的关系。尽管柯林顿在总统大选时曾经攻击布什向北京屠夫的姑息，但是他上任后为了在短期内与中国发展为“策略性结盟”的合作关系（注二），往往却忽略了台湾的利益。
大体而言，柯林顿的话中国政策比前几任总统更加积极，尤其是“全面性交往” (comprehensive engagement)的大战略。而他对于“一个中国”的粗枝大叶解释，更打破了美、中的三个公报里对台湾议题的刻意模糊（注三）。众所周知，柯林顿之前的几位总统，只愿意“认知”（ acknowledge ）“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认为只有一个中国，而且台湾为中国的一部分”的官样文章，柯林顿却直言不讳地使用“承认”（ recognize ），不禁令人觉得他对中国的虚应故事又作得过火，似乎是力道拿捏不准。。
更出人意料之外的，柯林顿在一九九八年访问中国期间，提出所谓的“三不政策”（注四）。柯林顿政府一再辩解，“三不政策”早已经存在于三个公报里。然而，熟稔美、台关系的观察家都知道，美国迄今最强烈的措辞，顶多是“无意图进行‘两个中国’或‘一个中国政策’”的说法，而不是像柯林顿般明确表达“不支持”一个独立的台湾（注五）。
柯林顿在本质上是属于关注内政的总统，外交政策则缺乏全盘的思维架构，而美国外交政策观察家也多初步同意，柯林顿政府的外交往往是应付危机的作为，政策上因此较无章法。坦诚而言，自从苏联解体以来，美国对于自己的角色仍无法取得内部的共识。不过，如果从其个人特质方面来看，他在外交上缺乏兴趣及经验，行事风格又往往想两边讨好，政策上就更难免显得左右摇摆。
当然，美国企业界长久以来垂涎中国市场，自然大力推销扩大交往，利益团体的说词当然会想尽办法，以投合柯林顿对经济优先的考量。此外，学界第二代中国通普遍靠中国吃饭，立场上多先入为主地倒向中国，他们不只对台湾内部的政治动向懵懵无知、甚至于不屑一顾，甚至于视台湾为美、中改善关系的绊脚石，当然不希望台湾人独立自主的意愿给他们带来不方便；这些人本身或门生子弟侧身白宫、国务院、民间智库，他们疏远台湾的偏见，难免会左右柯林顿的外交思维。
相较之下，美国国防部一向对台湾的安危保持高度的关切。在后冷战时期，美国已经不再需要中国来牵制苏联，台湾的防卫问题隐然浮现。从一九九六年派遣航空母舰捍卫台湾、到近日来的海上演习，在在证明五角大厦的国家安全长期考量（注六），远胜于国务院的短线外交考量，也就是说美国无法接受中国并吞台湾。
同样地，美国国会议员支持台湾的立场较为一致。由于美国采总统制，国会对于外交政策有相当的制衡力量，因此早期流亡美国的留学生以台美人的身分，得以草根的方式向各选区的参、众议员游说，成绩斐然。譬如在国会的施压下，柯林顿被迫同意李登辉访问康乃尔大学。又如众议院在七月二十一日通过法条，主张美国应该在中国武力犯台时协防台湾。
柯林顿七月二十一日在白宫记者会上，对台、中关系提出前所未有的“三个支柱”：“一个中国”、“对话”、“和平解决”，公开表达对台湾安全的关注，也一扫台湾政、学界普遍存在悲观的错误认知─“美国向中国倾斜”。
“一个中国”是美国一贯的含混立场。尽管美、中三个公报的文字表述有所不同，多年来各方的解释不一；对美国人而言，完全端赖台湾人自己是否要自我定位为中国人（注七）。
“对话”则强烈表现出柯林顿欲当调人的企图心，这是美国的短期目标。只要美国尊重台湾人的民族自决权，大家共同来确保公平的谈判架构及氛围，我们自当展臂欢迎，没有必要再划地自限、搁置主权、甚或反对台独。
“和平解决”是美国的底线，再度证明‘台湾关系法’的位阶高于三大公报或是衍生而来的所谓“三不政策”。七月十八日的美、中热线通话，江泽民重提“不排除武力犯台”的老调；柯林顿除了以“一个中国”老生常谈敷衍外，更重要的是明确警告中国不得对台湾动武（注八）。
总之，美国在面对中国的双边关系时，习惯以“一个中国”来支吾不相关的台湾议题。另一方面，美国在面临台湾的安全问题，‘台湾关系法’则为最高的准则（注九）。至于美国终不得不要同时面对台、中两国时，不愿意被迫二选一，自然要求双边以和为贵( 见图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