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前言
自从五月二十日，台湾正式开始政党轮替以来，两岸就一直关注着民进党政府如何定位两岸关系.在三月十八日总统选举投票日前夕，中共最担心的是大选结果对支持台独有利，不料就是由最具台独色彩的民进党胜选，这个结果对选前绝大多数希望两岸关系能维持现状的台湾人民也是很大的冲击[1].
从三一八到五二0之间对台湾的新政权可说是关键时期，特别是在两岸关系政策上，民进党政府必须提出一个足以在中国大陆与台湾，台湾在朝与在野之间能够维持稳定关系的基调.陈总统的五二0就职演说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他的“四不一没有”，即不会宣布独立，不会更改国号，不会推动两国论入宪，不会推动改变现状的统独公投，以及没有废除国统纲领与国统会的问题.对民进党而言，“四不一没有”的基调可说是对中共及台湾在野党释放出最大的善意。陈总统还特别地背书，只要中共无意对台动武，他保证在任期之内遵守这一方针[2].
然而，从五二0迄今，民进党政府两岸关系的基调，似乎没有获得应有的预期效果。中共方面批判的主调是，台湾新政权刻意回避“一个中国原则”[3].台湾在野人士针对新政权回避台湾人也是中国人也提出批评[4].中共及台湾在野人士对于民进党政府的两岸关系政策主张仍存在相当大的不信任感，这其中是有很多问题值得提出来深入探讨，不过，如果再往前追溯到九五年七月的台海危机，我们可以发现两岸之间缺乏冲突管理的概念是主要原因。
过去，双方偏重于政策的产出，没有考虑到引发冲突时的管理、控制，而让时间来自然诠释后果的方式，是有待商榷的。本文探讨的重点即集中在于两岸冲突的管理之思维，及冲突管理之可能性的评估，希能为两岸关系的和平与稳定抛砖引玉。
贰、台湾对两岸冲突议题管理之思维
两岸关系在台湾开放探亲政策之前，是处于敌对状态.从一九八八年起，双方开始人道性交流到一九九一年设置海峡交流基金会以及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两岸关系是处于蜜月期。
这时期的关系最大的特征是双方都认知到两岸分隔五十年，由于制度、生活条件的不同，在很多问题上是存在很多的歧见，但由于是同文同种的关系，因此，特别强调求同存异之中的求同部分。这其实是任何分隔的国家在最初接触时友善的现象，东西德如此，南北韩亦复如此。到了一九九五年六月，也就是中共所谓的两岸关系恶化年，中共认为李登辉总统访美破坏两岸的友善气氛，台湾则认为中共无理打压外交活动，各据说词，使得往后的两岸关系冲突大于友善。事实上，这种冲突现象在两岸交流七年之后，应该是很自然的现象。之所以这么说并不意谓着两岸必然会有冲突，而是在求同存异过程中，一方面是时间因素，求同的部分日渐缩小范围时，双方存在的歧异部分自然地凸显出来。另方面，在双方强调求同的部分，并没有质变将异的部分改变体质成为良性议题.第三，双方自始并没有认真去设计一套预防异的部分突然演变成冲突的机制，而是乐观地放任求同存异自然地发展，这点恐怕双方都有责任。
撇开责任之说，从台湾的角度来看两岸冲突的缘起，是不能离开历史的变迁，加上长久与中国大陆分隔，台湾的文化在近五十年之中，受西方的影响是相当广且深，且在全球性的西化潮流冲击下，又助长台湾与中国文化关系淡薄化。当然，我们是不能否认这期间仍有不少人疾声呼吁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但毕竟随着老成凋谢而后继无力。台湾就在一方面与中国疏离，另方面国际化逐渐深化下，自然地在内部的政治、经济、社会乃至于法律就很少考虑到统一后的中国，台湾将如何调整发展的方向，直到一九八0年代末期，两岸开放交流起，两岸关系及未来前途才又被认真思考着。以下，将从台湾认为是两岸关系中冲突议题的缘起，以及近十多年来台湾方面对冲突管理的思维做进一步分析。
一、台湾观点的两岸冲突议题之缘起
两岸冲突性议题从微观角度可有千百，从宏观角度视之，则不外是目前争议最大的“一个中国原则”与将来是不是要统一。这个问题在两蒋时代是毫无问题，但说法绝不是中共现在的方式先是蒋中正时期的反攻大陆统一中国，这时期虽然两岸处于军事对峙，并时有局部性的冲突，但整个对中国大陆的战略指导是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可见当时对政治战略之重视。
在这个时期，一个中国且由台湾来统一中国是台湾民意的主流，违反者一律被冠上附共罪名。
事实上，在当时是有许多对台湾前途不同的看法，但在实施戒严的政治环境下，这些想法与主张不是自我放逐海外，就是被净化[5].不过，在蒋中正权威的统治下，加上政治社会化给予人民的是一个中国，但由台湾来统一，因此说当时的主流价值观是承认一个中国，且中国必须统一，这绝不为过.
到了蒋经国总统时期，虽然同为威权统治，但他已逐渐重视释放自由权利给人民。蒋经国是比蒋中正要务实，他执政时期不像以前强调军事武力反攻大陆，而是要以治台政绩做为光复大陆的号召，因此，在他任内可说真正落实台湾经济建设，有心经营台湾，这点是后人都肯定的事实。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台湾前途的主张，却也因为强调对台湾的建设，反而让人弱化了统一中国的决心。在他任内对两岸前途所提出的口号是“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三民主义当时是台湾建设的指导方针，按照当时的口号当然统一中国的责任也要落在台湾人民的身上。
不过，在中国大陆此时也刚好是邓小平领导进行改革开放，台湾当时的确是比中国大陆进步，但似乎并不吸引着中国大陆效尤采行三民主义指导方针，反而是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吸引着中国人投入建设，因此，在三民主义模范省的台湾不能吸引中国大陆，也不可能质变中国大陆的政治、社会体质之下，统一中国的责任说就逐渐远离台湾的民心。
事实上，这种统一中国责任说长期在台湾不断地被检证是力不从心的现实之后，台湾方面逐渐由主动论调整为被动论，也就是由原来企图用军事、政治手段去改变中国大陆现状，变成为期待中国大陆自行改变现状。这在李登辉总统时期表现得特别清楚，在民国七十九年十月七日，他在主持国统会首次会议时即指出，台湾将在三民主义的宪政体制下，贯彻以自由、民主、均富为国家统一方针，而中国的统一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综观世界潮流所趋，身陷铁幕的人民，对政治民主、经济自由与社会开放的向往，已由祈求化为行动，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像极权专制的共产体制宣战，我们相信，中共绝对没有任何力量，也没有任何希望长期抗拒一潮流[6].
从李总统上任以后，一个中国与未来统一问题，在现实条件下台湾不可能是主动者的情况，反而是中国大陆不断地在提出，从台湾的角度视之，既然做为统一中国的主导者是不可能，要变成被统一的对象，当然也就不可能被接受。这种意识的产生其实也不是没来由的，从历史角度来看，它是伴随着当代台湾人民对两蒋时代的批判与冷淡有很大关联。总体而言，两蒋时期与台湾白色恐怖几乎是同时期，台湾现在强调的是平反当时受压制者的冤屈，以及如何给予补偿问题，而不是去肯定两蒋对台湾前途的贡献，而且白色恐怖随着民进党执政部分在野人士忧心绿色恐怖的意识流冲击下，大都有急于脱却有色恐怖的阴影，而逐渐淡化两蒋的历史作为。
由于一个中国与统一说在台湾五十多年来历史的蜕变过程中，逐渐因做为主动者角色的不切实际，加上对过去历史被威权统治压制的情结的排斥，以及前面提及的台湾的国际化效应，使得一个中国与统一议题逐渐被历史化，现在中共方面不断地提起，对台湾而言，它也只能作为一个选择项，而非未来的必然。台湾现在之所以仍站在选择者的立场，原因是比较复杂的，中共一直推说是李登辉或陈水扁个人的主观意志是不切实际的。台湾目前的确是有很多历史传承者，他们肯定两蒋肯定他们对台湾前途的看法，但这些人到底占多少比例，由于在这次总统大选中两岸关系议题并非胜负关键，因此是看不出有多少人主张，台湾前途须继续两蒋路线但相信是有一定比例的。其次，否定两蒋对台湾前途看法者也大有人在，按陆委会在总统大选前的民调显示[7]，希望未来独立的有18.3％，统一的有21.4％，显示出反对继续两蒋路线者与肯定者两者其实相差无几。第三，认为维持现状以后再决定及永远维持现状者共有54.5％居绝大多数。由上述资料可以看出，目前主张维持现状者居多，主张统或独立场者分居少数，台湾当局者在这种情况下，任谁执政也都只能将台湾的前途之任何可能方向作为选择项。
二、台湾对冲突议题管理之思维
把台湾的前途认为是以拖待变，以国际化谋求事实独立是许多中国大陆学者的思维[8].这种思维与台湾方面希望中国大陆在世界民主潮流的影响下改变现状是有些类似，但在台湾，两岸关系发展最终结果是开放性议题，在中国大陆则是个刚性目标，这是两岸最大的差异所在。在九0年代上半期，两岸关系因刚交流双方处在相互重新认知对方的阶段，强调双方相同的文化与过去的经历，因此较为和谐.但在九五年六月，李总统登辉出访美国，中共担心两岸关系会因台湾更加的国际化，而采取片面性中止海基、海协两会的交流，同时，以飞弹演习警告台湾及美国，两岸关系从此开始进入了强调求同存异的异部分。九六年三月，中共更延续着九五年批判李登辉及美国分裂中国之主张，在台湾举行首届人民直接选举总统时，又发射飞弹且距台湾的基隆、高雄两港口非常近。两岸之间的冲突至此，已不单是政治性问题，且是军事问题，同时又是国际性问题.
由于两岸关系异的部分日益凸显，而中共又使用武力介入双方歧异问题的解决，使得台湾方面对于解决“一个中国”及统一问题有被强迫的意识，这种意识与两蒋时代的威权统治下的政治社会化，在现在的台湾很容易被连结起来一齐排斥。另方面，美国着眼于两岸改变现状会影响他在东亚的安全、经济利益也表示关切，在美、台有重叠的利益下，美国这股不可忽视的国际力量事实上已交织在两岸关系之中。
在这样的两岸及国际背景之下，面对冲突议题台湾的思维很自然会朝下面的逻辑推演。
（1）两岸应务实地面对求同存异中异的部分，但对异的见解各有各的解读，应再求同存异。换言之，求同存异是持续的辩证过程，最终结果要看道理站在哪一边。
（2）双方应设置求同存异的机制，并对异的部分进行危机管理。
（3）机制先由互信培养起，若两岸互信足，则可不假外人双方直接进行对话、协商；如果开始时不能信任对方，可考虑借助外力，由两岸各自提出足以信任的外国担任中介。
（4）为了让这个攸关台湾前途有更深思熟虑的时间与空间，台湾现阶段应以增加战略纵深为两岸政策的指导方针，包括在两岸之间争取更多的时间.李总统的“特殊国与国关系”，以及陈总统的五二0演说，以及国统会国统纲领，跨党派小组的设置，都是这种思维下的产物。至于在国际上则是争取空间，使台湾前途问题能在更大格局思考下作决定。此外，还有历史的平衡作用，让过去两蒋时代的台湾人民思维，在对称的一段时期之内，能够对历史作一平衡性的思考。
总之，对于台湾的前途是在一个中国原则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抑或继续维持中华民国的名份，或是走向台湾与中国完全脱离政治纠葛关系，对台湾人民而言目前是处在于一个国际化与中国化、历史上一个中国肯定说与否定说的平衡杆上，中共的高分贝柔性喊话相信对台湾是有拉拔的作用，但军事威吓却有排拒效果。不论如何，相信只有在和平与稳定的两岸关系环境下，台湾人民才会作出深思熟虑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