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湾出了问题
对国际社会而言， 1999 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巴尔干科索沃战事刚落下帷幕 , 台湾海峡上空就飘起战云。
5 月 17 日，李登辉发表《台湾的主张》，提出分裂中国的“七块论”； 7 月 9 日，李又借《德国之声》采访之际，抛出“特殊的两国论”； 7 月 14 日 , 台《联合报》报道：“相关部门已就李总统提出的‘特殊的国与国关系’外文翻译进入最后定稿，原则上是‘ (special)statetostaterelatonship ’ , 但如提及‘ twostatesinonenation ’也将不译成‘一中两国’而是‘一个民族，两个国家’。”一时间，两岸关系骤然紧张。台湾当局无视大陆中央政府的再三警告，在台独的道路上愈陷愈深。 7 月 25 日，国民党投资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刘泰英公开表示：一旦大陆武力攻台，台将发导弹袭击香港和上海； 8 月 11 日，台“行政院”快速通过《海域及海岸巡防法》； 8 月 18 日，李登辉称建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更符合台湾的“长远利益”，并指示台“行政院”着手研究其间的军队转型、心理建设及经费等问题。同月，连战表示：“台湾必须保留加入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权利。” 19 日，台“行政院”开会通过一项有关台需要建立一个导弹防御系统的报告，“行政院长”萧万长表示：行政院 9 月份将公布这项报告，并呈交“立法会”，“国防部”将可能从明年起为此筹资。法新社说，这是台“在李登辉以‘两国论’挑战中国（大陆）之际迈出的又一个关键步骤，那就是谋求美国的导弹盾牌。” 29 日，台国民党十五届全会正式将李登辉“特殊的两国论”载入政策文件，决定以“特殊的国与国关系”定位两岸关系。
至此，李登辉“特殊的两国论”已从《台湾的主张》一书中所表达的个人认识，转变成了国民党大陆政策的指导原则、台湾当局的施政基调和具体政策，这表明台湾已经实际上从行政、疆界及军事上正式向大陆及国际社会打出“台独”牌（“修宪”问题充其量也只有形式上的意义）。这使得中国大陆“和平统一”的对台政策被逼到死角。 8 月 1 日，大陆《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指出：“世界并不太平，战争并不遥远。李登辉玩火进一步表明，台湾岛内的分裂势力值得严重关注，祖国统一的斗争尖锐、复杂。” 8 月 31 日，中央中央对台办负责人表示：李登辉和国民党的作法，是将台湾人民推向战争的深渊。
二、李登辉还有更大的政治目标
研究台湾历史，我们会发现台湾没有政治独立的历史，这是因为台湾没有实现独立国家的地缘政治条件：一方面，台湾为中国东进太平洋、日本南下中太平洋、美国遏制中国和日本乃至东盟的重要的海上战略基地。正因如此，在近现代亚太发生的历次重大事变中，比如 1895 年甲午战争、 1950 年朝鲜战争及 70 年代苏联全球扩张和中美合作 , 台湾都是牺牲品；另一方面，台湾由于地理空间狭小、缺乏战略纵深的地缘政治条件所限，在历史上根本没有能力抵御大国的强力进入。作为政客，李登辉不可能不知道台湾地缘政治的上述特点。因此，李登辉在向大陆打出“台独”牌之前，考虑最多的不是台湾如何独立的策略，而是台湾独立后如何进一步坐大（所谓“发展”）的政治战略。关于这一点，李于 8 月 10 日在台“行政院”的一次演讲中说得明确：“要了解国家策略研究，最重要的就是要确立的定位、国家发展的目标。简单来说，就是中华民国在台湾要如何生存发展下去，我们必须坚定国家的定位、我们的生存及后续的发展。我们强调的是要如何演变中国大陆，将中华民国所得到的成果带到大陆，这也是中国统一的最重要的目标。” [1]
李登辉很清楚，只要大陆存在着一个统一和强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仅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台湾就没有独立的任何可能。李登辉在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考虑后，通过《台湾的主张》一书向日本、美国及其国际反华势力兜售他关于“如何演变中国大陆”和“改变中国大陆的政治态势”的谋略。他写道：“我曾向某位美国政要坦率地说：‘你们倡议要对中共采行交往政策，但‘交往’ (engagement) 一词颇为不当。美国并不需要涉足中国大陆，而是要将中国大陆拉到文明世界来。’因此，目前亚洲、甚至全世界的重要课题，是尽速改变中国大陆，使其霸权主义、专制政体及失衡的经济结构，转变成符合文明发展趋向的现代化体制。” [2]
李进一步用煽动的语气写道：“兼具霸权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大中华主义，对其他亚洲国家而言，仍然极具威胁性。俄罗斯或许没有感受到中国大陆的压力 , 但印度则因深感威胁而与中国大陆对峙，其他国家也都对中国大陆多少存有恐惧之心。倘此情形继续存在，亚洲将永远不会有安定之日。” [3]
按李登辉说法，“亚洲将不会有安定之日”的原因，是由于“兼具霸权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大中华主义”的存在，由此推出的结论就是：消灭“霸权主义”的关键就是瓦解统一的中华民族。具体怎么做呢？李登辉提出自己的方案：“最理想的状况，是中国大陆摆脱大中华主义的束缚，让文化与发展程度各不同的地区享有充分的自主权，如台湾、西藏、新疆、蒙古、东北等，大约分成七个区域，相互竞争，追求进步，亚洲或许会更安定。” [4]
李登辉明白，台湾政治独立面临的最大的历史难题，是中国大陆的地缘和政治优势。因此，李登辉选择了用否定中国和中华民族存在的办法来确定台湾和所谓“台湾人”的“存在”（实际就是“独立”的代词），用肢解中国版图的办法来解决台湾“存在和发展”所面临的最大地缘障碍，用肢解中华民族的办法来消除台湾“存在和发展”所面临的最大的政治障碍。
李登辉的上述设计并不是什么新鲜东西，它只不过是 1927 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提出的“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方案的新翻版。李登辉在 20 世纪末给美国与日本的反华政客们提出新“奏折”的要义是：欲征服亚洲，必先征服中国；欲征服中国，必先肢解中国。与 20 年代不同的并令人费解的是， 20 世纪末再次打起这面破旗的不是当年的日本人，而是自己都说不清国籍的李登辉 ! 李登辉深知，在地缘政治上没有战略纵深的地区和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是绝对扮演不了大国角色的（为此，日本曾以日本为核心，在 30 年代将整个东北亚及中国东部沿海地区肢解为数个护卫日本的卫星“国”）。李登辉认为，台湾与日本有许多“相似之处” [5] ，李对日本早期政治家的战略思想表示赞赏，对当今日本没有“政治家的大局观” [6] 提出批评，同时提出他的为台湾“营造国家发展的宏大格局”的主张：“我在 1995 年特别提出‘经营大台湾，建立新中原’的主张：在多元文化长期而充分的辐辏整合下，使台湾在整个中国文明的总体发展趋势中，跃居为最先进的新生力量，成为中国文化的‘新中原’。……这里所谓的‘新中原’是指所谓多元文化重新融合，绽放新文明之地。其中，和政治攸关的，应属民主文化。这是居住在台湾的全体人民，以‘我们都是台湾人’的认同为基础，共同参与、营造出来的成果。……不可讳言，目前台湾岛内存有本省人、外省人与原有住民等不同族群，使认同备增困难。但也正因为如此，而使台湾可以融合不同历史背景的族群文化，形成一个和大陆完全不同的新族群。这才是‘大台湾’与‘新中原’的意义所在。” [7]
这就是说，未来不再需要被李登辉认为是“兼具霸权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以中国大陆为主体的中华文化，代之而起的是以“跃居为最先进的”“大台湾”（而不再是中国河南）为轴心、以中原为腹地的新的中原文化圈。在这个文化圈中，已不再有“中华民族”，而只有“新台湾人”、“新浙江人”、“新广东人”、“新香港人”等“彻底融合”出的新“族群”存在。如果再考虑到李登辉“七块论”的设计，那么，未来被肢解的中国将以“居为最先进的”台湾为“新文明之地”，联手日本，形成一个新的“大东亚共荣圈”：其政治，将是以美国政治为“最佳蓝本” [8] ；其文化，将是没有中华民族而只有区域“新”人种的“新中原”文化；其“最重要的目标”，是将“中华民国所得到的成果带到大陆”。
可见，隐含在李登辉“特殊的两国论”背后的政治目标绝非被动意义上的自限一隅，而是一种具有攻势的新战略，即用肢解中国和毁灭中华民族的方式，与中国共产党再次逐鹿中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