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百年以来，“以美育代宗教”始终被以蔡元培先生为代表的几代美学家奉若神明。然而，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却必须要说：“以美育代宗教”，20世纪中国美学成也在兹，败也在兹。没有它，就没有20世纪的中国美学，不越过它，也就没有21世纪的中国美学。新世纪的中国美学要真正有所进步，亟待从跨越“以美育代宗教”的失误开始。新世纪的中国美学必须大声疾呼——“以美育代宗教”：美学中国的百年迷途！
关键辞：以美育代宗教 宗教 信仰 宗教精神 终极关怀
上个世纪伊始，1906年，王国维先生在中国首倡美育，并且提出在中国要以美育取代宗教的缺位，所谓“美术者，上流社会之宗教”[1]。9年（1915）后，蔡元培先生开始正面回应，提出“以文学美术之涵养，代旧教之祈祷”[2]，11年（1907）后，蔡元培先生更大声疾呼：“以美育代宗教”[3]。自此以后，美学界尽管方家辈出、流派纷呈，尽管甚至楚河汉界，老死不相往来，但是“以美育代宗教”却始终被所有美学家奉若神明，不仅蔚为一时之尚，而且从无异议。直到新旧世纪之交，实践美学的领军人物李泽厚先生仍旧在其新着《己卯五说》中提出以“审美代宗教”，就是一个例证。
然而，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却必须要说：“以美育代宗教”，20世纪中国美学成也在兹，败也在兹。没有它，就没有20世纪的中国美学，不越过它，也就没有21世纪的中国美学。新世纪的中国美学要真正有所进步，亟待从跨越“以美育代宗教”的失误开始。为此，新世纪的中国美学必须大声疾呼——“以美育代宗教”：美学中国的百年迷途！
一
关于“以美育代宗教”，百年以来，蔡元培先生的提倡最力，论述也最详。因此不妨就从蔡元培先生的论述开始。
必要性和可能性，是蔡元培先生“以美育代宗教”的两个方面。就前者而言，蔡元培从两个层次进行了论述。首先，从宗教的本质论证“以美育代宗教”的必要性。在他看来，宗教并不具备永恒不变的神圣地位，而只是不成熟的一种历史形态，一种迷信，随着社会的发展，就势必被哲学所取代。这就是说，蔡元培先生尽管并未忽视“信仰心”问题（虽然他对“信仰心”的认识并不正确），但是他却认为宗教代表“信仰心”只是暂时，哲学取代宗教而代表“信仰心”则是顺理成章[4]。其次，进而从宗教失落后遗留的空白论证“以美育代宗教”的必要性。他指出宗教的真正功能只在于慰藉感情，但无论哪种宗教，却又都具有“扩张己教攻击异教”的偏狭性，往往使感情受到激刺和污染，反而不如美育的感情纯正。相比之下，“一、美育是自由的，而宗教是强制的；二、美育是进步的，而宗教是保守的；三、美育是普及的，而宗教是有界的。”[5]“鉴激刺感情之弊，而专尚陶养感情之术，则莫如舍宗教而易以纯粹之美育”[6]。因此美育应当从附丽于宗教的状况中解脱出来。因为要满足人性发展的内在需求，同时使感情勿受激刺和污染，使感情为纯正之感情，就只有舍宗教而取美育。至此，“以美育代宗教”的必要性的论证也就水到渠成。
就后者而言，蔡元培先生则分为三个层次予以论证。首先是心理学的层次，“宗教之原始，不外因吾人精神之作用而构成。吾人精神上之作用，普通分为三种：一曰智识，二曰意志，三曰感情。最早之宗教，常兼此三作用而有之。”既然宗教“不外因吾人精神之作用而构成”[7]，“吾人精神”一旦从有神论转向无神论，“以美育代宗教”也就成为可能。具体来看，在知识与宗教的关系方面，现代科学已经对外在世界的来源，诸如“生自何来？死将何往？创造之者何人？管理之者何术？”做出了充分的解答，无须再借助宗教；在意志与宗教的关系方面，宗教与对于伦理道德与利他主义的需要有关，但是当绝对普遍道德原则为相对伦理原则取代以后，尤其是当人们借助归纳法去得出道德原理，也使得借助宗教已无必要；在情感与宗教的关系方面，宗教历来都是利用审美与艺术来控制人的感情，但这种特定的关系也逐渐解体，审美与艺术已经日益走出宗教领域，走向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本身，更使得借助宗教已无必要。其次是教育学的层次，从"宗教完全是教育"的前提出发，蔡元培先生认为历史上曾经有一个把教育完全委托给宗教的时期，但是随着社会进步与发展，智、德、体三育均已逐渐脱离宗教。“在宗教上被认为尚有价值的，止以美育的原素了”[8]。但是美育又比宗教更为纯正，没有激刺和污染之弊。最后是本体论的层次。从康德的哲学观出发，蔡元培先生将世界一分为二，“一为现象，一为实体。”而达到实体世界的途径，固然不可能是宗教，，但也不是德智体，而只能是美育。
毋庸讳言，蔡元培先生的提倡“以美育代宗教”，显然是对于上个世纪初中华民族所遭遇的意义困惑、作为终极关怀的信仰维度层面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缺席以及西方宗教（尤其是基督教）文化的大举入侵这三重时代课题的敏锐回应。遗憾的是，这，实在是一次错误的回应。不但在逻辑上、学理上根本无法自原其说，而且遮蔽了对于这三重时代课题的正确思考。而在这当中所暴露出来的对于美学与宗教问题的无知，又反而被作为某种无可质疑的前提而予以盲目认同，由此导致了美学之为美学的百年停滞，也导致了对于宗教之为宗教的深刻意义的长期视而不见。
事实上，蔡元培先生的“以美育代宗教”在逻辑上、学理上根本无法成立。"五四"时期在中国大行其道的科学主义与进步主义思潮的背景，德国理性主义哲学与英国经验主义哲学的视角，使得他完全迷失了正确的方向。在他看来，宗教并不具备所谓永恒不变的神圣地位，而只是一种愚昧时代的“迷信”。因此，随着时代的进步，理应被取代。这就是他所强调的：宗教与哲学之间“迭为主客”。而一旦否定了宗教的终极关怀与信仰维度，转而将宗教做为感情教育的工具，当然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被移交给美学。可惜的是，宗教的终极关怀与信仰维度并不因为他的漠视就真的不复存在。只要人类最为深层的生命困惑存在，宗教就必然存在。没有任何一种力量可以摧毁它，除非地球毁灭。而蔡元培先生在面对上个世纪初中华民族所遭遇的意义困惑与作为终极关怀的信仰维度层面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缺席之际，避而不从西方宗教（尤其是基督教）文化去寻找精神资源，而是转而以美育这种只有终极关怀与信仰维度先行莅临才能够存在的东西做为安身立命之地，甚至不惜荒谬地以美育去代宗教，真是匪夷所思。
而且，从逻辑与学理上看，美育与宗教的关系在逻辑上根本不对称，无法彼此取代，在学理上也并非互相排斥而是彼此兼容。一般而言，美育与宗教存在两种关系，其一是实质的统一，回顾历史，不难发现，美育与宗教的关系从来就是统一的，美学、艺术借助于宗教与宗教借助于美学、艺术，是常见的一幕。其二是层次上的递进，作为两种不同形态，又往往存在着从宗教向审美、艺术和从审美、艺术向宗教的演进。而在这两种关系中，都无“取代”与“排斥”可言。特殊而言，美育与宗教也确实存在一种“取代”与“排斥”的关系，但是这已经与美育与宗教无关，而实际已经是审美主义与宗教主义彼此之间的“取代”与“排斥”，亦即两种不同世界观彼此之间的“取代”与“排斥”。这一从康德、席勒开始的“取代”与“排斥”确乎存在着以审美对于宗教（即基督教）的“取代”与“排斥”，但这也全然只是一种误解，而并非真实。真实存在的只是缺乏信仰维度的审美与存在信仰维度的审美彼此之间的“取代”与“排斥”。而蔡元培先生的“以美育代宗教”所起到的实际作用，也并非美育对于宗教的取代，而只是缺乏信仰维度的审美对于存在信仰维度的审美的“取代”与“排斥”。而这，正是美学中国的百年迷途之始。
进而言之，蔡元培先生关于“以美育代宗教”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讨论也根本站不住脚。
从宗教的迷信本质与宗教的情感特征来论证“以美育代宗教”的必要性，其根本失误已如前述（经过论证而被接受的哲学与无需论证就被信仰的宗教之间的共存，今天也已经为人们所广泛认同）。而从心理学的角度的论证，也无法令人信服。心理学的角度可以称之为主观的角度，蔡元培先生认为“宗教之原始，不外因吾人精神之作用而构成。”但是这里的"不外因"说得何其轻松？康德曾经说过，要从哲学上证明上帝存在很困难，但要证明上帝不存在则更难。而蔡元培先生却用“不外因”这样三个字，就论证了“上帝不存在”这个“更难”的问题，并且为无神论张目，这无疑是出之于一种想当然的态度与做法。何况，帕斯卡尔早就指出，存在着“几何学精神”与“敏感性精神”，因此，从“几何学精神”的“不外因”固然可以得出无神论的结论，但是从“敏感性精神”的“不外因”却又可以得出有神论的结论。而从知识的角度讲，蔡元培先生的剖析也混淆了能够由知识回答的问题（“我理解”）与不能由知识回答的问题（“我相信”）这两类不同的问题。试图回答那类知识可以回答的问题，这固然是宗教的越界，但是认为宗教面对的只是能够由知识回答的问题，却是蔡元培先生的越界。科学的发展使得人类将能够由知识回答的问题从宗教中剥离出去，这并不意味着宗教本身的可以被取代，因为宗教还面对着那些不能由知识回答的问题（所谓“因为荒谬所以才相信”）。这就是帕斯卡尔要“赌上帝存在”的根本原因。再从意志的角度讲，蔡元培先生从实证主义、科学主义的背景出发，认为甚至从归纳法就已经可以把握道德问题，因此意志已经完全可以脱离宗教而存在，宗教已经过时。但是事实上他所指的却只是相对的道德，而非绝对的道德，由此得出"意志作用离宗教而独立之证"，其实纯属臆测。而其结果则是以伦理关怀取代终极关怀，让伦理道德承担起救赎的功能，而“社会”则成为新的罪恶承担者（20世纪的暴力、革命，正是来源于此）。实际道德始终是差异性与共同性并存，也始终存在着跨文化的普遍性、普适性与普遍有效性。作为道德的“公分母”，它始终与宗教共存共亡，人类距离"意志作用离宗教而独立"也更遥遥无期。至于从情感的角度的论述，更是令人疑窦丛生。所谓宗教"激刺感情之弊"，在历史上确乎存在过（美育在历史上也有过"激刺感情之弊"），但是那并非宗教的本质，即便是宗教自身也认为那是宗教的歧途。而"纯粹之美育"似乎也并不纯粹，犹如蔡元培先生的提倡“兼容并包”却绝对不对宗教“兼容并包”，对于宗教的排斥，也使得美育再无“纯粹”可言。
教育学与本体论的角度也是如此。教育学的角度是客观的角度，由于教育（德、智、体、美育）与宗教的关系不如心理学（情意智）那样密切，因此从这一角度出发的论证也不乏可取之处，但是从根本上来看，将宗教完全等同于教育，却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至于再从教育已经取代了宗教的教育功能就得出宗教已经过时这一结论，自然更完全不符合事实。而从本体论的角度看，蔡元培基于康德哲学的本体论，把世界区分为“现象”与“实体”，而宗教存在着现象本体互相冲突，绝对排斥，因此无法联结“现象”与“实体”，必然会被美育取代。然而认为宗教存在着现象本体互相冲突，绝对排斥却只是基督教异端的看法，真正的基督教追求的却是“道成肉身”，成全救赎，以及使神人和好。因此倘若真存在着“现象”与“实体”，那么宗教也仍旧可以成为联结之津梁，而无须被美育取代。
二
作为美学中国的百年迷途，“以美育代宗教”不但在逻辑上、学理上根本无法自原其说，而且，它所提出的完全就是一个美学的假问题。
犹如春秋时代的“礼崩乐坏”、明末清初的“天崩地解”，晚清的“道术为天下裂”、“千古未有之巨劫奇变”，迫使中国人再一次面对严峻的生存问题与存在问题。前者，是如何建设一个理想社会，后者，是如何建构一个灵魂家园。而就后一个问题而言，则显然面临着巨大的困难。我们知道，新文化运动打倒了孔家店，在人与自然的维度引进了“科学”，在人与社会的维度引进了“民主”，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科学属于认知，民主关涉伦理，均未涉及人与灵魂的维度，也始终未能引进“信仰”。因此面对存在问题也始终存在着困惑。王国维、蔡元培等一代美学家意识到了这一困惑（蔡元培先生称之为：“今日重要问题”），但是又绝对不希望“信从基督教”，而“或以中国不可无宗教，因欲崇孔子为教主”，在他们看来也像“信从基督教”一样，“皆不明因果之言”[9]。于是，“以美育代宗教”的呼吁就顺理成章地应运而生。1919年，当“五四”洪流汹涌澎湃之时，蔡元培却着专文疾呼：“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10]，其原因盖出于此。因此，“以美育代宗教”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价值真空，也显示了深远的文化内蕴，体现了王国维、蔡元培等第一代美学家的睿智。
然而，百年之后我们却必须要说，“以美育代宗教”所提出的完全是一个美学的假问题。从表面看，西方的现代进程是借助于“科学”、“民主”这一精神杠杆撬动了地球，但是那只是因为这个精神杠杆太长，以至人们只看到了它触及地球的一端，但是却忽视了在遥不可见的手柄一端，在那一端，赫然铭刻着：信仰！换言之，“科学”、“民主”这两棵参天大树是生长在宗教信仰的沃土之中的。遗憾的是，包括王国维、蔡元培等第一代美学家在内的中国人对此却一无所知。例如，他们只知道南部欧洲的文艺复兴对于西方现代化的推动作用，却从不知道西方现代化的逻辑起点、历史起点都实际来自北部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德国马丁·路德宗教改革、英国亨利八世宗教改革以及加尔文宗教改革，才是“第一号资产阶级革命”（恩格斯）和“光照万物的太阳”（黑格尔）。历史证明：西方后来居上的资本主义强国，都与北部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有关。因此在西方现代化的进程中，不仅生存问题完全可以通过人与自然维度的“科学”、人与社会维度的“民主”来解决，而且存在问题也完全可以通过人与灵魂维度的“信仰”来解决。因此，在王国维、蔡元培那里，一切都是因果倒置的，“科学”、“民主”就是无所不能的灵丹妙药，至于存在问题的困惑，一方面出于对于儒家传统的遗留的价值真空的洞察，一方面也出于对于西方基督教的自以为是的“正当防卫”，他们采取的仍旧是传统的中国式的解决方式。这就是：不断往后退，最后退到诗化人生的审美当中。这是一种没有宗教的宗教，也是一块国人最后的精神领地，或许可以称之为“以审美代替信仰”。意义不在，但是美神却在，拒绝以信仰来填补价值真空，但是却可以在美育中让无根漂萍般的人生得以皈依。这无疑是面对儒家夕阳西下、上帝兵临城下困局时王国维、蔡元培所给出的美学回应与回答，一种虚假的应答与回答。
“以美育代宗教”的提出还与西方的审美主义思潮有关。它借用了西方的话语资源，但是却忽视了西方的语境。我们知道，“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是西方现代化中两个关键辞。而审美现代性在中国尤为引人瞩目。韦伯有言，审美为现代社会提供了某种世俗的“救赎”。它与宗教并行，取宗教而代之，成为新的精神依托、第二教主。康德对于审美的无功利性的关注，席勒对于审美弥合现代人性分裂的功能的倾心，黑格尔对审美带有令人解放的性质的强调，都彰显著审美在现代社会中的独特性质。不过，正如韦伯所表述的，审美现代性意味着面对现代社会的工具理性化世俗救赎。所以席勒指出：对于审美的强调有两种不同的取向，一是关注审美在弥合现代人性分裂中的特殊作用，它关注的关键是感性；二是关注审美在人类从自然状态到道德状态的中介作用。其中最具现代性的是前者，而西方对于审美现代性的关注也全在于此。但是中国强调的却是后者。因此它并非对于启蒙现代性的反抗，也并非感性对于理性的反抗，而是“报国之道”、救国之路。可以称之为：“审美救世”，也可以称之为：“美育救国”。
也因此，进入现代的中国却并未走上赎罪之路，而是走上了审美之路。由于信仰维度的阙如，蔡元培先生等第一代美学家就顺理成章地把对于罪恶的解释权从上帝那里夺过来，转交给历史。犹如卢梭将人区分为“自然人”与“人所造成的人”，蔡元培等第一代美学家也又一次回到了“人之初，性本善”的传统思路，认为罪恶的原因不在“自然人”，而在于“人所造成的人”。而“人所造成的人”则完全来自社会，是社会造成了人的自然本性的扭曲，使之蜕变为恶。这样一来，罪恶的承担者从个人转向了社会，赎罪之路也转向了审美之路。本来，由于个人原罪的缘故，个人不可能凭借自己的力量而得救，因此必须回归信仰，这，就是所谓赎罪之路。而现在，由于社会原罪的缘故，个人完全可能凭借对于社会的反抗而得救，这，就是所谓审美之路。具体来说，既然社会被判断为罪恶的源泉，个人之为个人，也就将自身的内在紧张转化为人与社会之间的外在紧张。一方面，不惜将因为社会给予自己的压迫而产生的严重屈辱投射为刻骨的仇恨，必欲铲之而后快，而且错误地认定铲之而后必快。于是，从反抗到革命、从对正义的呼喊到对暴力的赞扬、从普罗米修斯到恺撒，所到之处无不成为一片燃烧的迷津。其结果，则是从上帝之城到人间天国，再从人间天国到人间地狱。法国大革命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就是惨痛的例证。另一方面，既然上帝根本不在，于是就自己为自己谋划未来，伪终极关怀由此应运而生。这伪“终极关怀”由于只“终极”于某种世俗形态（蔡元培先生所关注的“信仰心”的失误就在于此），因此在精神上就无法与现实拉开距离，批判的内涵、超越的内涵也就根本不在，存在的只是所谓的“审美人生”与“理想社会”。它们有如同一张纸的两面，前者为后者提供着内在根据，后者则为前者提供外在显现，从而为人们彰显著虚幻的未来。更为严重的是，这种被提升到终极价值的位置的世俗之物一旦幻灭（而且必然幻灭），就势必引起全社会深刻的存在性失望，并引发新的“意义危机”。于是，就只有再走向新的人与社会之间的外在紧张，再绘制新的审美蓝图，再实施新的自我欺骗，以便与之抗衡。因此，所谓审美之路实际无非就是沿着审美之维对于我的一再大写。舍勒敏锐而幽默地将这里的“我”称之为“自我骄傲者”：“自我骄傲者是这种人：他通过不断的‘俯视’而自我暗示，似乎他站在塔尖。当他个人第一次下降，他都盯一眼更深之处，以抵消他的实际下降，由于抵消得过头，反以为自己是在上升。他没有发觉，恰恰在他展眼幻想自己飘飘然于云端之际，时时映入他眼帘的深处却在慢慢把他拖下来，沿着他自身的视线方向，天使在慢慢‘坠落’。”[11]蔡元培等第一代美学家事实上都是这样的“自我骄傲者”。他们所开辟的以艺术代替宗教，以审美代替信仰的道路，其最终结果，也无非是从向上帝祈祷转而向撒旦低头，从最初的意在驯服魔鬼到最后的却偏偏赞美了撒旦。而沿着他们“自身的视线方向，天使在慢慢‘坠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