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评斯坦因在西域的考古活动(一)

论文摘要

  20世纪初叶,斯坦因在西域进行考古探险活动,发现了尼雅等古代遗址,并对它们进行了考古发掘。由于斯坦因运走了大量的珍贵文物,从而遭到我国知识分子强烈的谴责。本文首先简述了西域的文化特色。其次,根据斯坦因的考古研究报告及学术著作,介绍了他在西域的重要考古工作及研究成果。最后,依据中国学者对他的评价展开论述。本文试图证明:斯坦因是一位伟大的探险家、考古学家,他为西域文化的研究做出了贡献,他的考古成就不容被掩盖。斯坦因运走了大量的文物,侵犯了中国的主权,理应受到指责。但是,面对文物的流失,我们还应该进行自责,因为是我们自己没有尽到保护的责任。


关键词:斯坦因 西域 考古学


引言

  20世纪初,斯坦因在西域进行探险和考古活动,发掘了大量古代遗址。他的考古报告及学术著作对研究西域文化极具价值,也揭开了西方研究西域文化的热潮。由于斯坦因运走了许多珍贵文物,侵犯了中国主权,因而中国学者对他的考古活动争议颇多。

  本文试图说明,斯坦因是一位伟大的探险家和考古学家。他运走文物,侵犯了中国主权,应该受到强烈的谴责,但我们不能因此就掩盖他的学术成就。面对文物的流失,我们首先应该做的是检讨自身,而不是推卸责任。

浅评斯坦因在西域的考古活动

一 概述

  在距今2500年前,从长安向西,经河西走廊进入新疆境内,然后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南缘向西行,可以到达中亚、南亚以及地中海和欧洲各国。这条漫长的道路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名字——丝绸之路。

  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众多国家,是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仿佛是一条生命与文明的链条,将东西方紧紧相连。在这片广袤沙漠的绿洲中,生活着不同民族的人们。他们信奉着不同的宗教,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但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丝路文明。自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8世纪,曾经有塞克、粟特、吐火罗、匈奴、拓跋、蒙古、印度、汉等民族在此地生活。这些民族的人们说着不同的语言,使用不同的文字,拥有不同的风俗习惯。他们共同生活,相互影响,让不同的生活方式、宗教文化和艺术风格同时存在,共同发展。中国自汉武帝时设立河西四郡,将西域正式纳入了国家版图,在此地拥有了最高的行政统治权。然而,丝绸之路的文化却不是以汉文化为主体的,而是兼容并包了当地各民族的文化和风俗,可以说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

  正是丝路文化曾有的多姿多彩,引起了人们的兴趣;正因为它的美丽已被沙漠掩埋,才使丝路文化变得神秘。揭开它的面纱,寻找失落的文明,是众多中外学者的心愿。

  20世纪初叶,许多西方探险家来到西域,走进了这片号称“死亡之海”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进行探险和考古活动。在他们当中,英国的斯坦因影响较大。他的考古报告及学术著作对西域文化研究极具价值,揭开了西方研究西域文化的热潮。同时,他也是我国学者争议较多的人物。
本文将介绍斯坦因在西域的重点考古活动,以及国内学者对他的评价,以求客观地认识斯坦因在西域的考古活动。

二斯坦因在西域的考古活动及研究成果

  马克.奥里尔.斯坦因,英籍匈牙利人,曾就读于英国伦敦大学和剑桥大学,专攻东方语言学和考古学。1887年至印度工作,在旁遮普担任学监,并任拉合尔东方学院院长。在此期间,他曾在当地做过大量考古调查和研究工作。

  1898年,斯坦因向印度政府呈交了一份去西域考古探险的建议书。他在建议书中说:“据历史记载所知,今和阗地区曾经是古代的佛教文化中心——起源和特点明显受印度影响,近年古代文书、钱币、雕刻等的发现已充分说明,经过对这些古遗址的系统发掘,将会得到对于古代印度文化研究极为重要的发现……因此,我计划中旅行的目标是:从考古学的角度对和阗及其周围的古代遗址进行考察,寻找能够揭示其历史的资料,收集货真价实的古代遗物。”1经过多次申请,在印度和英国政府的批准及支持下,斯坦因开始了他在西域长达15年之久的考古探险活动。

  斯坦因在西域的大规模考察活动共有3次:1900年至1901年在塔里木盆地南缘进行考察;1906年至1908年在中亚各地考察,包括印度、西藏、和阗、克里雅、米兰、敦煌等地;1913年至1915年,经丝绸南路至敦煌、吐鲁番等地。他探险和考察的区域,东西长约1500里,所包含的考古地带有:和阗、拉瓦克、喀达里克、尼雅、米兰、楼兰、敦煌、吐鲁番、库车等地。

  其中,尼雅、楼兰、米兰和敦煌是斯坦因考察及研究的重点,本文将对斯坦因在这四个地点的考察活动进行详细介绍。

(一)发现及考察尼雅遗址

  尼雅遗址是一处规模较大的汉晋时代遗址,位于新疆和阗地区民丰县城以北,处于塔克拉玛干沙漠之中。尼雅王国在汉代被称为精绝国,纪元初年曾十分繁荣,大约在3世纪末年被居民放弃。这片已沉睡了1600年的废墟,因斯坦因的发现而再次受到世人瞩目。

  1901年1月27日,斯坦因到达尼雅南部边缘,首次发现了尼雅遗址。他在此地工作了16天,将尼雅遗址一一编号,发现了彼此孤立地散布在沙丘中的房屋、佛塔、庭院等遗迹,共发掘12所房屋,出土了大量的写本、家具、罐子、残破地毯、毛织物、玻璃器皿、金属器皿等物品。

  在这些文物中,最为珍贵的莫过于用佉卢文字书写着印度俗语的木椟。佉卢文字起源于印度河上游古代犍陀罗等处,曾流行于中亚的广大地区。这种文字多写在毛皮或木版上,它可证明古代和阗国中有不少印度居民。从内容上看,这些佉卢文书大多是往来的公函之类,记载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过程。它使我们发现,在早期西域历史上,那些几乎已经从我们视野中消失了的生活和文化方面的情况:东西方文化如此和谐地交汇在一起。斯坦因为这伟大的发现兴奋不已,他将上千件佉卢文书带回了英国进行研究。

  除了发现这些珍贵的佉卢文木椟外,斯坦因还对尼雅的房址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得到许多具有中亚风格的艺术品。比如做函封用的封泥,它们有两面,大多是一面为中文篆书,另一面为希腊神像。例如雅典娜执盾与雷电像、或坐或立的伊洛斯像、赫拉克里斯像等等,皆与希腊或罗马作品的风格极其相似。它向我们展现了一幅广阔的历史画卷:在古代丝绸之路上,中西方文化没有排斥,奇妙地混合在一起。

  1906年10月19日,斯坦因第2次来到尼雅,发现并确认了“回”字形佛塔,并以这个佛塔为中心,向北、向西进行了发掘。这次他共发掘遗址41处,获得许多保存完好的印度文书、佉卢木板上的封泥印、家具、小型木制物、雕刻了花纹的屋架等物品。

  1930年,斯坦因第3次到达尼雅,但这次发现甚少,与前两次相比没有什么重大收获。

  斯坦因3次对尼雅遗址的考察和发掘,初步揭示了古代尼雅王国的面貌。尼雅的许多建筑物和遗物都带有希腊和犍陀罗的艺术风格,可见希腊与印度文化在此地的影响十分深远。

(二) 考察楼兰遗址

  在尼雅遗址的东面,还有一处被沙漠掩埋了千年之久的人类文明遗迹,那就是古代楼兰王国的遗址,它被称为“中国的庞贝古城”。

  楼兰王国建于公元前176年以前,公元前77年改称为鄯善,是丝路上的重要王国之一,一度极为繁华,但在公元630年后突然神秘地消亡。楼兰王国的范围东起古阳关附近,西至尼雅古城,南至阿尔金山,北到哈密。

  斯坦因曾4次到达楼兰,他所考察的楼兰古城位于罗布泊的西北岸,约在东经89°55'22〃,北纬40°29'55〃2。古城的总面积约为100824平方米,城垣为不规则的方形,有一南一北两条河流绕城而过,一条极深的运河将古城分为两部分:城北是佛塔、寺院,城西南是官署和居民区

  斯坦因1901年初次到达时,便将这个遗址编号为LA,并于1904年、1906年对其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初步揭开了古楼兰文明的全貌。他最早提出河流流量减少,土地沙漠化,从而导致楼兰古城废弃的“自然环境变化学说”。

  1906年12月17日,斯坦因第2次到达楼兰。他首先进一步调查发掘了LA遗址,随后以LA遗址为中心,在相当广泛的区域内进行了系统考察,相继发现该城址周围的十几座城址、寺院、住宅和房基地,编号LB至LM、LQ、LR3。在其中6座遗址和1处墓地中,斯坦因发现了一些汉代的木简和古钱,还有同尼雅一样的佉卢文木板,一张色彩鲜艳的毛毯残片,一卷黄绢等物品。家具与雕刻用的木料甚多,同尼雅遗址一样,这些物品的艺术风格深受印度与希腊文化的影响。在楼兰古墓中,斯坦因发现了许多织品残片,有中国传统风格的,也有古希腊罗马风格的。在一座小寺院中,他发现了大量具有明显犍陀罗艺术风格的卷形花纹装饰物。

  1914年,斯坦因第3次到达楼兰,在主要遗迹的东北方,发现了一座汉代坟园,其中有不少棺木。他在这里发现了青铜镜、木制兵器模型、镶金织物的残片等物。最为重要的是,他发掘了两具楼兰成年男子的头骨。经英国人类学家基恩(A.Keith)研究,认为他们代表了单一的种族:既有蒙古人种特征,又有欧洲高加索人种的特征。基恩认为,这种类型可称为“楼兰型”,因为这并非是自由混杂形成的,而是自然进化的过程4。

  楼兰,这座有着数百年历史的王国突然消失了,一种融汇了东西方文化精华的文明失落了。它已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中沉睡了1500年,斯坦因将它神秘的面纱掀起了一角,使这已失落了的文明重现于世。

(三)考察米兰遗址

  米兰又称磨朗、密远、小鄯善等,是楼兰王国改称鄯善王国之后的都城,也是著名的东汉伊循屯垦古城遗址。大约建于公元3世纪,废弃于公元5世纪中末叶。米兰遗址由古城、3座佛寺、8处佛塔、汉代屯田水利设施组成。斯坦因于1907年1月到达米兰,开始进行长达18天的发掘工作。

  在米兰的古堡内堆积着大量的垃圾,斯坦因对其进行小心清理,发现了一些写在柽柳木札和纸上的西藏文字、一种用古体字写的突厥语写本、织物残片、加漆皮革制作的甲胄残片、木制器皿、陶器、军装等物品。这些突厥文字后来经过欧洲学者研究翻译,被认为大多是人名,这些突厥语写本大概是发给突厥士兵的护照或通行证之类。据史料记载,在隋、唐之际,突厥势力遍及新疆南北,突厥人曾占领米兰,并以此作为他们的军事基地,士兵也多为突厥人。这一点与斯坦因发现大量的突厥文书不谋而合。

  在古城东北大约2公里处的米兰大寺内,斯坦因发现了一群已毁坏的佛像。这些佛像的头部雕刻及衣褶的配置完全是希腊式的,座像的底部有用婆罗谜文字写的梵文贝叶书。其他的木雕装饰品,雕刻十分精美,几乎全是古罗马、希腊式的艺术风格。斯坦因从中运走了一个高约1米的完整的大佛头。

  在编号为M3的佛塔中,斯坦因发现了一片片艳丽的壁画。他揭走了有浓郁犍陀罗艺术风格的“有翼天使”壁画、用佉卢文题记的“维莎达罗王子本生故事”壁画,以及一组青年男女群像壁画。斯坦因特别为发现“有翼天使”壁画而激动,他说:“这真是伟大的发现!世界上最早的安琪儿在这里找到了。她们大概在2000年前就飞到中国来了。壁画整个的构思和眼睛的表现完全是西方式的!”5佛塔内的壁画内容多是佛教的,以小乘教派为主体,但绘画的艺术风格大体显现出印度、希腊成分。

  米兰往日的繁华早已不在,所剩的只是一片片废墟,无声地矗立在沙漠中,人们也早已将她美丽的名字遗忘。正是斯坦因的发现,使米兰轰动了欧洲的考古界和文化界,让世人都想一睹她迷人的风采。

(四) 在敦煌的活动

  敦煌位于河西走廊西端,是著名的河西四郡之一,尤以莫高窟的壁画和雕塑闻名于世。

  在丝路文化的影响下,敦煌文化不仅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而且表现得更为灿烂。希腊文化、伊斯兰文化、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这四种在世界具有深广影响的文化都可以在这里被找到,它们在这里交汇,放射出迷人的光彩。

  敦煌藏经洞于1900年被发现,洞窟内堆满了经卷文书,约是从魏晋十六国到北宋时的遗物,保存完好。由于甘肃藩台不愿花五、六千两银子做运费,便下令将这批稀世珍宝就地封存。

  1907年春,斯坦因到达敦煌并得知了藏经洞的情况。当他看到莫高窟中精美的壁画,以及藏经洞中一件保存完好的15米长的经卷后,斯坦因被深深吸引了,经卷的精美程度使他震惊不已。

  更让斯坦因震惊的是,藏经洞的看管人竟是王圆箓,一个近乎文盲的湖北农民!王圆箓是一个有着愚昧而狂热宗教热情的人,对他来说,封存经卷的命令如同虚设,他需要用经卷换成的金钱,去清理洞窟中的流沙,去修建寺窟。当他得知斯坦因是玄奘的忠实崇拜者后,便将藏经洞的门敞开了。斯坦因从中运走了24箱文书,5箱绘画和刺绣精品。每件都是珍品,而这些珍品的代价只是40块马蹄银。4个月后,斯坦因重返敦煌,又得到了200捆手稿。这批珍贵文物在运出中国时,没有遭到阻拦,只花了130英磅的税款,便到达了英国博物馆6。

  经卷在王圆箓手中变成了金钱,他用这些钱开凿了石窟间的内廊式通道,免去了人们爬梯登窟之苦7。王圆箓还以为自己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呢!而对斯坦因而言,从王圆箓手中得到这批文物,才真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在斯坦因看来,如此珍贵的文物怎能让王圆箓保管?只有英国博物馆才有资格保存和研究。

  国家的衰弱使我们忘记了古老的文化,忘记了历史。但历史没有忘记我们,它将耻辱深深地,永远地烙在了每个中国人的心上。

(五) 研究成果及学术影响

  由于斯坦因在西域的考古发现,使他在考古界名扬四海。他被英国皇家地理学会授予“发现者金质勋章”,得到了牛津和剑桥大学的荣誉学位,英国官方还授予他“印度帝国骑士”称号。

  斯坦因结束了西域的考古工作后,便在伦敦博物馆进行资料的整理工作,并陆续出版了3部著作:《去中国突厥斯坦从事考古和地形考察的初步报告》、《沙漠埋藏的和阗废墟——在中国突厥斯坦从事考古学和地理学考察的旅行记实》、《古代和阗——中国突厥斯坦考古探察的详细报告》8,对和阗地区古城的消失、沙漠绿洲的变迁等问题提出了极有价值的见解。他的考古报告让西方人再次注目于东方,注目于中国,因为在西域的塔克拉玛干沙漠中,隐藏着如此灿烂的文化。

  因为斯坦因本人没有研究汉文文书的能力,所以他将所得到的汉文文书交给学生沙畹考释。王国维、罗振玉等人为沙畹审定书稿,编印了《汉晋西陲木简汇编》和《流沙坠简》等书。1953年,沙畹的学生马伯乐的遗作《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所获汉文文书》在伦敦出版。英国博物馆东方刊本部的翟里斯,用了38年,对斯坦因所获的汉文文书进行编目工作,于1957年出版《不列颠博物馆藏敦煌汉文写本解题目录》一书9。斯坦因所带走的大量佉卢文和汉文文书,基本上得到了妥善的保护和深入的研究。

三分析中国学者对斯坦因的评价

  中国学者对斯坦因在西域的考古活动争议颇多,焦点在于斯坦因掠夺、破坏了文物,到西域考察的目的不纯,有为英国政府充当间谍的嫌疑。本文将针对这些观点进行分析,以求客观地认识斯坦因在西域的考古活动。

(一) 对斯坦因掠夺文物的分析

  斯坦因在西域考察的过程中,将他所得到的大量文物带回了英国,其中包括在敦煌藏经洞得到的无价珍宝。外国学者通常把斯坦因对敦煌的“发现”作为敦煌学的开端,抹煞了中国学者研究敦煌的功绩,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10不仅如此,文物的大量丧失对于一个主权国家而言,也是莫大的耻辱。斯坦因所书写的这笔历史公案,永远无法抹去。

  当我们因此而指责斯坦因的时候,不禁要问,为什么他会无视中国的主权而带走文物?为什么中国政府对此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斯坦因在西域的考古活动得到了当时中国政府的帮助,当地官员为他提供了劳工、向导和供给,使斯坦因得以顺利工作11。当地的人们对斯坦因是否运走文物也并不在意,因为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事比自身的温饱更为重要了。

  当时的中国政府集内忧外患于一身,风雨飘零的帝国已无暇顾及文化是否丧失。而斯坦因是一个已跨进现代文明社会的西方人,他将东方人已淡忘了的古代文明视为珍宝,不惜冒着生命危险深入沙漠腹地,不顾一切地追寻这已失落了的西域文明。

  在敦煌,斯坦因以极少的金钱买到了29箱珍贵文物,这些经卷、佛画大多陈列在伦敦博物馆。敦煌学从此被世界承认,由敦煌学引来的耻辱也因此由中国学者承担。当我们必须从英国博物馆购买敦煌经卷的微缩胶片来进行研究时,不由得指责斯坦因,以花言巧语蒙骗王圆箓,以不光彩的手段骗取文物。

  但应该受到指责的不仅仅是斯坦因,还有我们自己。为什么把敦煌交给一个识不了几个字的道士看管?为什么中国的官员对此事视若无睹?为什么当时就没有中国的知识分子去整理和保护这些文物?

  当时的中国是穷,但绝没穷到拿不出五、六千两白银运费的地步。偌大的中国,无人也无力留住这些珍贵的文物吗?让斯坦因只花了130英磅,便将敦煌经卷运到了大洋彼岸。

  文物被运走了,留下的是无法抹去的耻辱,而这耻辱正是我们自己印在身上的。国家的落后、官吏的腐败、知识分子的懦弱、人民的愚昧,正是这耻辱的由来;一味地指责别人、推卸责任,将是这耻辱的加深。

(二) 对斯坦因破坏文物的分析

  斯坦因在西域的考古发掘工作中,对壁画进行了剥取,对大批遗址进行了盗掘式的发掘,破坏了文物。他的许多学术观点掺杂了西方人对东方文化的主观臆断,有不合理的成分。

  对于这种说法,我们应该认识到,考古学虽然由来已久,但田野考古学却是20世纪初叶才发展起来的。斯坦因所处的时代,正是田野考古学初步兴起,考古水平普遍不高的时期。因此,他不可能有超越那个时代的、科学的考古水平,对文物的保护也只能达到那个时期的水平。揭取壁画确实不利于文物的整体保护,但当时的考古学者基本都是这样做的。

  斯坦因1901年在新疆洛浦县西北的热瓦克遗址考察时,对热瓦克大佛寺进行了大规模发掘。为了加快进度,他雇佣了许多劳力,挥动铁铲不停地挖掘。在今天看来,这种挖掘方法与盗掘没有区别。而对于斯坦因来说,时间的限制、持续的大风、地下水的渗透、考古水平的限制,使他没有别的选择。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出土的雕像过于巨大而无法运走,斯坦因便将它们拍照、临摹、记录,重新埋回地下。他将一些小型的塑像带走,这些文物没有被换成金钱装进斯坦因的口袋,它们至今仍被完好地保存着。而那些被埋回地下的文物,后来被当地的寻宝者砸得粉碎。40年后,热瓦克的官员发掘了热瓦克佛寺,展出了文物,而这些文物最后下落不明。两者相比,后者对文物的破坏不是更为可耻吗?

  谈到破坏文物,就不得不再次谈到敦煌。当藏经洞的经卷终于得以运往京城时,灾难却再一次降临。用草席草草捆扎的经卷,被沿路的官员不断偷窃。到达京城后,又被主管的官员大量窃取。更为可耻的是,为了怕因经卷的件数缺少而暴露此事,他们将较长的经卷一撕为二来充数12。

  同是对文物的窃取,斯坦因所看中的是文物自身的历史及精神价值,他将敦煌文物放在了英国博物馆保存;而中国的这些官员,知道这些文物价值连城,是一种变相的黄金,要不失时机地捞一把。至于文物的精神价值、知识分子的良知、保护文化遗产等等,他们从没想过。

  文物被自己国家的人毁坏了,却没人指责他们的愚昧和贪婪,而只是把满腔怒火向斯坦因发泄。不自责而去指责他人,除了说明我们缺乏责任感之外,还能说明什么?

  此外,斯坦因的学术观点中也有不尽合理的地方,他是站在西方人
的立场上看待东方文化的,难免出现偏差。对于不正确的观点,理应进行批驳。尽管如此,斯坦因的探险精神与科学研究精神是十分值得称颂的。当中国的知识分子坐在书房里从事史料的考据工作时,斯坦因正在漫漫的黄沙中行进。如果没有斯坦因这样的探险家,尼雅可能会在沙漠中继续沉睡下去。以生命为代价来追求科学,不应该受到指责。

(三)对斯坦因充当英国间谍的分析

  20世纪初,英国在印度拥有高度统治权,并与俄国争夺在新疆的优势地位。英国的马继业和俄国的彼得罗夫斯基,分别是驻喀什的领事,他们为了各自国家的利益,日以继夜地明争暗斗。斯坦因与马继业的关系十分亲密,他的考古工作得到了马继业的大力支持。因此,使人不得不怀疑他西域之行的目的。

  从主观上看,斯坦因所代表的确实是英国的利益。在他眼中,英国是伟大的“日不落帝国”,是文明而先进的;东方却是愚昧和落后的。英国政府支持他的考察活动,为英国服务也是他应尽的职责。然而,斯坦因到西域进行考察是由他首先提出申请的,并不是英国政府的派遣。他考察的理由与目的前文已有引述,他的考古成果也足以证明他考察的目的,绝非到西域来收集情报、充当英国的间谍。

  从客观上看,当时的俄国已派出了学者对西域进行考察,英国也决不会甘心落后。在英俄两国角逐的这种形式下,斯坦因的考察活动,确实属于英国扩张势力活动中重要的一项,他为英国政府的扩张扩大了影响。此外,考古工作者绘制的地图,无疑是军事上宝贵的资料,英国政府不会轻易放弃。然而,考古与政治毕竟是两回事,绘制地图是考古工作者必做的工作,我们不能因为斯坦因的考古活动和他画的地图被英国官方利用,就把斯坦因也列入间谍的行列。

四 结论

  综上所述,斯坦因是一位杰出的探险家和考古学家。他为了研究古代西域文化而走进塔克拉玛干沙漠,发现并考察了许多古代遗迹,这种精神是令人敬佩的。他在西域的考古成就让人们大开眼界,原来在这片荒凉的沙漠中,竟然埋藏着如此灿烂的文化。正是因为有斯坦因这样的人,丝路文化才能重现于世。作为一名孜孜不倦、奋斗终身的学者,斯坦因的贡献是应该得到肯定的。

  斯坦因运走了大量文物,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应该受到强烈的谴责。历史无法更改,不容忘记,这份耻辱更是无法抹煞。然而,我们不能因此就抹煞斯坦因在学术上的成就。我们应该做的,也不仅是一味指责斯坦因不道德的行为,还应该反省自身。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老国度,应该如何向世界证实,我们有能力保护自己的文物,有能力研究我们的祖先遗留的文明。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用奋发图强来洗刷耻辱。向世界证明:我们有能力保护丝路文化,既然敦煌在中国,那么敦煌学就一定在中国!

  塔克拉玛干沙漠是属于中国的,丝绸之路也是属于中国的,而丝路文化却是属于世界的。我们欢迎所有热爱丝路文化的人来保护它、研究它,但决不允许任何人破坏它。塔克拉玛干沙漠曾是人类共有的家园,丝路文化是人类曾经共同创造、共同拥有,又被遗忘了的文化。斯坦因等考古学家让这已消逝的文化重现于世,让人类有机会重新解读丝路文化,了解这神秘而美丽的道路上曾有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