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来，环境问题已愈来愈引起学术界、政府部门、甚至普通公民的重视。而生态环境的演化是一个十分漫长的渐进过程，需要将其回溯到久远的史前阶段才会看得清楚些。夏是我国古籍中有明确记载的最早建立的国家。随着新中国考古学的蓬勃发展，尤其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完成，人们对夏商两大王朝的历史面貌、年代框架、发展脉络已经有了较前清晰得多的认识。这不但大大丰富了中国上古文明史的内容，又有力激发了人们进一步探索夏商历史、拓宽其研究领域的热情。夏代又是中国历史上有着特殊意义的重要时期，它既是最早建立的具有相当规模的王权制国家，又是史前时代与文明时代联结的纽带和交汇点，也处在地球地质和古气候史上的重要时段。而在目前的学术界，对史前及夏代生态环境的专门研究还显得十分薄弱，更缺乏生态环境与社会变迁方面综合研究的成果。本文将对史前及夏代黄河中下游地区生态环境变迁及其对社会发展的关系等基本问题作一较系统的探讨，以加深人们对史前及夏代生态环境和社会发展关系的认识，并祈望对今天面临的环境问题提供有益的资料和借鉴。
第一节 有关远古时期生态环境研究的简略回顾
一、古代先哲的见解
对包括夏代在内的远古时期生态环境的形成和变迁，我国古代的先哲们很早就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在《周易·谦卦·彖传》中，就提出“地道变盈而流谦”的看法，认为地壳的高低形态会发生变化。《诗经·小雅·十月之交》歌道：“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实际上已认识到在漫长的地质时代发生的极为悬殊的海陆变迁。葛洪《神仙传·王远》提到的“东海三为桑田”，即为表达海陆变迁的成语“沧海桑田”的出处。北宋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写道：“予奉使河北，遵太行而北，山座之间，往往衔螺蚌壳及石子如鸟卵者，横亘石壁如带。此乃昔之海滨，今东距已近千里。所谓大陆者，皆浊泥所湮耳。尧殛鲧于羽山，旧说在东海中，今乃在平陆。凡大河、漳水、滹沱、涿水、桑干之类，悉是浊流。今关、陕以西，水行地中，不减百余尺，其泥岁东流，皆为大陆之土，此理必然。”沈括根据太行山麓岩石中嵌有螺蚌化石及沉砾岩的沉积带，推断这里过去曾是海滨，又利用尧舜时代的历史遗迹和生态环境变迁的历史比较方法，进一步说明现在的广袤平原过去却是浩渺的海洋，并指出华北平原的形成是由于黄河等河流的泥沙沉积而成的。这就把前述“沧海桑田”的假说建立在有力的科学论证的基础之上，也是对华北大平原形成原因的首次科学解释①。对于历史上气候的变迁情况，元代金履祥曾精心研究了古代中原地区先秦两汉时代所栽培的经济作物，做出了古代要比元朝气温高的推论②。此外，清代学者张标和刘献廷分别在其著作《农丹》和《广阳杂记》中，怀疑历史时期气候的恒定性，提出各朝气候常有变化的见解。如果考虑到20世纪初期欧洲仍有若干天文学、气象学家坚持不合时宜的古今气候一成不变的错误观点③，那么我国古代哲人的上述认识显得多么睿智和富有远见。
二、近代学者的认识
到了近代以后，对古代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变迁率先进行研究的应推蒙文通先生。他于1930年在南京《史学杂志》上发表了《中国古代北方气候考略》一文，以后又在《禹贡》半月刊上发表了《古代河域气候有如今江域说》，在《图书集刊》上发表了《由禹贡至职方时代之地理知识所见古今之变》等论文，认为古代黄河流域河湖密布、气候适宜、盛产竹子和水稻，“正有似今江南地带，则古时北方气候之温和适宜，必远非今之荒凉干亢者比矣。故中国古文化必发生于黄河流域而不在长江流域也。”并指出气候恶化是黄河流域人民在西周末年大量南迁的原因之一④。
夏商周密切相连，被统称为“三代”，由于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商史研究首开三代先河，其中也包括了对环境变迁的研究。对殷商时期的生态环境研究较早、用功最勤、建树颇丰者当为胡厚宣先生。1933年，胡厚宣发表了《楚民族源于东方考》一文，文中“曾援蒙文通先生之说，以申论中国古代黄河流域之气候，必较今日为暖”⑤。1938年，他又发表了《卜辞中所见之殷代农业》一文，在文中他专设《农业环境》一节，根据卜辞所载降雨、降雪、获象、捕兕的刻辞，和殷墟发掘出的今多见于南方的竹鼠、獐、大象、圣水牛相印证，推测殷代“气候必与今日长江流域甚或以南者相当也”⑥。1940年德国学者魏特夫格(Karl August Witffogel)发表《商代卜辞中之气象纪录》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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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胡道静、金良年：《梦溪笔谈>导读》，巴蜀出版社1996年版第312—315页；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主编：《中国古代科技成就》，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第311—313页。
②秦嘉谟编：《月令粹编》卷二十三孟春条下，嘉庆十七年刊。
③竺可桢：《历史时代世界气候的波动》，《光明日报》1961年4月27—28日。又见《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12页。
④蒙文通：《中国古代北方气候考略》，《史学杂志》2卷3、4期合刊，1930年南京中国史学会出版；《古今河域气候有如今江域说》(蒙文通讲述，王树民笔录)，《禹贡》半月刊，1卷3期，1934年3月北平禹贡学社出版；《由禹贡至职方时代之地理知识所见古今之变》，《图书集刊》4期，1943年3月出版。
⑤胡厚宣：《楚民族源于东方考》，民国二十三年七月，刊北京大学潜社《史学论丛》第一册。
⑥胡厚宣：《卜辞中所见之殷代农业》，民国三十三年，收入《甲骨学商史论丛》二集。
引用卜辞中有关天象、农稼、征戎、游田之纪月者370条，证明殷代气候较现代为稍暖①。这有力支持了胡厚宣的观点。但胡厚宣、魏特夫格等人关于殷代气候较今为暖的观点遭到了甲骨学家董作宾先生的反驳，他于1942年发表了《读魏特夫商代卜辞中的气象纪录》一文，认为这一观点尚有可商讨之处，“骨化石所提出者，不过是一种意见，而卜辞是不能证实，也还有许多问题”②。为了对殷代气候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以回应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异议，并进一步确立自己的观点，胡厚宣于1944年又发表了《气候变迁与殷代气候之检讨》的长篇论文，该文翔实地考察了史前时代、历史时代、欧美各地的气候变迁，并深刻分析了古籍中所见气候方面的史料，进而在更广阔的时空背景下深入论证了商代的气候状况。文中利用丰富翔实的甲骨文资料，进一步论证了殷代气候远较今日为热，与今日长江流域或更以南者相当③。胡厚宣的这篇力作是在殷代气候研究中影响较大的鸿篇巨制，受到学术界的广泛重视。董作宾在1945年出版的《殷历谱》(下编卷九《日谱二》)及《再谈殷代气候》④等文中，仍对胡厚宣等人的观点持不同意见，坚持认为殷代气候与今世“实在无甚差异”。由于对甲骨文字的解释不同和对考古材料认识上的参差，导致了董作宾与胡厚宣在殷代气候上的“根本不同”的见解。
野生动物的分布变迁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生态环境尤其是气候状况的变迁。徐中舒先生于1930年5月发表了《殷人服象及象之南迁》一文，他根据甲骨文中“获象”、“来象”的记载，结合《吕氏春秋·古乐篇》中“商人服象”之传说，指出殷墟之象，“必殷墟产物”，并非“他处贡献”而来。他又考释出“豫”字为“象邑”之合文，得出“殷代河南实为产象之区”的结论，并诠释了“为”字“从又牵象”，“实为殷人服象之证”。他还根据西方地质考古学家桑志华1923年在内蒙古、宁夏及华北等地的旧石器时代黄土地层中发现的犀、象等动物化石，认识到当时北方的自然环境适宜这些热带动物生存，并推测它们“由旧石器时代绵延至于殷商以前，(或虞夏时)仍生息于黄河流域，实为意中之事”⑤。1928年殷墟开始进行科学发掘之后，伴随古代器物出土有一些古动物标本，引起一些学者的重视和研究。1936年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和中国古生物学家杨钟健联合发表了《安阳殷墟之哺乳动物群》⑥这篇专门研究殷墟古动物的论文。之后，杨钟健又发表了《安阳殷墟扭角羚之发现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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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Karl August Witffogel，Meteorological Records from the Divination Inscriptions of Shang，GeograpHcM Review Vol．xxx No．1 Jan．1940。又见陈家芷译：《商代卜辞中的气象纪录》，民国三十一年一月二月刊《大学》一卷一、二期。
②董作宾：《读魏特夫商代卜辞中的气象纪录》，民国三十一年，刊华西协合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第3卷1—4期合刊。
③胡厚宣：《气候变迁与殷代气候之检讨》，《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1944年。
④董作宾：《再谈殷代气候》，作于民国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原载华西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又见《董作宾先生全集》乙篇第三册，台北艺文印书馆，1977年。
⑤徐中舒：《殷人服象及象之南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本1分，1930年。
⑥德日进、杨钟健：《安阳殷墟之哺乳动物群》，《中国古生物志》丙种第十二号第一册，1936年。
其意义》①，杨钟健与刘东生合作发表《安阳殷墟之哺乳动物群补遗》②等论文。文中将殷墟哺乳动物共分为29种，指出这些动物的种类与今日安阳之动物有明显的不同，认为：“此不同之故，恐气候与人工，兼而有之。”以上这些有关殷墟动物的研究，对认识夏商时期的生态环境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三、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研究
进入20世纪50年代以来，对包括夏商在内的远古时期生态环境的研究虽未出现过热潮，但也断断续续地没有停止过。
1957年，台湾学者张秉权发表了《商代卜辞中的气象纪录之商榷》一文，该文力图从材料上驳倒殷代气候较今稍暖的观点，以维护董作宾有关殷墟气候观点的“极为正确”③。他在后来发表的《殷代的农业与气象》一文中，专门列有“殷代的气象”一节，坚持己见。另一位台湾学者丁骕于1965年发表了《华北地形史与商殷的历史》，他根据对黄河冲积量和黄土被蚀去容积的估算，推测出夏代之前及夏商时期华北地区的地貌状况，认为“禹之前”华北黄河沿岸的气温为夏热冬温，到禹时逐渐减低，商代早、中期最冷，盘庚迁殷时又转暖，“约同今日九江一南昌、岳阳一带的气温”④。狩猎是商王的一项经常性活动，狩猎的动物及其分布区域与生态环境有一定的关系。早在20世纪30年代郭沫若先生在《卜辞通纂》中就提到过商代田猎的地域问题。董作宾在《殷历谱》中涉猎了田猎区域问题。1956年陈梦家先生出版的《殷墟卜辞综述》中也论述了沁阳田猎区及有关田猎的方法。李学勤先生在1959年出版的《殷代地理简论》中也认为商代有田猎区，并考证了其所在的地理位置。而1964年台湾学者黄然伟先生的《殷王田猎考》则是较早系统论述商代田猎的专着。文中不仅对商代田猎卜辞进行了分类、分析了卜辞中田猎的诹日和采用的方法，还对田猎的禽获物、田猎的区域做了较深入细致的讨论⑤。姚孝遂先生于1981年在《甲骨刻辞狩猎考》一文中论述了狩猎的手段、种类、参加者和狩猎的性质⑥。此后孟世凯⑦、杨升南先生⑧等也对商人的狩猎活动作了探讨。而陈炜湛先生的《甲骨文各期田猎刻辞概述》对甲骨文中的田猎地点及田猎中心等问题作了较为详细的考辨和论证。这类有关田猎的文章在一些方面涉猎了殷商时期的生态环境信息，但还缺乏将二者(即狩猎活动与生态环境)有意识联系起来进行专门研究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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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杨钟健：《安阳殷墟扭角羚之发现及其意义》，《中国考古学报》第三册，1948年。
②杨钟健、刘东生：《安阳殷墟之哺乳动物群补遗》，《中国考古学报》第四册，1949年。
③张秉权：《商代卜辞中的气象纪录之商榷》，《学术季刊》第六卷第二期，1957年。
④丁骕：《华北地形史与商殷的历史》，《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集刊》第20期，1965年。
⑤黄然伟：《殷王田猎考》，《中国文字》第十四册，1964年。
⑥姚孝遂：《甲骨刻辞狩猎考》，《古文字研究》第六辑，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⑦孟世凯：《商代田猎性质初探》，载《甲骨文与殷商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⑧杨升南：《商代经济史》(第五章)，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一些学者开始从历史地理的角度展开对生态环境变迁史的研究。史念海先生的《河山集》收录了他自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完成的有关历史地理方面的论文，其中的《石器时代人们的居地及其聚落分布》、《古代的关中》等文章对先秦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地理环境的状态及其变迁有所论述。进入80年代以来，他又陆续发表了《周原的变迁》、《历史时期黄河在中游的下切》、《历史时期黄河流域的侵蚀与堆积》、《历史时期黄河中游的森林》、《论两周时期黄河流域的地理特征》及《由历史时期黄河的变迁探讨今后治河的方略》①等论文，着力从多角度和多层面对黄河流域的环境变迁进行系统、细致的研究。但对于史前及夏商时期的环境变迁，正如作者所述：“商以前，由于文献阙略，黄河情况十分渺茫，难以实指”，“就是商代也难以具备。”②因此，对夏商时期生态环境的论述，极为简略。朱士光先生也对历史时期黄土高原地区的自然环境变迁作有较深入的探讨③。他们的研究成果，对我们的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气候变迁是生态环境史研究中的重要内容，在这一领域中最具影响的学者应推气象学家竺可桢先生。早在1924年竺可桢就开始研究中国历史上的气候问题，曾先后发表了《南宋时代我国气候之揣测》、《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④等论文。1966年他写成了《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英文稿，参加罗马尼亚科学院成立一百周年纪念会，以后又补充修订发表在《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上。该文发表后深受国内外学术界推崇。他对“近五千年中的最初二千年，即从仰韶文化到安阳殷墟，大部分时间的年平均温度高于现在2℃左右”，大致相当于现在长江流域的气温的推论，对我们认识从仰韶文化至夏商时期的生态环境大有裨益。这篇论文还有力推动了我国学术界对气候变迁史的研究。如文焕然等在1978年发表了《近六、七千年来中国气候冷暖变迁初探》的长篇论文，以后，文焕然还对中国历史上植物和动物的变迁⑤、历史时期气候的冷暖变迁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根据新的材料将竺可桢提出的从仰韶文化到安阳殷墟“是中国的温和气候时代”，更具体地修正为“距今约8000年—2500年前为温暖时代；距今2500年前—公元1050年为相对温暖时代”⑥的新认识。而施雅风院士总主编、张丕远主编的《中国历史气候变化》一书，则对中国历史上气候的变迁史进行了全方位的探讨，是一部集大成的学术专着⑦，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可资参考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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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念海：《河山集》二集，三联书店1981年版。
②史念海：《河山集》二集，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363页。
③朱士光：《黄土高原地区环境变迁及其治理》，黄河水利出版社1999年版。
④见《科学》第10卷，第2期，1925年。《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载《东方杂志》第22卷第3期，1925年。
⑤文焕然等着：《中国历史时期植物与动物变迁研究》，重庆出版社1995年版。
⑥文焕然、文榕生：《中国历史时期冬半年气候冷暖变迁》，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文焕然、徐俊传：《距今约8000～2500年前长江、黄河中下游气候冷暖变迁初探》，《地理集刊》第18号，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⑦施雅风总主编、张丕远主编：《中国历史气候变化》，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版。
值得注意的是，近十几年来，以周昆叔先生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开展了环境考古学的研究，他们在介绍西方环境考古学理论方法的同时，也对中国历史时期的生态环境加以探索，分别在西安、洛阳和济南举办了三次环境考古学术研讨会，并出版了两辑《环境考古研究》论集。关于环境考古学的研究任务及其研究对象，周昆叔指出：“环境考古的任务是解释人类及其文化形成的环境和人类与自然界的相互影响。”“环境考古的研究对象可以包括人类形成以来整个第四纪时期与人类有关的环境问题。不过，由于人类发展阶段不同，内容和重点也有差别。对旧石器时代环境考古，由于人类的影响较小和文化水平低，故基本上是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对历史时代的环境考古，由于人类社会已进入有严密组织和高度智慧时期，人已具备了相当的适应和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改造自然环境的能力，加之该期较短，故一些研究有赖于历史地理学和社会科学。只有史前时期，即新石器时代，或延续到历史时期，人类社会还处在较原始状态，生产力低下，对环境的依赖还很明显，对环境的影响也有限时，环境考古可以发挥明显的作用，故为研究的重点，并着重研究人类文化与自然环境问的关系。”①宋豫秦先生主编的《中国文明起源的人地关系简论》，也是这方面研究的新成果②。
最早将夏商时期的生态环境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进行专门研究的应属李民先生。他在1989年参加在安阳召开的殷墟甲骨文发现9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提交了《殷墟的生态环境与盘庚迁殷》③的论文，该文以盘庚迁殷为例，来探索先民活动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指出商人原居都城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是盘庚迁殷的重要原因，而殷地优越的生态环境条件，才促使盘庚作出将殷作为“用永地于新邑”的历史性选择。这为认识生态环境对夏商社会的影响有重要启发。王晖、黄春长的《商末黄河中游气候环境的变化与社会变迁》一文，则论述了商代后期气候变异对古公宜父迁岐、文王迁程迁丰、帝乙帝辛向南发展及周武王克商的社会政治影响④。此外，值得关注的是：近几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科技考古实验室联合组成的中美洹河流域区域考古队正合作进行洹河流域区域考古调查工作，其总体目标是“研究史前及商周时期，特别是商代晚期洹河流域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的关系”⑤。这项中美合作应用现代考古技术进行的环境考古调查项目的顺利完成，可望推动史前及夏商时期生态环境与社会发展研究的进展。而对洛阳皂角树二里头文化聚落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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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周昆叔主编：《环境考古研究》第一辑，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9页。
②宋豫秦主编：《中国文明起源的人地关系简论》，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③李民：《殷墟的生态环境与盘庚迁殷》，《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
④王晖、黄春长：《商末黄河中游气候环境的变化与社会变迁》，《史学月刊》2002年第1期。
⑤中美洹河流域区域考古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科技考古实验室)：《洹河流域区域考古研究初步报告》，《考古》1998年第10期。
址的发掘和研究则是考古学、环境考古学等多学科合作的成功尝试，被誉为“环境考古学研究的典范”①，给我们提供了难得的资料。
此外，近年来学术界也对史前城池与中国文明的起源、中国古代文明与早期国家的形成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其中也对文明中心及国家形成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有所涉及②。
综上所述，对我国远古生态环境及其变迁史的探索从古代就已发轫，随着近代考古学尤其是殷墟发掘的出现及进展，当代环境考古学的兴起，有力推动了对生态环境的认识，尤其是史前环境考古及夏商时期生态环境变化与社会变迁方面的研究成果，标志着这一研究领域向着自然和人文、科学与社会相互结合和交融的方向进展。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生态环境与社会变迁史的研究属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交叉的研究领域，加之夏商时期文献资料的匮乏，这方面的研究还显得较为单薄，有许多重要问题或研究力度不够，或还未能涉及；并且在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上还存在较大的争议。而把夏代生态环境与社会变迁结合起来进行的研究还属学界的空白点。因此，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开展史前及夏代生态环境变迁与社会发展的研究显得尤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