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黄仁宇先生“在长时期远视界的眼光之下”产生的看法，“中国过去百多年来的动乱，不是所谓道德不良，人心不古，也不是全部军人专横，政客捣乱，”而是因为中国未能像西方那样实行“在数目字上管理”的现代治国手段。〔 1 〕受过西方训练的黄先生早年专攻经济史和社会史，对数字情有独钟应该可以得到我们“了解的同情”。数字在历史上是否重要到黄先生所说的程度，大约还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黄先生的一家之言，许多人未必就会欣然接受。但数字与历史的关系不可小视，似乎是可以确定的。
即使不接受黄先生观点的学人，恐怕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历史上对“数目字”的重视程度的确不能与近代西方比。这不重视的一个结果，就是可供“统计”或“计算”的史料并不很多。首先是纸上留下的数字本身就不多，其次是纸上留下的许多数字未必即是当时的全貌，而统计则只能在既存数字的基础上进行；这样统计出来的结果，其涵盖广度和说服力便有点问题。再进而言之，我们历史上留下来不多不全的数字中，很多又并不那么可靠。何炳棣先生最近在其《中国历代土地数字实考》〔 2 〕中，不但论证了历代耕地面积数字均不甚可靠，就是所谓“打量画图”及“清丈”等，也都未必出自实测。他更断言：“六百年来最为传统及当代史家称道的明初各地履亩丈量绘制的《鱼鳞图册》，根本不是史实而是‘传奇’”。
何先生观点的要害在于，如果他的论证成立，六百年来许多“传统及当代史家”的研究成果都面临一个重新评估的问题。故他的结论是否能迅速为广大学人接受，还需拭目以待。但何先生的研究至少说明，在史学研究中使用中国历史上的数字，或将“统计”一类方式用于中国史研究，都必须分外小心：不仅需要将各既存数字先行考核，而且对许多经“统计”得出的结果最好都再找找旁证。
或者因为西方文化历来比中国文化更重视数字，“统计史学”一类的学科在西方才有比较发达的数字基础。西人及一些受西方训练的华裔学人，也每希望将此西学的长处运用到中国研究之上。近年思想史的研究颇多借助社会史的方法和成果，数目字也渐多出现在思想史的研究之中。思想史与社会史的结合显然产生出许多新见，无疑推进了思想史研究本身。但有时这些新见也不无疑问，特别是与数字发生关系的时候。
张灏先生曾提出近代中国实际存在心态不同的“两个世界”的卓越见解。的确，近代中国各地社会变化速度的不同步现象是明显的，如果以京师和通商口岸及其影响辐射区为一方，以广大的内地为另一方，来划分晚清从价值观念到生存竞争方式都差异日显的两个“世界”，实有助于我们对近代中国的了解。我个人就受益于此看法甚多。但张先生据钱穆先生对晚清大儒陈澧、朱一新等人学说的诠释，指出他们的思想“很少显示出西方的影响”，故得出 19 世纪西方影响主要在“少数几个在位的学者官员和一些在通商口岸处于边际地位的人物”这样的结论，〔 3 〕似乎就受数字的影响稍过。
其实，至少从思想史的角度看，人的数量本身并不足以说明全部问题；更重要的勿宁说是这些人及其树立的榜样所造成的影响的广度。我以为张先生对“在位的学者官员”对全国士林的影响恐怕有些估计过低。自太平天国以还，从曾国藩到张之洞这些“在位的学者官员”，何人不受西方影响？又何人不是在往西走的方向上越走越远？上有所好，下必趋附。结果是“乔木世臣、笃故旧绅，亦相率袭取口头皮毛，求见容悦。”（黄远庸语）官场如此，学界亦然。到 20 世纪初，国粹学派的邓实已形容当时知识界的风气是“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若神圣。”没有 19 世纪的尊西趋新大潮， 20 世纪初断不可能达此境界。
同样，以融汇社会史与学术史为一体而著称的美国学者艾尔曼（ BenjaminA.Elman ），也曾通过人数的统计，断言清代“多数士大夫没有参与或推进考据学的发展”，从事考据的学者主要集中于他所谓的“江南学术共同体”，他们“人数不多，只占士大夫阶层的极小部分”。〔 4 〕虽然艾尔曼先生强调了这个群体“影响巨大”，但他把“参与者”人数的“不多”与“非参与者”人数的“多”一对比，就奏出大大降低其影响的弦外之音。综观全书，艾尔曼先生界定的“参与者”只是高段位的有成就者，许多成就不那么大或成就不小而未得到当时社会足够的承认、以及更多的实际参与而谈不上成就的人，都不在他的计算之中。他尤其未就江南地区及更广阔的江南以外地区的“非参与者”做社会史的重建工作，这些人的“多”基本是由前者的“不多”反推出来的。
退而言之，假定艾尔曼先生做了更广泛的社会史重建工作，而结果仍支持他的结论，这一以数字为证看上去颇“科学”的论断其实还是值得推敲。借用艾尔曼先生视为思想资源的傅柯（ MichelFoucault ）的词汇，少数掌握“话语权势”的精英人物正可代表时代思潮的走向。直到民国初年，许多被章太炎视为“斗方名士”的文章之士，也都还在大讲“读书先要识字”。这里的“识字”是有特定指谓的，正是“朴学”意义上的“识字”；而这些人平时并不怎么在“识字”上下功夫，但他们若不如此说便显得不够“正宗”（套用今日美国流行的“政治正确”说法，就是不够“学术正确”）。民初尚且如此，考据对清代学人的广泛影响，又岂是经特殊界定后的“参与或推进”人数可以概括的吗？其实，倘依此法推下去，不仅宋明两代的理学家决逃不出同样的结论，中国历代所有主流学说的载体也都不可能在人数上占到可统计的“多数”。
蒙文通先生说，“事不孤起，必有其邻”，同一时代之事，必有其“一贯而不可分离者”。〔 5 〕随着百多年来中国不断地向“在数目字上管理”的西方“倾斜”，重视数字的倾向也同样在国人学术研究中出现。就史学而言，早在 1922 年，梁启超就在提倡“历史统计学”。前些年更有朋友用数学公式来计算辛亥革命，算出来的结果虽与流行教科书上的并无两样，但终究显得更为“科学”。不过，也许正如王国维所说：“知识增时转益疑”，这种“计算史学”到底没有继续下去。但西学重数字的影响仍在我们史学研究之中。
最近读到何怀宏先生的大作《 1905 年废除科举的社会涵义》，〔 6 〕颇受启发。但同时也再次感到对许多化零为整的统计资料本身恐怕需要做一些考核，看看其是否也能化整为零。何先生引用桑兵先生统计出的数据，证明废科举后“新式教育确实有了长足的进展”。这个数据主要是 20 世纪初年全国学堂的数量由 1904 年的 4222 所增加到 1909 年的 52438 所，而学堂学生人数则由 1905 年前的约 26 万人增加到 1912 年的约 300 万人，两个数字的前后比值都是约 1 ： 12 。以桑兵先生一贯的治学态度，我想这些数字本身大约没有什么问题。但这些数字在多大程度上说明“新式教育的进展”，却是值得考校的。
根据清代举人刘大鹏当时的记载，废科举后第二年即 1906 年春，他所在的山西太原县的县令就传谕县内各蒙馆均“改名为学堂”，结果是各蒙馆闻风而散，学生全都不读。在刘氏看来，这体现了“民心之不愿改为学堂，不愿学洋夷之学。”〔 7 〕其实未必然。县令既然只命“改名”，暗存承认既成事实之意。各馆皆散，恐怕是各东家及就读学童家长为使其子弟能学新学而无形中实际解雇部分旧馆师的婉转手法。但县令的传谕是不能不从的，散馆之后，相信会大致在原有基础上将新学堂建立起来。
这或许只是山西的一个特例，但如果我们也学一下统计史学的方法，根据前引数据， 1904 到 1907 年这三四年间学堂的数量增加了七倍半（ 1 ： 8.5 ），这新增的三万多学堂的教师究竟从何而来？师范生及其他“新式教育”的毕业生数量相当有限，清季人早已算过账，而且他们中许多人实际并不出任教职。可以想见，大量的新学堂必然只能在各类旧有学校的基础上改建。这些学堂里的教师，基本仍只能是原有的各级教师，而学生之多数也不过就是过去各类学校里的适龄（指当时的概念）读书人。以中国传统对“数目字”的不重视和清季官场的敷衍风习，各类统计数字本身的可靠程度恐怕就要大打折扣。即使排除这方面的考虑，也不难想见，相当大一部分学堂和学生的数量统计充其量不过是同样的东西换了名目（颇类近年有些教学人员基本未变的经济系就由专教计划经济而一转为专授市场经济）。名目的转换当然也表达了取向的根本变更，但从观念到实践的实质性的改变终需有一较长的过程。这样看来，前引数据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新式教育的实际进展，恐怕是需要进一步论证的。
当然，何谓“长足”，本是个见仁见智的判断问题，实难量化。上述材料的不那么可靠，或未必就表明废科举后新式教育的进展不够“长足”。但一种新教育体制并非一两纸诏书在一夜间便可造成，而清季兴学堂之举恰是在举国都已有些急迫情绪之时所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许多新学堂的教育质量实际上还不如旧私塾。新学堂或者培养了不少“新人物”，却未必养成了多少“新学人”。 1903 年有人调查了江南的教育界，发现“仕宦中人，竞言开学堂，不知学堂为何事也；地方绅士，竞言开学堂，则以学堂为利薮也；士林中人，竞言开学堂，只以学堂为糊口也。”讲到学堂的教育，则南京、苏州、上海等地“最著名大学堂”的情形是：“陆师学生派充师范，八股专家支持讲席；以格言语录为课本。”而“各府州县之中小学堂以及私设之蒙学堂，则分科教授，目录未知；官样文章，胡卢未肖。”〔 8 〕号称开化的江浙如此，其余地方可以想见。
又以办学堂最着力的张之洞长期管辖的两湖地区言，同样在 1903 年，那里也甚感“苦无教习”，最多只能办不太合格的中等学堂。当地的留日学生观察到：“今日欲聘教习，求之中国，能教英文、算学者则有之矣，能教物理、化学者则未之闻也。”如果想聘请留学生，则“留学生之卒业者，寥寥无几。即间有一二，亦不易于招致。”若聘外国人，则“言语既苦其难通，薪俸又嫌于过重”。结果，湖南的新兴学校里，教习“无非调剂老朽之举贡编修”。可知两湖地区的情形与江浙基本相近。〔 9 〕这还是从趋新一面看问题。在山西，像刘大鹏这样继续得以充任蒙养小学堂教习的士人，更有意在教学时暗中抵制，直到 1913 年，他教书仍“以四书五经为本而教科书为末”。〔 10 〕
实际上，梁启超认为江浙和两湖地区的情形反映出那时全国普遍的现象。他在《新民说》中指出，当时各省虽“纷纷设学堂矣，而学堂之总办提调，大率最工于钻营奔竞、能仰承长吏鼻息之候补人员也；学堂之教员，大率皆八股名家弋窃甲第武断乡曲之巨绅也。”〔 11 〕这仍然是上有所好，下必趋奉；诏书一下，则人人皆竞言开学堂。但事前并无人才物质的充分准备，许多新学堂其实也只是新在名目上而已。则所谓新式教育的“进展”，不论在何种意义上界定“长足”，恐怕都还值得推敲。
前引两书一文的侧重与贡献，都不在这里提到的数字之上，我只不过是随手拈出一二例子而已。思想史和社会史研究的结合，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史学界近一二十年的大趋势，其贡献已被大量的论着证明，这篇小文全无意否定这一趋势。实际上，许多主要属思想史的事件，如果仅从思想史的角度考察，未必能得此事之全貌。倒是从社会学意义上看，恰能说明许多过去忽视的层面。本文只是希望史学同人在研究中使用中国历史上的数字或将“统计”一类方式用于中国史研究时，再稍微小心谨慎一点。在思想史和社会史研究的结合方面，由于现存社会统计资料的不足和不准确，有人改从世人的心态变化入手来反观社会的变动，希望通过考察思想演化与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来认识昔日的社会，或者可以得出比从统计资料所得更接近历史原状的认知，亦不失为一个可参考的取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