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帝与三阿哥弘时的关系，反映出在公开实施秘密建储初期，清帝家庭因皇权传承问题，仍旧引发出父子间的激烈冲突。它与康熙晚期储位之争之间，具有内在联系，是我们考察康雍之际清朝皇位继承制度的嬗变时，不可忽略处。
近年的文学影视作品中，雍正帝杀子的情节往往被加以渲染，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这种说法其来有自。
曾任清史馆协修的唐邦治先生，首先提出雍正杀子说。他于1923年出版的《清皇室四谱》一书中指出，“皇三子弘时，……康熙四十三年甲申二月十三日子时生，雍正五年丁未八月初六日申刻，以年少放纵，行事不谨削宗籍死，年二十四。十三年十月，高宗即位，追复宗籍。”[1]
孟森先生在《海宁陈家》一文中，根据《清皇室四谱》的记载也说：“弘时长大，且已有子，忽于雍正五年八月初六日申刻，以‘年少放纵，行事不谨，削宗籍死。’“夫‘年少放纵，行事不谨’，语颇浑沦，何至处死，并削宗籍？”“世遂颇疑中有他故。”孟森先生推论弘时的死因，与“世宗大戮其弟”有关：“世宗处兄弟之酷，诸子皆不谓然。弘时不谨而有所流露，高宗谨而待时始发也。”[2]
金承艺先生也根据《清皇室四谱》的记载认为，弘时在雍正五年（1727年）八月初六日获罪除宗，并于当天死去。“他的死不是被诛戮，就是被世宗赐令自尽了。”金承艺先生还联系到雍正五年（1727年）九月初六日，雍正帝在一位总兵因弟涉嫌某案而自请处分折上，批有“朕尚有阿其那、塞思黑等叛贼之弟，……不但弟兄，便亲子亦难知其心术行事也”等语，指出雍正帝将亲子骨肉与冤家胤祀等相联结，等于将弘时被赐死、除宗的原因，“做了一次约略的说明。”[3]
事实上，弘时并没有被雍正帝处死，但确实受到极为严厉的惩治。
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月，甫登皇位的乾隆帝颁谕：“从前三阿哥年少无知，性情放纵，行事不谨，皇考特加严惩，以教导朕兄弟等，使知儆戒。今三阿哥已故多年，朕念兄弟之谊，似应仍收入谱牒之内。着总理事务王大臣酌议具奏。”[4]乾隆帝的上述话语，使人认为弘时被削除宗藉，是因行为放纵所致，但其具体缘故，却又语焉不详。值得注意的是，《清高宗实录》有意不载其后庄亲王允禄等人关于恢复弘时宗籍的奏折，而它则是澄清弘时之死疑点的有力史证。
允禄等人的有关奏折如下：
“总理事务和硕庄亲王允禄等谨奏，为钦奉上谕事。雍正十三年十月二十四月奉上谕，从前三阿哥年少无知，性情放纵，行事不谨，皇考特加严惩，以教导朕兄弟等，使知儆戒。今三阿哥已故多年，朕念兄弟之谊，似应仍收入谱牒之内。着总理事务王大臣酌议具奏。钦此。
“查，雍正四年二月十八日奉旨：弘时为人断不可留于宫庭，是以令为允祀之子。今允祀缘罪撤去黄带，玉牒内已除其名，弘时岂可不撤黄带。着即撤其黄带，交与允祹，令其约束养赡。钦此。
“臣等查三阿哥从前原因阿其那获罪株连，与本身获罪撤去黄带者不同，今已故多年，蒙皇上笃念兄弟之谊，欲仍收入谱牒，于情理允宜。应钦遵谕旨，将三阿哥仍载入玉牒。俟命下之日，交与宗人府办理可也。谨奏请旨。依议。”[5]
允禄等人的奏折表明：
第一，弘时是因允祀之事牵连获罪。
第二，雍正四年（1726年）二月十八日以前，雍正帝已将弘时逐出紫禁城皇宫，勒令他去做允祀之子，宣告父子之情已绝。
第三，弘时受到上述严惩后，并未按照雍正帝的希望改变立场，因而与皇父的关系愈加恶化。于是雍正帝对弘时的惩治进一步升级，四年（1726年）正月将允祀撤去黄带，从玉牒除名，二月，对弘时做了同样处理。
第四，弘时被撤去黄带后，由其皇叔允祹约束养瞻。这比允祀亲子弘旺在其父获罪后“发往热河充军”，继而又被长期拘禁的境况，[6]尚强出许多。弘时为雍正帝所杀之说，不能成立。
雍正帝并未杀子，还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印证。
记载弘时情况相对最为详尽的史料，目前所见只有清朝玉牒。其中有关弘时的记载如下：
“（雍正）第三子弘时，一子。康熙四十三年甲申二月十三日子时生。母齐妃李氏，知府李文辉之女。雍正五年丁未八月初六日申时卒，年二十四岁。嫡妻栋鄂氏，尚书席尔达之女。妾钟氏，钟达之女。妾田氏”。[7]
玉牒提供了弘时去世的准确日期，《清皇室四谱》即是以此为依据。所不同者，玉牒只是说弘时在该日去世，而《清皇室四谱》则说在该日，即雍正五年（1717年）八月初六日“削宗籍死”。根据上引允禄等人奏折，弘时早在雍正四年（1726年）二月十八日已被削除宗籍，由允祹约束养瞻，至五年（1727年）八月去世，前后相隔1年零6个月。足见《清皇室四谱》有误。何况雍正四年（1726年）八九两月，允祀、允禟已先后故去，雍正帝清除反对派之举已基本完结。这种情况下，他更不会在雍正五年（1727年）八月独独对弘时不依不饶，下令将他处死。《清皇室四谱》所言弘时“削宗籍死”，是只根据前引《清高宗实录》所载乾隆帝谕旨中“皇考特加严惩”一语，做出的错误判断。
不妨回顾一下努尔哈赤处死长子褚英的原委。在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的过程中，褚英能征善战，“屡有功，上委以政。”[8]其后，他与汗父产生严重分歧，甚至以对天焚书相诅咒，故被长期监禁。努尔哈赤经反复权衡，恐其日后直接危害他的统治，终于“置阿尔哈图土门贝勒褚燕（英）于法。”[9]而弘时只是一位普通皇子，尚未封爵，无权无势，素不为雍正帝所喜。当他被除宗籍，由叔父“约束养瞻”后，惟有苟全性命而已，不存在所谓后患问题，雍正帝并无必要将他处死。
雍正帝像所有帝王一样，极其重视生前身后的声誉与评价。例如，他极想置允祀、允禟等人于死地，但又要千方百计通过众臣之口道出，在处置允祀等人的过程中，试图扮演一个被动角色，以减少后人的议论诋毁。[10]所以，杀子之名，更是他所大忌，避之唯恐不及。姑且不论父子亲情，即使从他本人的声誉考虑，也不会做出杀子的决定。
雍正七年（1729年）颁布的《大义觉迷录》一书记载，曾静曾指责雍正帝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这从一个侧面说明，雍正帝并未杀子，且无有关传说。否则，但凡有稍许蛛丝马迹，允祀等手下之人定会有所透露，曾静必以此为一重要把柄，大肆渲染，以丑化雍正帝的形象，扩大反清影响，而绝无可能对此保持缄默。
雍正帝勒令亲子做其政敌之子，是一空前绝后的帝王之家丑闻。因此，嘉庆帝继位后纂修《清高宗实录》时，为遮掩弘时因允祀获罪株连，及雍正帝勒令他充当允祀之子这一事实，竟有意不载允禄等人奏折，只留下乾隆帝的上谕，从而使这一曾在朝中引起很大震动之事，成为一桩无头公案，同时也为后人留下可作推论的余地。
并非偶然的是，1927年修讫的《清史稿》中，有关弘时获罪之详情，也一字未提。据该书《皇子世表》载：“弘时，世宗第三子，早死。无嗣。”该书《列传》中，对弘时的记述只是一笔带过：“弘时，雍正五年以放纵不谨，削宗籍，无封。” [11]与《清高宗实录》一样，《清史稿》以简约笔法，坚持了为君者讳的原则。
需要指出，弘时因允祀获罪牵连而受严惩，只是可为大臣们所道出的原因之一，而且并非最主要的原因。他与雍正帝的矛盾，之所以达到父子之情已绝的地步，换言之，他所以背叛其父而站到雍正帝的政敌允祀的一边，还有更深层的原因，这是臣工所无法启齿的。
雍正帝第一子弘晖（胤禛嫡福晋乌拉纳喇氏生）逝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六月，年8岁。第二子弘昀（与弘时同母）逝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十月，年11岁。自弘昀死后，弘时成为雍亲王府邸的大阿哥。不仅如此，康熙五十年（1711年）八月弘历（乾隆帝）出生前，年已八龄的弘时，还是雍亲王的独子。
可是，令人不解的是，雍正元年（1723年）八月雍正帝宣布秘密建储的决定时，却以“诸子尚幼”为理由，认为不可举行（公开）建储。[12]当时弘时已20岁，绝非幼龄，况且其子，雍正帝的长孙永珅（生于康熙六十年七月，逝于雍正二年正月），也已3岁。[13]雍正帝的上述话语，透露他在考虑皇嗣人选时，实际上已将弘时排除在外了。
按常理而言，弘时应是雍正帝择嗣时的首要人选。因为他既在诸子中排行最先，又已成人，且有子嗣，其生母李氏在雍邸时已是侧福晋，其名份仅次于嫡福晋乌拉纳喇氏。弘时的上述优势，都是弘历所不具备的。可是，雍正帝建储时却弃长而择幼，选中比弘时小7岁，尚是一位少年，其生母钮祜禄氏在雍邸时并无正式位号的弘历。雍正帝为何不喜欢弘时呢？
弘时20岁以前，先后经历了康熙帝两废太子，诸皇子为谋取储位拉党结派，明争暗斗，皇十四子允禵率师西征，收复藏地，康熙帝猝死，胤禛获取皇位等一系列大事。乾隆帝称弘时“放纵”、“不谨”，表明他具有率直、任性的性格特征。尽管尚无史料予以证实，但根据雍正帝其后勒令他去做允祀之子这一情况，似可判断早在雍正帝继位前，弘时对于允祀等人，即有一定好感，他对康熙朝晚期储位之争的看法，具有与其父胤禛截然不同的倾向性。因此，雍正元年雍正帝秘密建储时，当然要将这位怀有异志之子，排除在外。
尽管如此，雍正帝继位前，他与弘时之间并无明显的利益冲突。当父子两人分别完成从皇子到皇帝，从皇孙到皇子的角色转换后，由于具有居长、生母地位较高等优势条件，弘时对储位怀有希冀，也是情理中事。然而，雍正帝秘密建储后，这对父子的关系逐步恶化，双方矛盾的性质，也随之改变。
元年（1723年）八月雍正帝的秘密建储虽然做得十分缜密，但仅3个月后，便由他本人泄露了天机。是年十一月十三日是康熙帝周年忌辰，雍正帝并不亲至景陵致祭，而是派年仅13岁的弘历代其前往。[14]这是一个意味深长之举：在位皇帝特遣未来的皇帝向升天的皇帝致祭，奏告王朝百年大计已定，储位已有所属，并祈求先帝在天之灵的佑护。
对于雍正帝这一举措最为敏感，且又因之最为沮丧者，莫过于弘时。一年后，他的疑虑再一次被证实。雍正二年（1724年）底康熙帝“再期忌辰”，弘历第二次“祭景陵”。[15]至此，弘时对储位的幻想已完全破灭，在怨恨与嫉妒心理的作用下，他进一步倒向雍正帝的反对派允祀一方，对其父所做一切持不以为然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