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市镇的概念
综上所述，市镇是在集、场、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与集、场、墟有着不可分的相同点。同时，市镇又是城市发展的基础，其与城市也有许多相似之处。然而，提到市镇的定义，则众说不一，尤其是地方志的编纂者，常常是市镇与集、场、墟不分。有人研究指出，由于各地称谓的不同，“文献记载中、市集墟镇又多混用、市镇与墟集遂难以区分、”〔120〕也正是这个原因使我们难以结市镇下一个恰当的定义。不过，当时人也指出：“民人屯聚之所为‘村’。商贾贸易之所为‘市，远商兴贩所集，车舆辐辏，为水陆要冲，而或设官将以禁防焉；或设关口以征说焉为镇’。次于镇而无官司者为‘埠’。此四者其定名也。亦有不设官司而称‘镇’，既设官而仍称‘村’，称‘市’者，从俗也。凡天下县邑皆然。”〔121〕据此，这里从政府派机构和官员驻镇，以及市镇的变迁情况、产生原因等方面，对市镇的概念进行探讨。
清代继承前代的行政机构设置，州、县是最小一级行政单位。市镇不是一级行政单位，其由所在府、州、县级政府官员进行管理。但是有的地方，交通发达，商贾辐辏，距离府、州、县城比较远，成为各级地方政府鞭长莫及，无暇顾及之地。而这些地方就是市镇，因此，中央政府派驻机构与官员，对这类市镇进行管理。常见的机构是巡检司署，还有府同知（简称同知）、府通判（简称通判）、州同知（简称州同）、州通判（简称州判）、县丞、县主簿等衙署。派驻的方式，有的是将原有的机构改变设置地点，即文献中称：“改驻”。乾隆年间，山西“祁县向设有龙舟峪巡检”，“查该处并非隘口，又无市集。惟县属子洪镇，在县南适中之地，人烟凑集，路当豫楚孔道，崇山叠嶂，宵小易于窃发，”政府将龙舟峪巡检改驻子洪镇。〔122〕四川“蓬溪之蓬莱镇．离城一百三卜余里，烟户鳞集，多系外省客寓。”政府将县丞移驻该镇。有的是添设新机构。陕西商州龙驹寨“为东南各省商旅经由之河路，设有税局。”〔123〕乾隆年间，添“设州同以稽察之。”〔124〕也有的是改变原来派驻机构的级别，以适应市镇的发展。“江西临江府属之樟树镇．距府城三十里。及江浙楚粤水陆四达之区；为天下药材聚集之所，居民辐辏，商贾云集。”“江西景德镇系烧造磁器之区；吴城镇系广货聚集之所。”樟树镇原有都司、巡检各一员，但都司是武职，只有巡缉之责，不能干预民事。巡检的级别较低，一些事物不能处理，政府改派通判。在景德、吴城镇各移驻同知。十三年后，又在樟树镇增加经历一员，为通判首领随从巡防。〔125〕广西柳州府怀远县“古宜甲地方，烟户繁多，商贩聚集，为黔楚两省通津。”该地“共一街九村．多系湖广、广东、江两、河南客民开铺生理。”原来此地设有讯兵，但“不足以资弹压”，政府将主簿移驻该地。〔126〕从大量的地方志中，可以看到对许多明代在各地市镇派驻的行政机构，清政府或迁移改设；或废除不派；或新添的事实。陕西洵阳县两河关镇，明代设巡检司署，清代该镇市廛不满百家，裁去巡检。〔127〕四川汉州三水关明代设有巡检司，到清代废除。〔129〕广西临桂县苏桥墟巡检司署，是由芦田市移驻的；六塘墟原有巡检司署，乾隆三十一年裁革，将今州州判改驻六塘墟。〔130〕广东南海县有五斗口巡检司署，明代“移治佛山镇。园朝雍正十一年新设佛山同知弹压，乃迁巡检司署于本淋都平洲堡。”平洲堡“烟户繁庶，港汉多歧，与顺德接壤，为菲类出没要区。”〔131〕潮州府揭阳县湖口巡检司署，“旧在霖田都湖口村，”后来有迁移，到乾隆二十六年移棉湖寨。棉湖寨有市，是“人烟稠密，百货聚积之所。”〔132〕
这些机构官员的品秩：同知正五品，通判正六口，州同从六品，州判从七品，县丞正八品，主簿正九品，巡检从九品。同知、通判是府佐官，职责“或理事；或理饷、督粮、监兑；或清军；或总捕；或驿；或茶；或马；或营田；或水利；或抚边、抚彝、抚番、抚瑶、抚黎。”州同、州判是州佐官，县丞、主簿是县佐官。其“所管或粮；或捕；或水利。”“其杂职内之巡检，皆分防管捕，或兼管水利。”这些机构和官员的驻地，“凡府、州、县之佐贰，或同城，或分防。”〔133〕佐官通常是“因事而设”。而市镇大小不同，经济繁荣程度也不一样，因此，政府派驻市镇的官员品秩也不相同。当时，全国四大名镇的汉口、朱仙、景德、佛山都是同知驻镇，这是派驻市镇的最高等级官员。此外，江西吴城是同知驻镇。山西张兰镇乾隆十七年将静乐巡检移驻，二十一年又将汾州同知移驻。在奏请改变驻镇官员的级别时，巡抚指出：“巡检品秩卑微，此等富商巨贾会集之所，或有奸牙蠹棍妄行滋事，既不足以弹压。”〔134〕稍小的市镇，派驻的官员级别较低。樟树镇是通判驻镇，陕西富平县美原镇、周至县祖庵镇都是县丞驻镇。〔135〕大多数地方是巡检驻镇。湖南辰州府辰溪县黄溪口、龙阳县龙潭桥都是巡检驻镇，而岳州府巴陵县鹿角因原来的巡检品秩低，改设主簿，“以助印官不逮”。 〔136〕佐官下属有佐杂、书吏、门子、皂隶、民壮、马夫、步快等具体办事的人员。官员的职责有时也是因市镇的情况而定。一般政府在批准巡抚奏请派驻机构的公文中，都具体说明了该官员的管辖职权和范围。康熙五十八年，“议准河南清化镇河捕通判，专管河务，为管河通判。”〔137〕到了乾隆年间，其通判的职责变成“巡缉奸匪，兼管税务”。 〔138〕山西张兰镇派驻巡检时，“除命盗大案仍归该县审理外，其一切奸匪逃窃，以及赌博、斗殴、追比客欠等事，悉令该巡检稽查办理。”〔139〕所谓客欠，即商贾控告牙行欠客商款项。以后，山西巡抚在申请张?镇派驻同知的奏折中称：“汉口镇系将汉阳府同知移驻，就近准理客欠，及查拿赌博逃盗等事。”张兰镇与汉口镇情形相同。所以也请派驻同知。〔140〕雍正十年，“湖北没汉阳同知一人，驻汉口，专司捕务，兼理清军、水利。”乾隆五年，“浙江裁嘉兴府王江泾同知，改设通判一人，驻其地，管辖嘉兴、秀水、嘉善、桐乡四县捕务。”十年，“改旧驻湖北湾潭之宜昌府同知，移扎长乐县渔洋关，专司民事，其附近之仁和坪，亦令管理。”乾隆二十六年，“移直隶滦州州判，驻州南之胡家庄，兼司巡检事。”〔141〕山东益都金岭镇移驻县丞，“稽查奸匪，安集商旅”。〔142〕乾隆四年，设江西“德化县城子镇巡检一人，专司镇务，并管赤南二乡，及白沙团洲等沿江地方。”“改余干县县丞，驻瑞洪镇，兼管鄱湖采草船只。”“大姑塘巡检，仍令专管关口，并沿江一带仁贵乡逃盗等事。”
不过，也有特殊的情况，乾隆二十四年，政府命江苏金山县知县、典史，秽驻“县境适中之洙泾镇”；二十七年，又命“山西河曲县知县、典史，驻离城七十里之河保营”，原河保营所设巡检，“改驻县城”。这里的洙泾镇、河保营实际上已经相当于县城，驻有最低级的行政机构。雍正十二年，广西“改原驻武宣县城巡检，驻县郭。”〔143〕乾隆年间，云贵总督也请将云南府通判移驻云南省城关厢。〔144〕这类情况也表明，城市关厢商品经济发展，随之社会治安混乱，所以，政府也象派官员驻镇一样，向这些地方派驻机构和官员；一些市镇的发展超过了县城，政府把知县、典史派驻镇，这都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城市与市镇，在性质上并无两样。
与派驻机构和官员的同时，一些市镇还派驻了军队。如：陕西兴安府安康县砖坪，除了有县丞驻镇之外，“更置都司一员，设官兵二百五十余名，以资缉捕，任系重焉。”〔145〕河南南阳府唐县源潭镇，移驻外委，“拨守兵五名，以便不时巡查。”〔146〕同府的北舞渡也按赊旗镇“成例派汛兵四名巡哨。”〔147〕四川彭山县双江镇，“嘉庆八年设立水塘，拨兵二名查缉奸匪。”〔148〕贵州玉屏县朱家场，“通楚蜀，商贩往来要路。乾隆二年设塘，二十年设外交一员防汛。”〔149〕汉口也有守备、千总各一员驻镇。〔150〕返种有驻军的市镇并非都在沿边，说明驻军的目的不是对外而是对内，可能也与前代沿边设镇的军事目的也不太一样。
派驻的机构和官员，无定额，可以随时变更、迁移、添设，灵活性较大。尽管变更或迁移，与添设不同，在派驻地总量上，没有增加或减少的改变，但是，从派驻地本身来看，则有重要变化，一般来说，被撤销机构的市镇，可能有种种原因，但总不外是，或经济发展速度缓慢，人口减少，治安情况较好；或因交通改变，经济衰落，商贾迁徙；或有其他市镇兴盛发达起来，已经超过了这类市镇。变更官员等级的市镇，多是经济发展较快的市镇。新被派驻机构和官员的市镇，实际上就是清代前期，由中、小市镇上升到大市镇的新市镇。
人口的多少应该是衡量市镇大小的标准，有人已经用此方法划分江南的市镇了。〔151〕但由于有关各地市镇详悄的记载都比较简单，很难知道全国大部分市镇的人口数量，使研究者难于比较、划分，因此，也就无法用此标准来衡量市镇的大小。可是，当时地方官对该地市镇的了解，都是比较详尽的，所以将总督、巡抚的奏折，和政府的批准，作为划分市镇的标准，还是比较实际的。又因为一般没有没机构的市镇，比设有机构的市镇，居民或流动人口少，商品交易不甚繁荣，社会治安状况较好，地方官员可以就近管理，而用不着奏请派驻机构和官员；而且，也没有对全国已经设有机构的市镇，作详细划分的必要，所以本文把派驻了机构和官员的市镇，通划为大市镇，没有派驻机构的市镇划为中、小市镇。
通常政府派出机构的驻地，往往是距离城市较远的市镇，尤其是那些地居两省、几府之交的重镇，但也不尽然。在总督、巡抚中请派驻机构的奏折，及政府批示中；或在各地已经派驻了机构的市镇中，并不都是跨省、府、州、县的市镇，如：张兰镇、吴城镇、樊城镇、佛山镇等等（还可举出许多大镇）都是府问知驻镇，而这些市镇中没有一个是跨省、府的；山西汾州府青龙镇虽然横跨永宁、宁乡二县，旧设巡检，乾隆三十三年反而将巡检撤销，改设柳林镇了。〔152〕这种例子在各地也有不少，可见，对市镇派驻机构，与市镇地域是否跨省、府、县并元必然联系。从前述的事例中也可以看出，政府是否对市镇派驻机构，关键视市镇经济繁荣程度而定。巡抚在奏请新设，移设，改变机构等级的奏折中，都说明了设置的原因，主要是随着各地市镇经济的发展，外来人口增加，打架斗殴，展出不穷；流动商人增加，在交易中，坑、蒙、拐、骗，牙行拖欠商款等经济纠纷时起；富商增多，偷盗抢劫钱物，层见叠出，诸如此类的诉讼案件大量增加，混乱的社会治安需要治理，为了稳定各地的社会治安；为了保证国家税收；也为了商品交易有序而正常地进行，故政府派驻机构和官员，对市镇及周田地区进行管理。
就清代前期全国市镇的总体情况来说，派驻机构和官员的市镇并不占多数，大凡商业兴盛，商贾辐辏，居民众多的市镇，才派驻机构和官员进行管理。有些地方虽然名称不叫市镇，但政府派驻了机构和官员，也应当是市镇。这类事例很多，如：广西泗城府西林县“潞城地方尤为滇黔人粤要道，商贾往来，土苗丛集”，设有巡检署。浔州府穆乐墟“系附近居民交易要地，”也没有巡检署。山东登州府姜山集“民居众多，为登属商旅通衢，”设有县丞署。〔153〕湖南靖州会同县“洪江集市系州属之总岸”，“上通滇、黔、粤、蜀，下达荆扬，舟楫往来，商贾辐辏，百物共集，洵边邑之货薮四达之通衢也。”康熙年间，将若江镇巡检司移此。在县志中称其为镇。〔154〕贵州独山州“龙场为诸场市之冠，每场萃四方万余人，三日乃已。食货估客如云。州牧守备各率其属临场宣讲圣谕，一以开示军民，一以坐镇喧嚣。其附近各场，如：三脚则设州丞，鸡场、下司、三棒、巴开各场设营汛，暨各土司场市，均资弹压。”〔155〕这些没有市镇名称，而派驻机构和官员的地方，可能都是从村、店、集、场、墟上升的新市镇。也有一些骚站，政府命“驿丞兼巡检职衔”；或者反之，令巡检、县丞等兼管驿务，所以，这类驿铺实际上属于市镇，加：直隶沧州砖河驿，通州和合驿，河南汤阴宜沟驿，渑池硖石驿等。福建“邵武县丞驻拿口，兼管驿 务“。〔156〕一些驿站的驿丞，虽然没有兼巡检职衔，但驿站驻地也是商品交易之区，这类地方实际上也是市镇；或者驿铺驻地本来就是市镇，如：河南确山县的驻马店、竹沟镇等处就是如此。〔157〕湖南沅州府麻阳县，岩门市“旧当营哨之冲，故设巡检司于此。近时又增置站马、扛夫、邸舍，市廛亦渐次繁盛。”滥泥市“居茅坪桑林之间，为境中要道。近亦置站夫马，如岩门之数，而旅店村沽食用之物，稍便往来，及近乡贸易。”〔158〕岩门市、滥泥市都应是市镇。还有一些市镇没有派驻机构和官员，但人们习惯称之为市镇、如：安徽太和县旧县集，“居民稠繁，商贸四集，故本土之人少．徽州、山陕之人多。太和之第一镇市也。”〔159〕广东惠来县龙江市，”水陆辐辏，为邑臣镇云。”〔160〕各地有些习惯称墟、称市、称场、称集市的地方实际也是市镇。如：广东保昌县浆田镇，“亦曰墟”；园田镇“亦曰墟”。 〔161〕
根据以上的描述，可以对清代前期的市镇下一个大概的定义，一股具有两个要素：一是交通发达，商业繁盛，人口相对集中；二是有派驻币镇的机构和官员。两个条件齐备者，大概是较大的市镇，只有第一个条件者，大概是中、小市镇，不过，在一些地区，中、小市镇与集、场、墟还存在一些难以区分之处，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祈。交通条件之所以是市镇概念中的首要因素，关键就在于交通运道是市镇产生的原因。无论多么大的市镇；也无论其经济如何发达，一旦失去交逐条件，市镇经济便很快衰落。未仙镇就是非常明显的例子。明后期贸鲁河畅通的水路，把商人和商品带到镇上，朱仙镇从此发展起来。到清代雍正时，政府将开封府同知移驻。以后，贾鲁河泥沙淤积，水运不畅，全镇的经济受到很大影响。到中期之后，贾鲁河完全淤塞，经济便衰落了，原来著名的市镇，则只相当于集市了，汉西抚州府祟仁县坑埠驻有巡检，“十余年来，溪河淤塞，舟辑不通，铺户居民日渐迁徒”，毫无疑问，该镇的经济也随之衰落，政府将该镇巡检撤销，移驻风冈墟了。〔162〕商业型市镇如此，生产型市镇也是如此，有人研究苏州梅李镇盛衰过程后得出结论：“运道不但是流通型市镇的生命线，而且对生产型市镇也有重大影响。”〔163〕湖北云梦县兴安镇，“旧有巡检司、以河淤废。”〔164〕其实，政府派驻机构本身，就有交通因素、一般不是交通发达的地方，可能根本不需要派驻机构和官员。反过来说，即使市镇周围地区的经济比较落后，如果有四通八达的交通条件，也可以成为商业型大市镇。
此外，市镇的密度也与交通有关。江南地区密如网络的河流，使市镇密度很高；同样，湖北省也是河网密布，市镇密度也很大，章学诚列出的市镇就有六十七个之多。〔165〕上述独山州的六个场市都相当于市镇，而独山处于贵州的“边隅，且系苗疆，宜乎人迹罕至，乃场市最多河也？盖其地通粤西、南丹暨本省荔波一带，彼皆不逐舟楫，货物所须，多运自独山，即彼地所有，亦必运至独山发客，懋迁化居，势使然也。”〔166〕因掌握的史科有限，虽然还不能对全国的市镇作数量的统计，但可以肯定的说，市镇的数量当大于州、县城的数量，（由于省、府城与县城往往是重合的，所以不计省、府城的数量。）据光绪《钦定大清会典》卷四，吏部，记载的知县、知州统计，全国有知县一千三百零三名，知州一百四十五名，因此，全国市镇的数量至少在一千四百四十八个以上，最高不超过集、场、墟、店的总量。
还应该指出的是，清代市镇概念的两个因素，只限于内地大部分省区的市镇、对沿边与少数民族地区接壤省份的市镇，就不太适合。如：陕西洛川县是山区，交通并不发达，经济发展也不兴旺，而这里却有十六个镇，陇州有十四个镇。他如山西、直隶等地也存在这类情况，这还是清代末期的情况。〔167〕大概是因为，清代的市镇也继承了前代市镇的某些特点，沿边地区多是防御外敌的军事镇，这类镇与经济是否发展关系不大。有人研究宋代的市镇时指出：“因军事、战略需要而设置的镇，多位于沿边地区，可称之军镇，亦即沿袭了唐以前‘镇’的含义。”“宋代镇市以梓州路数量最多，陕西次之，沿边诸路普通多于内地各路”。“其原因在于军镇仍大量存在于沿边地区，而内地几近消失。”“‘如果专就内地诸路镇市进行比较，就会发现，两浙路以７５个居于全国第一，江东、西路也位于前列，与经济发展水平一致。”〔168〕而这种情况也延续到了清代，陕西洛川县的镇可能就是从前代遗留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