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以“元寇袭来”为题、关于忽必烈汗“征东”事件的研究，曾经风靡日本学界：文章千数、作家百计。本章通过新资料的发掘，提出以下感观：1、合罕“国信使”出访的“辱君命”，与受命者的个人“素质”无关，而与朝廷上下普遍将此举视作“攘夷”行为有关。2、“文永之役”进攻方的兵力实为三万三千；而“弘安之役”的士卒构成：“江南军”以新附军为主，而“东路军”以汉、女真军为主，同时也有新附军。3、关于“江南军”的经行路线，曾经舣舟于“耽罗岛”，那是由于前锋遭遇风暴未能担负向导责任的缘故。四、飓风到来前夕“征东”军的屯驻地，不仅在于“鹰岛”一隅，还包括“平户岛”和可能在今糸岛半岛海岸的“髑髅岛”；而在各军事单位中，还有“全师”归返的伯都万户的部下。
一
元朝兴师远征日本国，显然与合罕数度遣使谋求“通问结好、以相亲睦”始终遭到坚决拒绝有关。据《元史》卷208《日本传》：自至元三年至十八年，合罕前、后派遣了黑的、殷弘、赵良弼、杜世忠、何文着等五位“国信使”出访。就出访而言：黑的、殷弘，或中途折回、或及境不纳；赵良弼，求见未遂、滞留馆所；而杜世忠、何文着，别道行进，遭到杀戮的命运。[1]按照一般的情况，有辱“使命”每与“使臣”的“素质”有关。胡祗遹《紫山集》卷8《送殷献臣奉使日本序》：“奉使之任亦难矣，上命下臣受命以行，皆不可以率易。择人之不精，与夫不自揣度，徒以不敢拒命为恭，其于败事则一也。然则辱君命者，臣之罪，择臣之不精者，能独免天下之议乎！奉使之职有二，守常、从权而已。若夫讲信修睦、吊凶庆吉、送往迎来，厚薄有定，尊卑有序。和好无事，规规然奉守常宪，从人人能之。虽然，犹于临轩发命，试其言语，观其容止，议其学问、校其才艺，数者必备而后遣。及其时异事宜，变圮非常，一介可以代万兵，一语可以服强梗，不动声气，不劳宸虑，伸威定难于亿万里异域荒服之外，此岂庸人之所能哉”！[2]然而，就合罕前往日本的“国信使”而言，情况并非如此。
系衔“知秘书监事”的赵良弼，乃是受到时人交口赞誉的“名臣”。作为“使臣”，不畏恐吓，临难不惧，倒也难能可贵。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11《枢密赵文正公》：“至元七年春，授〔赵良弼〕高丽安抚使；寻改经略使。公既受命，私念高丽、日本止隔一水，人何地不可死，等死耳。吾为国家，何惜一行；遂以奉使请。公自绝景岛登舟，径趋太宰府。既至，留公太宰府，专人守护。第遣人往返议事，数以兵威相恐：或中夜排垣破户，兵刃交举；或火其邻舍，喧呶叫号；夜至十馀发。公投床大鼾，恬若不闻。如是者三日，彼诈穷，变索公，呼守护所大加诟责：彼来请受国书。公言：国书当俟见国主日致达。数欲胁取，公以辞拒之，啧有烦言，随方诘难，彼不能屈。日本遂遣使介十二人入觐，上慰谕遣还。其国主拟奉表议和，会宋人使僧曰琼林者来渝平，以故和事不成”。“日本之行，寇盗之间隔，风涛之艰险，异俗之狠戾，濒死者盖以百数，卒之全节而归。古所谓有专对之材，不辱君命者，公其有焉”。[3]而“国书”的呈奉，《元寇の新研究》第6章《赵良弼の日本奉使と高丽に于ける元军の屯田》录《赵良弼事状》：“缘皇帝圣训直至见国王并大将军时亲手分付”，“若使人强取，即当自刎于此”。[4]
黑的、殷宏，在王氏高丽的相关记录中稍有“微词”。郑麟趾《高丽史》卷25《元宗世家》：“元宗八年正月，宋君斐、金赞与蒙〔古〕使（黑的、殷弘）至巨济〔岛〕松边郡，畏风涛，却令遂还”。[5]且不论黑的于王氏大臣李藏用事件勇于担当责任、似非怯懦之辈；[6]但就别字为“献臣”的“礼部侍郎”殷宏来说，无疑是位颇得时人称赞的“通儒”。魏初《青崖集》卷3《送殷侍郎献臣使日本序》：“至元三年，既受诸国朝贺，将遣使谕日本国敷宣圣意。命朝臣择其人，宰相以殷君侍郎（弘）应其选，制曰可。京师去日本不知其几千里也；殷君受命，言笑自若，用是知殷君能审轻重者矣、通经书者矣、公无私者矣”。[7]当他不幸染病去世后，时人为之所作的“挽辞”无不留露出对其品性文才的钦敬、对其才志未酬的惋惜。王恽《秋涧集》卷15《挽殷签事献臣》：“扶病南来喜盍簪，激扬似为失前禽。气冲豸角空馀烈，响绝朱弦得好音。一节尽高完璧事，百年谁了盖棺心。醉魂不到黄垆夜，梦绕三山碧海深”[8]。《青崖集》卷1《挽殷签事献臣》：“曾扈龙旗北斗傍，远持使节到扶桑。性情邃密希前宋，诗笔淋漓近晚唐。方倚细陈清泪疏，不期便入白云乡。伤心千里燕南道，落日鸦啼垄树苍”[9]。
毫无疑问，对于孛儿只吉氏君主而言，遣使乃是“天朝”的一次“攘夷”行为。《元高丽纪事》：“至元三年八月，遣国信使兵部侍郎黑的、礼部侍郎殷弘、计议官伯德孝先等奉旨至〔高丽〕国，谕以日本国通好事。诏曰：至于导达去使以彻彼疆，开悟东方向风慕义，兹事之责卿（王禃）宜任之”。[10]初时书写但在稍后转达日本的“国书”，也露骨地表达了这种意图。《蒙古袭来研究史论》第1章《蒙古袭来全般の经纬》录《蒙古国书》：“朕惟自古小国之君，境土相接，尚务讲信修睦。况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区夏，遐方异域畏威怀德者，不可悉数”。“日本密迩高丽，开国以来亦时通中国；至于朕躬，而无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国知之未审，故特遣使持书，布告朕志，冀自今以往通问结好，以相亲睦。且圣人以四海为家，不相通好，岂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图之；不宣”。[11]诸“国信使”所持态度应当相同，从他人送其成行的诗中即可窥出这种其实有害于“目的”的倾向。《紫山集》卷6《送宣抚辅之（赵良弼）奉使日本》：“休矜积水怒连空，利病分明合我从。恃险几能延世祚，畏天长得保藩封。九夷馀种难为勇，三脊包茅亦易供。已敕先驱东海苦，挂帆风顺静鱼龙”。[12]
二
关于第一次“征东”亦“文永之役”合罕所用兵力，通行的说法是“蒙、汉军一万五千人，高丽军五千人”。池内宏《元寇の新研究》第7章《元の第一次日本征伐－－文永の役》：“さて《元宗世家》（《高丽史》卷27）に载せてある二月十七日の上中书省书を见ると、其の一节に正月十九日、奉圣旨曰、忻都官人所管军四千五百人、至金州行粮一千五百七十硕、又屯住处粮料、及造船监督洪总管军五百人行粮八十五硕、亦令应副といひ、又た《元宗世家》の五月十四日の条に元征东兵万五千人来とある。してみると、忻都の统ぶる兵四千五百、洪茶丘の率ゐる兵五百、并に五月、元の本国から到来した一万五千の兵は、必ず日本征伐に用ひられたにちがひなく、其の总数二万は《洪茶丘传》（《元史》卷154）の兵数と一致すると同时に、新来の征东兵一万五千は、三月の诏の兵数と符合する”。“次に高丽の助征军に关しては、《元高丽纪事》に三月四日、遣木速塔·八撒木合、持诏使高丽签军五千六百人、助征日本とある。《高丽史》には、《元宗世家》の三月九日の条に元遣经略使王总管（国昌）来、命发军五千助征日本とあるが、此の数字は六百を略したのではあるまいか”。[13]
综观以上解释，未免有“牵强”的嫌疑：名为“总管”的洪茶丘仅有“亲管”兵“五百”；而举证皆集结前调遣的数字，安知后来没有修正？《元史》卷208《日本传》：“至元十一年三月，命凤州经略使忻都（忽敦）、高丽军民总管洪茶丘，以千料舟、拔都鲁轻疾舟、汲水小舟各三百，共九百艘，载士卒一万五千，期以七月征日本”。[14]然而，校以该传所据改写的《元文类》卷41《经世大典序录政典征伐》：“一万五千”作“二万五千”。[15]“二万五千”盖“蒙、汉军”的数字，“高丽军”的数字则应是“八千”。《高丽史》卷二八《忠烈王世家》、卷103《金方庆传》：“元宗十五年十月，都督使金方庆等与元都元帅忽敦等以蒙、汉军二万五千、我军八千、梢工引海水手六千七百，战船九百馀艘征日本。十一月，东征师还合浦，军不还者无虑万三千五百馀人”。“元宗十五年，以蒙、汉军二万五千、我军八千、梢工引海水手六千七百，战船九百馀艘，留合浦以待女真军。女真后期，乃发船”。[16]“二万五千”、“八千”加上“后期”没有赶上出发的“女真军”，总兵力接近“四万”。而《元史》卷152《刘通传》：“至元十年，迁〔刘复亨〕征东左副都元帅，〔十一年，〕统军四万、战船九百，征日本”。[17]
关于第二次“征东”亦“弘安之役”合罕所用的兵力，即：“东路军四万、江南军十万”[18]。《高丽史》卷29《忠烈王世家》：“忠烈王六年八月，于是，教曰：洪茶丘、忻都率蒙、丽、汉四万军发合浦，范文虎率蛮军十万发江南，俱会日本一歧岛。两军毕集，直抵日本，破之必矣”。[19]无独有偶，“东路军”的预期数字恰好就是前次“征东”的预期数字；为了弥补前次“征东”后“不还者”的“一万三千五百馀人”数字，还从枢密院所属的各卫抽调了士卒。苏天爵《滋溪稿》卷20《郭聚墓表》：“〔郭聚〕季子明德给事枢府，〔至元十六年〕，将从军征日本，道过其家。里人危之，来语君曰：是役必乘舟浮海，前岁军士能生还者几人？君盍止之！君召明德曰：为人亲者皆欲子之侍膝下，顾汝有诸兄以事我，汝能委身报国，是吾志也”。[20]前次未及参战的“女真军”，亦寄籍于“开元”、“合兰”、“双城”等路诸万户、千户下的兵员，这次终于能够“顺利”成行。《朝鲜太祖实录》卷1：“至元十八年辛巳，世祖征日本，天下兵船会于合浦。蒙上司文字将本所（斡东千户，开元路南京万户管领）人户签拨军人，度祖（李椿）及双城〔路〕总管府、三撒千户（合兰路合兰万户管领）蒙古大塔失等赴征”。[21]
“江南军”，自然以从赵氏手里接收的“新附军”为主。《高丽史》卷29《忠烈王世家》：“忠烈王八年六月，蛮军总把沈聪一等六人自日本逃来，言：本明州人，至元十八年六月十八日，从葛剌歹万户上船，至日本”。[22]而别一“合剌”的部下，则为了壮大“东路军”声势先期北上，取道辽东至合浦集结。危素《危太朴集》卷续8《合剌家传》：“至元十八年，建征东行省，出师日本，授公（合剌）镇国上将军、都元帅。道高句丽，度辽水，劲风积雪，草行露宿，与士卒均劳苦。兵薄境上，飓风作，乃还。朝议班师，复命公还庆元”[23]。其实，所调的各卫中已有“新附军”士卒。《满洲金石志》卷4张克敬《张成墓碑》：“至元十六年五月，蕲州路招讨□□复檄君（张成）□侍卫军百户，统军八十六名暨妻孥至京师，供宿卫。十八年，枢密院檄君仍管新附军百户，率所统偕千户岳公琇往征倭”。[24]难怪《元寇の新研究》第10章《元の第二次日本征伐－－弘安の役》摘《八幡愚童记》载：“弘安四年ノ夏、蒙古人、大唐、高丽已下国々ヲ、カリ催ラ、十万八千八百馀艘ニ、数千万人乘ツレラ袭来ス。其中ニ高丽ノ兵船五百艘ハ、壹歧·对马ニアカリテ、见合者ヲハ打杀テ”。[25]“唐人”，盖“南支那人”。[26]
三
“文永之役”经过，川添昭二《蒙古袭来研究史论》第1章《蒙古袭来全般の经纬》2《文永の役》：“文永十一年十月三日、忻都·洪茶丘らにひきいられた蒙古·高丽の连合军は合浦を出发した。十月五日、对马に上陆。守护代の宗助国以下が防战むなしく战死した。十月十四日、壹歧がぉそゎれ、守护代平景隆以下が战死。その间の惨状は、传闻史料でぁるが、日莲の书状一谷入道御书にょってぅかがい知ることができる。蒙古军は十月二十日、博多湾西部の今津－百道原に上陆し、粗原·鸟饲·别府·赤坂と激战が展开された。最后な胜败が决せぬまま、蒙古军は船に引きあげ、翌二十一日、博多湾内から蒙古军の船舰は姿を消していた。蒙古袭来については、まだ分からない点がいろいろあるが、この文永の役の终末もそうである。ふつぅ二十日夜の大风雨、いわゆる神风にょって元军は败退したと说かれている”。[27]兵燹殃及的区域，除“筑前”外还有“肥前”。平野邦雄、饭田久雄《福冈县の历史》《中世、元寇》称其时：“两岛（对马·壹歧）と肥前北岸の住民に大きな被害を”。[28]而《元史》卷154《洪俊奇传》中元军曾“拔”之“宜蛮岛”；[29]正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今福冈县属姬（ヒメ）岛。[30]
“弘安之役”经过，《蒙古袭来研究史论》第1章《蒙古袭来全般の经纬》3《弘安の役と战后の状况》：“弘安四年五月三日、忻都·洪茶丘らのひきいる东路军は合浦を出发。对马·壹歧をぉかし、一部は长门を侵攻し、主力は六月六日博多湾头の志贺岛·能古岛の海上に姿をあらわした。同日夜半から一三日まで同海上及び陆上の一部で战斗がおこなわれた。防垒や、日本军の激しい防战にあって东路军は上陆侵攻をはばまれ、壹歧を经て肥前の鹰岛に退いた。いっぽら、江南军は六月十五日以前に、东路军と壹歧で合流する予定であったが、庆元を出发したのは六月十八日であった。七月に入り、平户岛付近で、两军は合体し、七月二十七日、鹰岛に移った。この大船团で一举に博多湾におしいろらとしていたのである。ところが三十日夜からものすごい暴风が吹きあれ、翌闰七月一日、元军はほぽ溃灭した。日本军は残敌の扫讨におしょせ、七日まで残敌扫讨战がつづいた”。[31]“残敌の扫讨”，濑野精一郎《长崎县の历史》《中世、武士团の活跃と庄园》：据《竹崎季长绘词》，发生在“鹰岛の西端雷崎の对岸の御厨子崎の海上”和“星鹿（今松浦市星鹿）から鹰岛に渡り”等地。[32]
几乎不为学者们所知：当南路亦“江南军”的海船抵达“平户岛”亦“平壶岛”、“平湖岛”、即今长崎县属平户岛前，曾经在“耽罗岛”、即今韩国济州道所在济州岛作过短暂的逗留。吴澄《吴文正集》卷33《邢聚墓碑》：“至元中，君（邢聚）随日本行中书省官至耽罗山。寻抵倭国界，领军船守平户岛”。[33]方回《桐江集》卷续32《孔端卿东征集序》：“辛巳（至元十八年）六月，君（孔端卿）从军发四明（庆元路），自神前山放洋，三日而至耽罗，又三日至日本海口”。[34]不过，必须说明：舣舟“耽罗岛”并非计划中的举措，而是属于“意外”事故的发生。所谓“意外”，盖“前锋先遭飓风”、至使后发的大军“失导”而误至该处。宋旡《啽呓集》《宋旡自铭》：“宋旡考国珍，至元辛巳，领征东万户府案牍，适病瘘。旡丐以自代，省府然之，俾典书檄。五月，官兵集四明入海，舟偕东北向，而省左右幕属各异舟，号令不相闻。后发者追程冒进，得耽罗国。盖前锋先遭飓风，失导而至是〔国〕”。[35]“前锋先遭飓风”，也有确切的文字可稽。陆文圭《墙东稿》卷12《吴佑墓志》：“至元十八年，泛海征日本，授〔吴安民〕宣武将军、寿春副万户、先锋。抵〔平户〕岛上，飓风骤起，众散而归”。[36]
在北路亦“东路军”中，仿佛也有部份士卒取道“耽罗岛”抵达“志贺岛”、即今福冈县属志贺（シカノ）岛的。《秋涧集》卷40《泛海小录》：“至元十七年己卯冬十一月，我师东伐。明年夏四月，次合浦县西岸，入海东行约二百里，过拒济岛。又千三百里至吐剌忽苫；倭俗呼岛为苫。又二千七里抵对马岛，又六百里逾一峙岛，又四百里入容甫口。又二百七十里至三神山；其山峻削，群峰环绕，海心望之，郁然为碧芙蓉也，上无杂木，惟梅竹灵药松桧桫罗等树，其俗多徐姓者，自称皆君房之后。又东行二百里，舣志贺岛下，与日本兵遇，逆战数十合者，凡两｛月｝〔日〕。我师既捷，转战而前，所杀获十馀万人，擒太宰藤原少卿弟宗资”。[37]“拘济岛”亦“巨济岛”，今韩国庆尚南道属巨济岛。《元史》卷11《世祖纪》：“至元十八年六月，日本行省臣遣使来言：大军驻巨济岛，至对马岛获岛人，言太宰府西六十里就有戍军已调出战，宜乘虚捣之。诏曰：军事，卿等当自权衡之”。[38]“对马岛”、“一峙岛”亦“壹歧岛”，今长崎县属对马（ツシマ）岛、壹歧（イキ）岛。而置于“拒济岛”、“对马岛”之间的“吐剌忽苫”，无论从名称或方位考察，都只能是“耽罗岛”。“吐剌忽苫”，或“トラゥシマ”。
四
合罕“征东”将士罹难的地方，或作“鹰岛”，或作“竹岛”。《大日本史》卷63《后宇多天皇》：“弘安二年闰七月十四日，太宰府驿奏：本月朔，大风。元军船悉殁于肥前鹰岛”[39]。《元史》卷162《李庭传》：“至元十七年，拜〔李庭〕骠骑卫上将军、中书左丞，东征日本。十八年，军次竹岛，遇风，船尽坏”。[40]刘敏中《中庵集》卷4《裴国佐神道碑》：“至元十七年，加〔裴国佐〕中议大夫、参议行中书省事，声望赫赫益隆。明年六月，奉旨问罪，至日本竹岛，夷人震恐。会遇暴风舟坏，公则不返矣，实八月一日也”。[41]“鹰（タカ）岛”，亦“打可岛”、“达可岛”，今长崎县属鹰岛。《满洲金石志》卷4张克敬《张成墓碑》：“至元十八年四月，君（张成）至合浦登海舟，六月六日至倭之志贺岛，夜半贼兵□□来袭，与所部据舰战至晓。还至一歧岛；七月二十七日，移军至打可岛，贼舟复集，君整舰与所部日以继夜，鏖战至明，贼舟始退。八月朔，海风作，船坏军还”。[42]《元寇の新研究》第10章《元の第二次日本征伐－－弘安の役》：“日本语で竹と鹰とは音が通ずる。竹岛の称は其の关系から来てゐるらしく、日本语の知识を有する高丽人或は元人が用ひ始めたのではあるまたいか”。[43]
《元文类》卷41《经世大典序录政典征伐》：“未几，败卒于阊归言：官军六月入海，七月至平壶岛，移五龙山。八月一日，风破舟。五日，范文虎等诸将各自择坚海船坐去，弃士卒十馀万于山下，无食无主者三日。众议推张百户某为主帅，号之曰张总管，听其约束。方伐木作舟欲还，七日，日本人来战，尽死，馀二三万虏去。九日，至八角岛，尽杀蒙古、高丽、汉人，不杀新附军而奴之；阊辈是也”。[44]“五龙山”，松下见林《异称日本传》卷上：“鹰岛也，在筑前国。盖五广、龙鹰、山岛之误也”。[45]且不论“鹰岛”实在“肥前国”，即此“误”也未免显得过于复杂。“五龙”，“和训”即“ゴリエウ”，与“枯髅”的“汉读”音近；“五龙山”或即“枯髅山”。郑思肖《心史》卷上《元鞑攻日本败北歌》：“元贼闻其富庶，怒倭主不来臣，竭此土民力，办舟舰往攻焉，欲空其国所有而归。辛巳（至元十八年）六月半，元贼由四明下海，大船七千只，至七月半，抵倭口白骨山，筑土城驻兵对垒。晦日，大风雨作，雹大如拳，船为大浪掀播沉坏，鞑军半没于海，船仅回四百余只。二十万人在白骨山上，无船渡归，为倭人尽剿。山上素无人居，唯多巨蛇，相传唐东征军士咸陨命于此山，故曰白骨山，又曰枯髅山”。[46]
就是在“征东”主力移泊“鹰岛”或“竹岛”的时候，“江南军”的原目的地“平户岛”仍然留驻武装人员。《元史》卷165《张禧传》：“时朝廷议征日本，〔张禧〕请行，即日拜行中书省平章政事，与右丞范文虎、左丞李庭同率舟师，泛海东征。至日本，即舍舟筑垒平湖岛，约束战舰，各相去五十步止泊，以避风涛触击。八月，飓风大作，战舰悉坏，所部独完，文虎等议还，禧乃分船与之。时平湖岛屯兵四千乏舟，禧曰：我安忍弃之！遂悉弃舟中所有马七十匹，以济其还”。[47]类似的屯守地，似乎还有与“达可岛”异处的“铁灵山”、亦“髑髅岛”。《滋溪稿》卷21《张氏墓志》：“朝廷以日本梗化不庭，出师征之，公（马马其，总把）又在行。由庆元路泛舟入海，凡七昼夜，抵达可岛，去其国七十里。潮汐盈涸不常，舟弗能进，乃缚舰为寨，碇铁灵山下，命公守之。八月一日，夜半飓风大作，波涛如山，震撼激撞，舟坏且尽，军士号呼溺死海中如麻。明日，大帅命公先归”。[48]《秋涧集》卷40《泛海小录》：“自志贺东岸前去太宰府三百里，捷则一舍而近。志贺西岸不百里有岛曰毗兰，俗呼为髑髅岛，即我大军连迫遇风处也。大小船舰多为波浪前触而碎，惟高丽船坚得全，遂班师西还；是年八月五日也”。[49]
“征东”士卒逃归者的数量，可能远比一般所认为的要多得多。“东路军”的忻都、洪茶丘、金方庆，“江南军”的范文虎、李庭、张禧等无一丧生。而《至正昆山郡志》卷5提到的朱清、许兴祖、刘必显、黄成等人，行文都并没有涉及他们的“遇难”：“朱清，｛已卯｝〔辛巳〕从征日本”。“徐兴祖，复从右丞范文虎征日本，有战功”。“刘必显，辛巳从李元帅（庭）征日本”。“黄成，至元辛巳，右丞范文虎征日本迤南，辟置麾下，多委力焉”。[50]难以想像的是：当时似乎还有“全师”归返的单位。程文海《雪楼集》卷17《巴约特墓碑》：“至元中，进〔伯都〕阶怀远大将军、管军万户，领江淮战船数百艘东征日本，全军还；有旨特赐养老一百户”。[51]回转的士卒，多取道高丽。《元史》卷162《李庭传》：“〔李〕庭抱坏船板，漂流抵岸，下收馀众，由高丽还京师，士卒存者十一二”。[52]《滋溪稿》卷21《张氏墓志》：“公（马马其）由耽罗逾高丽、渡辽水以趋京师，遂归于池州路”。[53]《桐江集》卷续32《孔端卿东征集序》：“君（孔端卿）偶得不死，附小校破舟登所谓合浦者，过平壤之都，渡辽阳之水，历故女真、契丹之境，由平滦路抵燕山，凡九十四日，徒步七千馀里。又久之，然后复得南归”。[54]
五
合罕远征日本亦“元寇袭来”，似乎既是“偶然”又是“必然”发生的事件。说其“偶然”：元世祖的初旨在于“通问结好”，所遴选的“国信使”又大多可堪“寄命”。就是“弘安”役后所派、缘遭不测未达的王积翁，也是后人称道的“节臣”。黄溍《金华集》卷8《王积翁祠堂碑》：“至元二十一年四月，发庆元路，五月，抵耽罗。耽罗人或劝公（王积翁）勿轻往，不听。七月，至日本境上。先令持旗榜谕其国，中弃遗书国主及用事者，日本遣臣郊迎，遂以诏书入。辛卯望，舣舟对马岛，寅夜，俄有举火噪欢岛上者，公竟遇害而薨”。[55]王祎《王忠文集》卷1《赠别王季野判官入闽兼柬其弟季耕照磨》：“嗟哉日本役，遗志更昭晰”。[56]说其“必然”：元世祖是位热衷军事征服、喜好远藩进贡的皇帝，而占日本国主导地位的大和民族又是特别地自尊自重；因此，武装冲突在所不免。《北条九代记》卷10《蒙古牒书を日本に送る》：“斯る所に、蒙古大元の状书を日本に送り、筑紫の宰府に着岸す。即ち关东に送り遣されしに、武家より禁里に奉らる。当今敕を下し、菅原宰相长成に返简を书しめ、世尊寺经朝卿是を清书す。然れども武家内谈の评定あり。蒙古の书面颇る无礼なりとて、返状に及れず”。[57]
“征东”的基础，还在于中世纪以来日益频繁的东北亚海上交通。凭借带有“季节”特色的“信风”，人们可以用很短的时间飞渡大洋。现在的人们无法相信：在当时的条件下，数千里的航程能在十日内完成，而从韩半岛南部到九州岛只二天半，从浙东的舟山群岛到九州岛只七个昼夜。郑麟趾《龙飞御天歌》第12章：“我国东莱郡水路南行一日至对马岛，又东南行一日至一歧岛，又南行半日至下松浦”。[58]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17《江浙省地分》：“江浙行省建治所于杭州路，东至大海四百九里，顺风海洋七日七夜可到日本国”。[59]遵循陆岸，遇到顺风，从韩半岛南部到浙西，也只七天的时间。虞集《道园稿》卷49《赵时妙墓志》：“征倭之助，先将军（杨某）以其军陆还，夫人（赵时妙）以舟别行，飓风骇浪未知东西。有青鸟导其舟前，舟人随之，七日出澉浦，三于东吴，亦已神矣”。[60]然而，利弊相间往往是自然界的普遍规律。得以假借便风的季节，也是盛吹摧楫破帆飓风—“神风”的季节。“征东”的士卒，假借便风来到异国征战，又在飓风－“神风”的袭击下彻底失败。《心史》卷上《元贼谋取日本》：“涉险应难得命还，倭中风土素蛮顽。纵饶航海数百万，不直龙王一怒间”。[61]
关于飓风到来之前合罕“征东”军队的札营地，学者们大都乐意相信麇集于“鹰岛”一地的说法。所据资料，则《高丽史》卷29《忠烈王世家》：“忠烈王八年六月，蛮军总把沈聪一等六人自日本逃来，言：值恶风船败，众军十三四万同栖一山。｛十｝〔八〕月初八日，日本军至，我军饥不能战，皆降日本”。[62]不过，如前所示：与“鹰岛”有海湾之隔的“平户岛”也有蒙古军的守卒。由此，不妨假设今福冈县属糸岛半岛岸也曾有“异敌”的抛锚地，那就是按照“志贺东岸前去太宰府三百里”比例在“志贺西岸百里”的“髑髅岛”亦“铁灵山”的所在。也只有这样，才符合记载中提到的范文虎、忻都等人曾有“就近”进攻“太宰府”、今福冈市东南太宰城的计划。[63]所称的“三神山”，则今脊振（セツリ）山及其延伸到同一半岛的支脉。至于“征东”军队的失败，除了扫荡船只的“飓风”－“神风”外，尚有一向无人注意的“疾疫”。《高丽墓志铭集成》201李瑱《金方庆墓志》、199《金周鼎墓志》：“辛巳（至元十八年）夏，又入日本，南宋军后期三月，因以淹留，腐船而疫兴；上用群帅每诱以还军”。“辛巳，征倭，军中多疾□，不能相恤。公（金周鼎，万户）力□卒□保护，多获全□”。[64]
对于“征东”，元廷方面始终有人反对。饶有意味的是：那些反对的人同样是儒家思想倾向十分明显的人。“攘夷”的行为固然重要；但是，由战争引起百姓负担的加重同样是儒家所非议的。《危太朴集》卷2《耶律希亮神道碑》：“至元十二年，既平宋，上令公问诸将日本可伐否。是时，夏贵、吕文焕、范文虎、陈奕等皆言可伐。公奏曰：宋与辽、金攻战且三百年，干戈甫定，人得息肩；俟数年后兴师未晚。上以为是”。[65]其次，典型论证“胜则不武，不胜则损威”的分析，也是反对者的重要理由。《元朝名臣事略》卷12《内翰王文忠公》：“至元十｛九｝〔八〕年，王师将大举伐日本。公（王磐，翰林承旨）入谏曰：日本岛夷小国，海道险远，胜则不武，不胜则损威，不伐为便。时军行有日矣；上以为非所宜言，天威震怒。公对曰：臣赤心为国，故敢有言”。[66]正是这些人的持续“进谏”，才有效阻碍了再度“征东”计划的实施。虞集《道园录》卷20《董文用行状》：“至元二十三年，将用兵海东，征敛益急，有司为奸日益甚。公（董文用，江淮参政）乃请入奏事，大略言：疲国家可｛保｝〔宝〕之民力，取僻陋无用之小邦；其条目甚悉。言上，事亦罢”。[67]当然，缘“劳民”发生的许多问题，也是这种结果产生的主要动因。[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