盼望已久的上博《诗论》简终于公布了[1]。手捧马承源主编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一股感激和庆幸之情油然而生。该书图版之清晰，为我所见过的楚简之最；资料的精心排比，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而其整理的精湛和用心，也令人叹服。当然，荜路蓝缕，难免有可议之处。本文只就其《诗论》简的形制和编连问题，发表一点不成熟的看法，不当之处，尚祈整理诸方家教之。
关于《诗论》简的形制和编连问题，2001年以来，我与李学勤先生多有讨论；在清华简帛讲读班第19次研讨会（2001年12月8日）上提交的《上海博物馆藏诗论简校释》一文中，基本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在由《简帛研究》网站和《中国哲学》联合举办的讨论会（2001年12月23日）和清华简帛讲读班第20次研讨会（2001年12月29日）上，我也分别阐述过。与此有关的论文，目前我见到的有李学勤先生的《〈诗论〉简的编联与复原》（清华简帛讲读班第20次研讨会，2001年12月29日），李零的《达园会感想》（《简帛研究》网站2000年11月16日）和《上博楚简校读记（之一）——《子羔》篇“孔子诗论”部分》（《简帛研究》网站2002年1月4日），李锐的《孔子诗论简序调整刍议》（清华简帛讲读班第21次研讨会，2002年1月5日），周凤五的《论上博〈孔子诗论〉竹简留白问题》（2001年12月下旬，未刊稿）。这些大作，与我的看法也有同有异。因此，很有深入讨论的必要。
一、简的两种书写形制
目前我们所见到的上海博物馆藏《诗论》简，编号有29简，加上马承源《释文考释》中所披露的两支[2]，实际是31简。2000年8月在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展出的《孔子诗论》图版，编号的就共有31简。前29支，就是今天《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孔子诗论》的29简；30、31简，就是马承源《释文考释》中所披露的两支。这31简，从字体来分，当为两种。前29支，为一人所书；后两简，又一人所书，书法明显不同。所以整理者就将后者从《孔子诗论》中剔除了。
前29简虽然书法相同，但从形制上看，也明显是两种。一种是简头简尾都留空的，一种是简头简尾都写满了字的。据我的分析，简头简尾都留空的，共有6简，它们是简1至简7。简头简尾都写满了字的，当为23简，它们是简8至简29，再加上简1。
这两种形制的简，马承源先生却将它们合在一起。如简1称“行此者，其有不王乎？孔子曰：诗无泯志，乐无泯情，文无泯意”[3]，而上海简《子羔》篇有孔子与子羔论“三王者之作”的文字[4]。虽然马先生认为两者“不相谐和”，但最早的整理者的李零却认为“‘……行此者，其有不王乎？’显然是接‘三王之作’部分的”[5]，其他整理者也有相同的意见。这应该是正确的。濮茅左和李零都告诉我，《子羔》篇的“三王者之作”部分都是简头简尾都写满了字的简，因此，与其相接的简1也应该是简头简尾都写满了字的。现在，马承源先生将简头简尾都写满了字的简1接以简头简尾都留空的简2至简7，再接以简头简尾都写满了字的简8至简29，整体上显然没有将两种不同形制的简区别开来。在同一篇竹书里，各简的书写形制应当相同。基于此，我们就应该将上述29简分为两种，一种是简头简尾都留空的简，一种是简头简尾都写满了字的简。这两种简，应该有不同的来源：简头简尾都留空的6简，它们当来自一篇孔子的语录，其篇名为何，我们现在还不能确知。简头简尾都写满了字的简1和简8至简29，它们和“三王者之作”诸简内容既有联系，书法也同，书写形制无别，当同属一篇。如李零说，“三王者之作”诸简本有篇名《子羔》，那么，这23简就应该是《子羔》篇的一部分。
如果不顾形制的不同，只要是论《诗》的，或只要是孔子论《诗》的，就归于一篇，称之为《孔子诗论》，那么，不但简头简尾都写满了字的简1和简8至简29要收入，简头简尾都留空的简2至简7要收入，其论《大雅·生民》的简30和论《小雅》的简31[6]也当收入。此外，上海博物馆的这批楚简中还有《孔子闲居》，其已公布的两支简文曰：
[子]夏问于孔子：“《诗》曰：‘岂弟君子，民之父母。’敢问何如斯可谓民之父母？”孔子答曰：“民之父母乎必达于礼乐之原，以致五至，以行三无，以横于天下，四方有败，必先知之，其[7]
这是孔子答子夏解《诗》之“民之父母”之问，如果按内容分而不管其出处，不管其书写形制，也可收入。
因此，从简文的形制和原有出处出发，可以把孔子答子夏解《诗》之“民之父母”之问归诸《孔子闲居》，就得把简头简尾都写满了字的简1和简8至29归诸《子羔》，简头简尾都留空的简2至简7以及简30、31也得各自分开，而不得统归于《孔子诗论》一篇。
二、简6的处理
《诗论》这批简的编排，难点在简6。
马承源将简6排在简5之后，认为简6“多士，秉文之德”是简5“多士，秉文之德”的引句，但又看到简6与简5的文例不同，因而认为“对《讼》的评价”至少出现了两次[8]。
这实质是说，简6不是直接接简5的，在简6与简5之间，当有脱简。
李学勤先生则将简6排在简22之后，下接简7。这样，简22的“之。《宛丘》曰‘询有情，而无望’，吾善之；《猗嗟》曰‘四矢反，以御乱’，吾喜之；《鸤鸠》曰‘其仪一兮，心如结也’，吾信之；《文王》曰‘《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吾美之”之后，就是简6的“[《清庙》曰：‘肃雍显相，济济]多士，秉文之德’，吾敬之。《烈文》曰：‘亡竞维人’，‘丕显维德’，‘于乎前王不忘’，吾悦之。‘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贵且显矣，颂……”了，文字的衔接简直是天衣无缝。但问题是，简6的简尾是有留白的，而简22简尾则是写满字，书写形制明显不同。为解决这一点，李先生提出了皱缩而脱字说，认为简6简尾留白处，原是有文字的，因简面“皱缩”而脱落。这样，实质上就否定了简2至简7简头简尾有留白的现象，整个27支简，就不存在有不同书写形制的问题了。周凤五也认为：“所谓‘留白’，可能先写后削，是抄写以后削除文字造成的，不是这批竹简的原貌。”[9]这些简“留白”处原来到底有没有文字，我2001年12月17日上午到上海博物馆，当面向整理者马承源、陈佩芬、濮茅左请教，他们断然否定，说留白处原来不可能有文字；又拿出了《诗论》原简让我细看，我发现留白处有刀削痕迹，不可能是揭掉了一层。至于先写后削，其可能性恐怕也不大。因此，简6，甚至整个简2至简7的“留白”是不可否定的。明了这一点，就应该知道，李先生将简尾“留白”简6排在简尾写满字的简22之后是不可取的。因为这是两种不同形制的简。
李零也将简6上接简22，但解释又有不同，他认为：“简6第一道编绳前残缺，但从文义看，前面应有文字，故为补字。‘颂’字以下留白，形式同以下各简，可见此简是向下节过渡的关键。”[10]这就是说，从形制上看，简6简尾留白，与2、3、4、5、7简一样，属于“留白简”。但从文义上看，简6之首“应有文字”，也就是说简首不留白，所以他在简6之首补以“清庙曰肃雍显相济济”9字，以与简22相接。这样，简6就非驴非马了，既不完全是“满写简”，也不完全是“留白简”，而是“满写简”向“留白简”的过渡。其上接“满写简”，故简6之首“应有文字”；其下启“留白简”，故简尾“留白”。这种解释，虽然表面上既照顾到了“满写简”和“留白简”文义的联系，又解决了“满写简”和“留白简”形制的矛盾，显得很圆通。但实质上是很难信服的。因为这种既不是“满写简”，也不是“留白简”的形制，是为了简6与简22文义的衔接而想象出来的，事实上并不存在。已有的29简，不是属于“留白简”，就是属于“满写简”，并没有折衷的第三条道路。其实，就是从文义看，以简6上接简22也并非没有漏洞。简22引文“《宛丘》曰‘询有情，而无望’，吾善之；《猗嗟》曰‘四矢反，以御乱’，吾喜之；《鸤鸠》曰‘其仪一兮，心如结也’，吾信之；《文王》曰‘《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吾美之”，都是一引两句；简6引文“多士，秉文之德’，吾敬之。《烈文》曰‘无竞惟人’，‘不显惟德’，‘呜呼，前王不忘’，吾悦之。‘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贵且显矣。颂”一是一引4句，一是一引两句。一般来说，应是一引两句。如果在简6端首补以“清庙曰肃雍显相济济”9字，和简22自然是密合无间。但如是一引两句，则只能补“清庙曰济济”5字。这样，简6端首文义和简22还是有距离。从简22和简6的引文来看，应该说一引两句的可能比一引3句的可能更大。因此，囿于简22和简6文义的联系，而不惜将不同形制的两简相连，或将简6说成简首“满写”而简尾“留白”，都是不可取的。
三、应注意的三点
上述种种将“满写简”和“留白简”相拼接的做法，在认识上都有一个共同的基点，就是从文义出发，不顾形制的区别，尽可能地将文义相近的简文拼合。这种做法不是没有道理，但有三点必须要注意：
第一，文义和形制之间，形制应是第一位的，而文义则是第二位的。我们知道，整理楚简首先根据简的长度，将简分成若干类；在同样长度的简中，又要根据书法字迹的不同，进一步区分。同理，在书法字迹相同的简中，书写形制的不同，如“满写简”和“留白简”，也是一个客观的标准，“满写简”和“留白简”是不能相混的。我们只有在区分了形制的前提下，才能根据文义进一步分类。儒家的著作，讨论《诗》、《书》之处非常多，其文义免不了有所交叉，而孔子《诗》论，则为《诗》传之祖。因此，同样的话在不同的文献中出现是不足为奇的。如果不根据形制分篇的话，就会把不同的文献混为一谈。因此，只有在根据形制分篇的前提下，才能根据文义系联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
第二，郭店简和上海博物馆藏楚简的来源不同，其完备程度也不同。郭店简是抢救发掘所得，基本没有损失，拼合时脱简甚少。而上海博物馆藏楚简是从香港收购所得，同出一墓的简，很难说囊括已尽，难保没有流失，拼合时发现脱简甚多，不足为奇。有时不同形制的简就只一两支，也很有可能是一篇。报道说“上海从香港市场获得的1200支战国竹简，经整理发现涉及先秦战国古籍81种”，李零则说有100多种。这么多种，其中相当一部分自然简数很少。所以，整理这些竹简，即使形制相同的，拼合也应从宽，不应勉强；更遑论形制不同的了。
第三，孔子《诗》论属于问答语录体而非专题论文。孔子“述而不作”，教授门徒甚众。虽不能说没有亲笔所写之专题论文，但流传下来的多是答弟子问、为学生“解惑”的问答语录，《诗》论也是如此。从专题论文的概念出发，可以把散见于弟子及再传弟子手中的笔记语录中的《诗》论汇集起来，勒为一篇。从问答语录体的观念出发，就知孔子《诗》论并非存于一篇，而是来源于各人之记。将上述孔子《诗》论简汇为一篇，就是从专题论文概念出发所做的整理，因而舍不得“分”。而我们将“满写简”归诸《子羔》篇，尽管《子羔》篇有论“三王者之作”也不以为异；将“留空简”归诸他篇也不与“满写简”相拼接，就是从问答语录体出发得出的结果，所以舍得“分”而不轻易言“合”。一般来说，长篇的专题《诗》论应晚于随人释义的对答语录，孔子弟子所记的孔子答对的论《诗》的语录应是儒家《诗》传之祖，其真实性更易得到证实。从这一观念出发，还孔子《诗》论简为问答语录体更胜于鸠集于一篇的专题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