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明朝，是一个程朱理学观念官学化的时代。作为明中期最为杰出的文学家之一的归有光，其思想态势一方面继承了儒家正统，接受的更多的却是秦汉时期的儒家思想；另一方面又呈现出兼及道家、佛家的态势。他的文学观有着不同于传统、比较开明的一面,这与当时的王学思潮、个性经历和生活环境关系密切。从审美接受者的角度入手，从震川作品中寻找其思想的根源，可以窥见其思维的脉络，也有利于更好的切入欣赏其诗文的感人之处，更全面的解读文字背后的归有光。
关键字：震川；思想态势；儒家；道家；佛家
和一般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一样，美是受历史制约的。它不仅牵涉到美学领域内的一切问题，还要牵涉到具体的艺术创作实践情况以及时代文化思想，要涉及审美意识的发生、发展和变化的历程历史。我们在解读震川作品的同时，不得不先从时代的大背景和具体的文化思想着手。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七》中说过：“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顾及作者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在强调全篇全人的同时，还要把作家作品放入一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作具体的历史分析。
震川所在的时代，主要处在明嘉靖、隆庆之世。统治者昏庸腐朽，皇帝迷信道教。明初，社会动荡，时代的使命感让文人常浸透着深沉的忧患意识。经济复苏后，忧患逐渐销蚀，取而代之的是文化专制下的创作不安全感。欣赏美的角度逐渐从人心思治、崇拜英雄转移到了欣赏平稳和谐、雍容典雅。以八股文取士的文化体制，精神上的匮乏，让文人学子致力于学写古文与八股文，凭八股文博取功名。程朱理学流行，阳明的心学与禅宗思想日渐渗透，商业经济的繁荣和城市文化的形成，资本主义的萌芽这许多的因素加之在一起，使得生活在这个孕育重大变革时代的文人们在追求着仕进和自我平衡的同时，又关心着世运民情，有了“重道德主义”和“格物致知”、“经世致用”的思想。笔者认为，他的文学思想主要呈现了一种古典儒家思想为本，道释并存的态势。[1]
一、兼具先秦儒家的古典原型，掺杂三纲伦理和天人感应
当明之时，朝以重儒尊道，理学立国。程朱理学拥有着儒家正统地位，普及官学化。归有光思维中的儒家思想也是根深蒂固的。
余少时出入学，见里师必以《小学古事》为训。时方五、六岁，先生为讲苏子瞻对其母太夫人及许平仲难师之语，竦然知慕之。[2]
《先妣事略》一文中就有记载：
有光七岁，与从兄有嘉人学。每阴风细雨，从兄辄留，有光意恋恋，不得留也。孺人中夜觉寝，促有光暗诵《孝经》，即熟读无一字龃龉，乃喜。[3]
他写了不少经解文，它们比较明显而集中地体现了其文章“根抵六经”的特点。黄宗羲《明文海》提到有光：
其言“为文以‘六经'为根本，迁、固、欧、曾为波澜”，圣人复起，不易斯言。[4]
在现今通行版本的《震川先生集》中，卷一就是经解。钱谦益片言指要:“先生覃精经学，不傍宋人门户，如《易图论》、《洪范传》是也。故以《经解》为首。”[5]震川所受教育盖系儒家思想，其思维方式和偏爱喜好也是以儒家思想为本，重视经、史。然而，他身处于发展宋明理学的新儒家时代，其儒家思想却是较接近先秦与两汉时代的思想。
（一）积极入世
在政治作为与个人面对仕宦的态度上，有光表现出上进主动，对社会关怀的一面。在《沈次谷先生诗序》提到：“余少不自量，有用世之志”，晚年临终前还在给儿子的手书中还流露出事业未竟的遗憾，积极用事的政治思想贯穿了他的一生。他还曾在《碧岩戴翁六十寿序》中写道：
余少时有志于古豪杰之士，常欲黾勉立一世之功；既老不遇时，始益悟人时倏忽。[6]
虽然“垂老尤困在闾中”，但归有光却大大跳出了“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偏狭。可谓符合孔子美学思想的基础――仁学。仁学是孔子一种具有伦理性的美学，它将心理欲求的满足，导向符合社会伦理的道德规范，并使人对现实世界保持高度热忱。所以，尽管他身份卑微，却依旧关心着世运民情。在他为数不多的一卷古今诗中，有不少诗篇是应时事而作的。《郓州行寄友人》中，就写的是水灾后人民生活中水深火热之中，卖儿鬻女、呼告无路的惨况。他曾考察三江古迹，写下《三吴水利录》（四卷）、《水利论》等，提出太湖入海的道路――吴淞江只需合力浚治，使太湖的水向东流，其它的水道就可不劳而治。后海瑞采用、实施后颇见成效，“全活江苏生灵数十万”。嘉靖三十三年倭寇作乱，他先下了《甲寅十月纪事二首》、《海上纪事十四首》等诗作，入城筹守御，提出具体的作法。可见其思想抱负并非空谈，而是有完整想法与实质措施，建设性的提供见解改善问题。同时还写有《备倭事略》、《昆山县倭寇始末书》以备后世借鉴之需，颇具史料价值。这些都体现了他经世致用的思想，把国计民生作为始终关心的头等大事。
（二）仁物爱民
《明归震川先生有光年谱》中还录有：
尝谓县官为天下牧民，宜求所疾痛苦，不当过自严重，令闾不自通，每听讼民作吴语，务得其情。[7]
这种深入人心、感化人民的做法，使人心悦诚服，才能维持长久。有光就是抱持这种想法，“俗刁悍，乐以命诬讦富家，有光必亲至其地，呼村落愚民，察问县政。县故多盗贼，依湖山间，用计擒获其魁，诬服者释之，出狱中死囚枉滥者三十余人。一重囚母亲死，许其归葬，如期诣狱。”[8]震川认为为官之道不在刑罚之酷而重仁民爱物、以德化民，他甚至可以不顾身份低微，无惧权贵和舆论的压力，奔走呼告，为民请命、申冤。在他的文集中至今还收录有不少这样的文章，如《送恤刑会审狱囚文册揭贴》、《九县告示》、《乞休申文》、《长兴县编审告示》、《张贞女死事》等。《长兴县编审告示》言：
长兴县示。当职谬寄百里之命，止知奉朝廷法令，以抚养小民；不敢阿意上官，以求保荐；是非毁誉，置之度外，不恤也。[9]
当职为民父母，岂不欲优恤大户，而专偏重小民？特以俱为王民，尔等大户，享有田宅僮仆富厚之奉，小民终岁勤苦，糟糠阎褐，犹常不给；且彼耕田商贾，大户又取其租息，若刻剥小民，大户亦何所赖？况大户岁当粮长，不过捐毫毛之利，以助县官；若小民一应役，如今之里递者，生计尽矣。如之何不为之怜恤也？[10]
在强调家庭伦理、重视孝道与伸张正义公理方面，则部分偏向董仲舒的儒家思想。
(三)孝悌恭敏，重视纲常
从《震川先生集》中看归有光的文章，可以发现他对三纲五常的伦理规范可说是循规蹈矩的接受，几乎很少怀疑。他的文学观制约着他写出的大部分文本，其文集中的伦理文章，数量最多的是表彰女性节烈的。他曾声称:“余生长海滨，足迹不及于天下。然所见乡曲之女子死其夫者数十人，皆得其事而纪述之。”出现这种偏重，是因为他少有所见忠臣行为，并非其文学文本的价值所在。
卷二十六《归氏二孝子传》中，他立传赞誉归钺对父母的绝对服从，归绣对母亲、弟弟及兄弟之子的无微不至的关爱，集中描写二孝子之孝行与友爱，而对于父母为何对孝子产生不悦的原因，和父母兄弟行为是非的评价却未涉及。可见有光对人伦纲纪的重视，也显现了他着恪守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原则，却忽略了伦理思想是包含了义务但也有权利，着实有着一种我们现今不可理解的迂腐和愚昧。这或许意味着归有光思想深处，父母、兄弟的任何行为对子女、手足来说都天经地义的，只允许接受，不允许反抗。他在恪守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之余，却忽略了传统儒家有重生重义的一面、对父母从义但也可争谏、伦理思想是包含了义务但也有权力的双向原则，因此把近乎愚孝的行为合理化的揭示称扬。
他也曾写过《见村楼记》以缅过友李宪卿，并作有《李中丞行状》。见村楼楼主李延实为宪卿第五子，有光还曾为延实的祖父写有《李南楼行状》，提及与宪卿之交。
余闻而伤之。余始与宪卿游，见其丰仪俊清，皎然不染?埃。时相过从，谈笑竟日，醴善丰嘉，不索而具，宪卿一无所经意。乃知府君所以纵其子游学如此。[11]
《见村楼记》中的：“孔子少不知父葬处，有挽父之母知而告之，余可以为挽父之母乎？延实既能不忘其先人，依然水木之思，肃然桑梓之怀，怆然霜露之感矣。”是以告知延实之父其人其事，以点其不忘先人、水木之思、桑梓之怀、霜露之感的人伦美德，以点不忘本之主旨。震川也说过“情之所在，即礼也”之类的话，但恰恰是那些他自己较为独特深厚的生存体验，尤其是情感体验，又使他不自觉地超越其文学观念的拘囿，创作出其最具价值的“事关天属”类散文。
董仲舒建立的“三纲五常”，是把儒家仁道的施行建立在“天意”的基础上。为了缔造汉代一统帝国的意识型态，同时又把君子说成是天意的代表者，将朝代更替、四时变化、宇宙人生等一切事物，几乎无一不包含在“天人感应”中，让儒学掺染了黄老学说和阴阳思想。他依据的所谓天意，实际上就是吸取法家而提出的“三纲”的思想。较之于先秦儒家所说的礼，这不再是个体自觉的自律行为，而是具有更大得多的束缚人们个性发展的作用，带有统一性、威慑性和强制性。“天人感应”要求人们必须绝对的服从，否则就会遭到上天的惩罚。加上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儒学定于一尊成为官学后，儒家的学术路线便着重于应世的外王事功之学，先秦儒家反求诸己的人性理论反而被忽略而逐渐衰微。我们从综述中可见，有光对于伦理的遵从似乎有这样的倾向。
另外归有光也有意将“天人感应”带入文章中，将冤屈事件的内幕与神异事件想结合，如将张贞女之死与安亭发生大旱结合的描述，通过神异事件写出安亭大旱是上天显示贞女冤情的惩罚方式。这些神异现象可能是当地居民的各种附会，透过归有光耳闻目睹而汇集文中。由此也可以体现当时民众便有一种以天人感应维护伦理的思维定势，而这也成为了有光维护伦理的正义性证明。他在伸张正义的文章里加入神异色彩，一方面是因为神异有昭示善恶、惩恶扬善的效果，另一方面又对天不能保护节义之人在世时无遭祸害而感到困惑伤感，因此在死后附会神异现象以慰人心。有光也能从中获得一份慰藉和满足，这是屈于自然权利而达成的一种心理平衡。然不论是何种原因，都显示归有光不怀疑天人感应的可靠性。这两点与董仲舒的美学思想是相近似的。董仲舒将阴阳五行思想与先秦儒家思想掺和在一块，使得传统儒家思想杂染了神秘的色彩。传统儒家对于人与天或自然的关系，主要是从人的道德精神所达到的境界及人的活动同自然的规律性的关系来说；但是董仲舒认为天是有意志情感，能赏罚善恶的，且是儒家君主的形象，人与天变成主从关系，将儒家学说神学化。
震川崇信儒学，认为朱子之说也“有过于离析附会者”，与圣人之意“未必一一尽合”，这是与固守传注、拘泥于宋儒之学的一般儒生不同的。他讲“道”较多的带有儒道的原本色彩，讲文道合一，尤其重视“原本六经”、以“圣人之经”为“原”。另一方面呢，又可为自己道其所道留下活动空间，归有光说“六经、圣人之言有非一人所能定者”，批评理学流弊必引圣人之言为据，都说明他们宗经、原道以秦汉儒道为归，是十分有利于他们在散文中表现独特的思想观点和生活感受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归有光的儒家思想是兼具先秦儒家的古典原型和掺杂三纲伦理、天人感应的双重思想观念。
二、兼有道释并存的态势，仁者静与以释其怀
儒家思想虽是震川人生哲学的主要基调，但在现实世界中不断受挫却长期挑战着他入世积极的观念，五次南京乡试不第、八次春官不第，科考不断失利。在别集卷六《己未会试杂记》中，他道出科考不公平的现象。仕途的不得意，家庭的种种不幸，社会的不公允，生活之负而不胜其重，这些理想与现实的激烈冲突让震川疲于奔命，他需要心灵的慰藉，需要一个休息的港湾。
（一）以道安心，放于天壤之间以为达
安亭授学时期他曾潜心研究庄子，《震川先生集》别集卷七《与沈敬甫》中就可以看出：
《庄子》书自郭象后，无人深究。近欲略看此书。钦甫有暇，可同看，好商量也。[12]
他还曾经大手笔的做过《道德南华经评注》十二卷，且不论其质量如何，单从这十二卷的数量，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在其中耗费的精力，许是人生的不短的一个时间段。而这期间他的心定是因为不平静而安于做注，以书之理和本身体会去平息内心。在他的作品中也可见老庄之语，《戴楚望集序》中引《老子》：“多言数穷，不如守中。”《读史二首》中，他直取《庄子・逍遥游》，有如庄子之文思般的笔触：
东海有大鹏，扶摇负青天。可怜雕与鸠，相笑榆坊间。[13]
《西王母图序》云：“庄生有言，夫道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书沈母贞洁传后》：“余以是之仙人之在天地间，常乘云气，千岁而不化也。”皆是庄子笔意。在《碧岩戴翁七十寿序》文中“自放于天壤之间以为达”类似于《庄子・逍遥游》中那种心灵自在的境界。那是一种无羁绊的状态，不需要考虑名禄权利那些世俗的价值标准，不光是形体上的自由，而是“与造化者同其逍遥”。恐怕此时震川非单为赞叙戴翁旷达的心态，也是道出了其内心的向往吧。这样宁然自得、祥和天成的境界，可是不用为世事所累，可以忘却尘喧，那是的他才是自己的，那时的心才是散淡洒脱，不为尘俗之事所伤神。
卷十七《陶庵记》，有光还直言对渊明的叹羡。
平淡冲和，潇洒脱落，悠然势分之外，非独不困于穷，而直以穷为娱。
赞说他
融融然尘查俗垢与之俱化。信乎古直善处穷者也！
震川叹羡渊明的“复得返自然”，而渊明尚自然的思想与老子“反璞归真”的人生哲学又相类似。返自然的心是要超出尘俗的，需要放下一些世俗的价值观念，需要消解心中的欲望，是“知足之足，常足矣。[14]”才能如《饮酒诗》中所提，做到“心远地自偏”，这全在人心之欲的舍与弃以一种超越世俗的虚静的心胸面对山水、田园。
与儒家的积极入世不同，道家思想就为他提供了这样一个暂憩的港口。以道家思想为文学修养之资，创作动力与创作对象常指向自然的“兴趣”。无人世利害关系的自然景色，只能进入虚静之心而呈现其美的意味。“致虚极，守笃静，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老子》十六章）[15]自有道者应肉体生活与精神生活臻于和谐之境，拂去心中杂念，静定自然。因为在虚静的审美感知过程中，必须力排外界干扰，向内沉潜、探索，让生命回归本真。庄子推崇的也是这种精神状态，称“无己”、“无功”、“无名”和“外天下”、“外物”、“外生”状态为“心斋”“坐忘”，从内心排除利害观念。这让长期处于对理想执着付出的震川，内心得以平静和休憩。《碧岩戴翁七十寿序》中归有光这样自叙心声：
古有庄周之徒。常思自放于天壤之间以为达。彼诚有见，谓当世之事，一切皆中吾之心，吾以有为应之，虽百年之内，足以有所成，则吾亦可以少自苦，而庶几所至有涯而不辞也。[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