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朝代怎么变化，那些歌都在传唱。《诗经》就是一个民族的心灵史。现在的诗和《诗经》中的诗比较起来少了什么？那就是单纯。
《诗经》是一部民族的心灵史
《诗经》是中国的第一个诗歌总集，是一个民族从远古发出的第一段歌唱的旋律。歌唱不是唱歌。诗涉及一个民族的起源，《诗经》是一部民族的心灵史。对每一个民族来说，历史几乎都从诗开始，从歌唱开始。用德国浪漫派的话来说，诗是人类文化的母亲。我要触摸的就是这远古发出的第一声歌唱的旋律、韵味、诉说，甚至一个民族最初心跳的节奏。
我这种触摸的渴望，就像一个沙漠旅行者对水的渴望一样，从未摆脱过。
《诗经》和现代社会有没有对接口呢？采诗是哪个朝代开始的？在周代就有，可是不管朝代怎么变化，那些歌都在传唱。
《国风》中有很多爱情诗。我们几千年来歌唱爱情的方式，我们对亲人的思念，我们对爱情的追求，我们失恋之后的痛苦，我们不能和自己相爱的人在一起时的忧伤和悲愤，跟现在我们的情感发生的波折是一致的。这就说明了一个问题，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在心灵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找出一个史证来，不管社会生活怎么发展，但是追求爱情的专一，感受爱情的痛苦和兴奋，都是一样的。
不仅如此，仔细分析《诗经》你会发现，我们现在所用的诗的表现手法在里面都有表现，比喻、暗示，用形象传递自己内心的情感，我们现在常用的诗的手法，在《诗经》里面都用过。这就是说，它在文化建设上已趋于成熟，当然还不能说很完善、很丰富。
对于《诗经》，儒家的贡献是非常少的
《诗经》是儒家的经典，很多大儒都注过。我过去读这些注释很觉失望。
对我来说，《诗经》最大的吸引力，不仅在于它本身，也在于几千年来研究《诗经》的人。他们的那种心态，他们的那种思维方式。
《诗》本来有韩诗鲁诗齐诗三家，叫诗三家。但是真正传下来，对后代有影响的，是《毛诗》。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毛诗》，当然是经过郑玄注过的。经“毛诗”这么一“传”，这么一注，如闻一多先生说，千年来没有人把《诗经》读懂。清代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说：“《诗》遇汉儒而一厄，遇宋儒又一厄，遇明儒又一厄。不知何时始能拨云雾而见青天也？”他就是用《左传》等典籍来注释诗，给每首诗搞一个历史“本来”出来，而且给很多民歌找出了很多作者，这个都是很奇怪的事。后代的人基本上都是依据这个来解诗。
《诗经》是收集整理过的。整理的过程应该是先有“颂”，后有“雅”，最后才有“风”。为什么？很多诗是武王伐纣之前就有了，不是掌握政权以后才有的。“颂”是为祭祀之用，是对神歌唱，用以祈祷和祝愿的；“雅”是知识分子写的，写他们征战艰难，写他们的生活。“风”是诸侯国产生的，那时候有“采风官”，他们去搜集群众意见。群众的歌唱应是自由的，不可能是四言的，是最后整理成四言的，当然这里头也有四言、五言、六言，还有七言的。可以看出，以四言为主，是受“颂”的形式影响的。我在“风”里面发现了一些明显增补的段落。这些增补把原来顺畅的旋律、节奏引向了道德教训。读起来不仅别扭，还让人弄不懂了。
《国风》原生态是什么样的我们现在不知道，但是可以断定它的原生态和流传是有差异的。
这其中发生了哪些变化，都是怎样引起的？恐怕谁也难以说清，但是，历史留下的“证据”，却可以帮助我们去追寻其中的一些“变故”。
比如，《诗经》原本叫《诗》，到了汉以后把它变成“经”了，就“经典”了，就不能动，就必须遵守了。这一来，体现初民狂放、自由、生命奔突的诗，就不能按诗的意思解，得给个礼教的帽子戴上。这样，原来的爱情诗，就被解作“刺淫”等。
再比如，对“郑卫之音”的抵制和排斥，这是环绕《诗经》的一大公案。孔子曾说过一句“郑声淫”，似乎就为郑风、卫风定了性。“思无邪”与“郑声淫”的对垒，成了《诗经》经典化的最有效武器。这其间的变化，主要是儒家促成的。可“郑卫之音”怎么个“淫”法，历代没讲清楚。
对于《诗经》，我觉得历代都有误读的问题。尤其是儒家对诗经的误读，起了很坏的作用。可以说，对于《诗经》的解读，儒家的贡献是非常少的。
《诗经》经典化，经历了两个时期，一是从春秋到汉，我叫“断章取义”期；二是汉代被树立为“经”。《诗经・郑风・野有蔓草》中有这样一句话，已被引用了上千年：“野有蔓草，零露清兮。有美一人，清扬宛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最著名的“引用”大概非孔子莫属。《孔子家语》里记录了一则有趣的故事。孔子到郯这个地方去，路上碰见一个姓程的人，两人在路上整整聊了一天，越谈越亲热。便给学生子路说：快拿些绸缎给程先生吧！子路一听十分不高兴，说：读书人没经人介绍就与生人见面，就像闺女没经过媒人就嫁人一样，这是不合礼仪的。这时，孔子便引用这段诗，说这程先生是天下贤士，以后也许一辈子都见不上了。
孔子在引用诗句时，并不注重诗句所在篇章的本义；只是恰切而适时地引用章节或诗句，成为所要阐释问题的一部分，这就是“断章取义”。这就是孔子对《诗经》的用法。他已经把那种情景转移到另外一个情景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