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折中论的精神原则在《文心雕龙》中，具体体现为五个方面的内容，即：1.反“本”以执“中”，在其理论批评体系的构架上，主要从本末观出发，把文的本体即自然之道与文的现象统一起来。2.察“源”以执“中”，在考察文的生成过程和历史的发展变化过程时，贯彻了折中论原则，其体现出的具体研究方法是原始要终与变通适会。3.尚“中和”尚“圆览”尚“中正”以执“中”，对作品文本的构成乃至创作和批评要求，主张圆通的和谐观，要求立理归于本正，讲究一与多的统一。4.贵“通才”贵“圆照”贵“见异”以执“中”，在其批评理论中，包括对作家和作品的批评方法本身，也贯彻了折中的思想方法。5.求“圆通”求“体要”求“辨正”以执“中”，是指其论述方法、逻辑推理的特征而言的。
【关键词】 折中/本末/本源/圆览/圆通
一、引言
由于对刘勰在《序志》篇中所表明的“本乎道”的理解，《文心雕龙》的研究者持有“儒家之道”、“道家之道”、“佛家之道”等不同的诠释，而这不同的诠释，最终又集中到《文心雕龙》的思想倾向和“折中”论的研究评述上，前者往往决定了后者论述的倾向。较为强调《文心雕龙》以儒家思想为主导（或说为根柢）的学者，认为刘勰的“折中”方法，主要是儒家主张的“过犹不及”、“执其两端”的用“中”方法（注：作如此理解的研究论文和著作中略而提及者甚多，其中研究深入并较为全面的可以周勋初先生的论文《刘勰的主要研究方法――“折中”说述评》一文为代表，该文认为刘勰“折中”论本于儒家学派，但也受到玄学辨名析理的方法的影响，其“折中”的具体做法主要有裁中、比较、兼及三相内容；又认为《文心雕龙》论文有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割情析采”着重于“横”而论“通变”着重于“纵”云云；又将刘勰视为折中派，以与当时（齐梁）裴子野等守旧派和萧子显、萧纲等趋新派相区别。这一论说见其另一文《梁代文论三派述要》，与上文均见其《文史探微》一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另外，王运熙先生《刘勰文学理论的折中倾向》一文对当时文论派别也分三派，认为对永明文学及其以后文学“新变”现象，可分为反对派、赞成派与折中派，以裴子野等为反对派，沈约、萧子显、萧纲、萧绎等为赞成派，而刘勰与钟嵘、萧统等为折中派。周、王两位先生关于齐梁文论三派的论述，虽个人的具体划分稍异，但基本相同，也就从广阔的历史视野中来论述了刘勰的“折中”论。文见饶仆子先生主编的《文心雕龙研究会萃》论文集，上海书店，1992年。）；同时又有学者认为刘勰的“折中”方法，受到龙树的《中论》的影响，体现了佛学的“中道”观（注：指出刘勰的“折中”论受到《中论》的影响，吸收了佛学“中道”观的思想，论者也不少，其中可以徐季子《刘勰文论中的“中道”观》一文为代表，文载《文心雕龙学刊》第六辑第60―68页，齐鲁书社，1992年。）。我们以为这两种说法均有一定根据和理由。其实几乎《文心雕龙》的研究无不对刘勰的方法论问题有所论述，我们在此难以一一评介。但存在问题是明显的，因为刘勰的“折衷”论，还有道家的“枢中”观念，而尚“中”思想是我们的重要的文化传统精神，不能主要从儒道释三教尚“中”与用“中”之思想的交融会通角度，去深入研究，立论本身就不够“圆通”，而且也是与刘勰主张“折衷”、“会通”的精神不相符合的（注：张少康先生认为应该从儒道释三教思想会通的角度看问题，并认为刘勰的“折中”论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的精神内容：一、强调识“大体”、“观衢路”；二、强调“圆通”、“圆照”；三、强调“善于适要”，“得其环中”。见《文心雕龙新探》第256、260、265页，齐鲁书社，1987年。）。
我们认为所谓方法论，主要是从形而上的思想方法观念去看问题的，它又与形而下的具体方法方式是相互统一的，也就是说，方法论是一种思想观念，而这种“观念”是统率不同的具体的方法的，是具体体现在特定学科研究方法之中的。对于《文心雕龙》而言，刘勰说“惟务折衷”，主要是一种在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时，崇尚用“中”或说执“中”的思想方法的观念和基本精神原则；其作为“折衷”方法论的尚“中”的思想方法，与用“中”的具体研究或批评方法，是存在一个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区别的，但同时也是相互统一的。本文试图从《文心雕龙》的具体理论批评之中归纳总结其“折中”论的精神原则的具体体现，以便进一步对刘勰“折中”论作一点探源求本的分析。
二、《文心雕龙》“折中”精神体现之分析
刘勰在《序志》篇将《文心雕龙》五十篇分为上下两篇四个部分，即第一，前五篇的“文之枢纽”，第二，次二十篇的“论文叙笔”，这属于上篇的“纲领”内容；第三，自第二十五篇《神思》至第四十九篇《程器》，论述“割情析采，笼圈条贯”等内容；第四，《序志》篇，为“以驭群篇”的全书总序。这是刘勰自己对《文心雕龙》的理论批评体系一种“形式结构”的划分，不过这种“形式结构”与其“内在理论体系的逻辑结构”又是统一的；而《文心雕龙》的理论结构与其“折衷”的研究方法也是相统一的。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刘勰“折中”论在《文心雕龙》中的具体体现，拟将之简要概括为五个方面的内容。
1.反“本”以执“中”
所谓反“本”以执“中”，是指刘勰在建筑《文心雕龙》的理论批评体系的构架上，在分析“文”的现象时，主要从本末观出发，把“文”的本体即“自然之道”与“文”（天文地文人文）的现象统一起来，并于其中贯彻了尚“中”之思想方法的精神原则。在这个理论意义上讲，刘勰的“折中”之“中”，主要表现的是“中极”或说“极中”的思想观念。现在让我们来解剖一下上篇“文之枢纽”的部分，来说明我们为何应该将其本末观与“折衷”论联系到一起看问题的理由。
《序志》篇说：“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而对勘前五篇篇名相继却为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从这一对勘之中，可以明确见到：原道即本乎道，讲的就是文学之本、之原，加以哲学阐释，就是文学本体论问题；征圣即师乎圣，而宗经即体乎经，盖认为圣人本自然之道而创“经”，衍生出各种“文体”，故文学创作当师圣体经，宗经之“宗”有“归源”之义，讲的是“文学”本源论或说发生论。这个“宗经”之“宗”，与刘勰《灭惑论》所谓“至道宗极，理归乎一”之“宗”的含义显然有别，“至道宗极”之“宗”与“极”连用，讲的也是本体问题，与原道之“原”、“本乎道”之“本”，含义相同。沈约《神不灭论》所谓“穷其原本，尽其宗极”（注：《广弘明集》卷二二。），是“宗极”与“原本”同义之证。正纬即正别纬与经之不同，以备文学创作“酌”而用之，辨骚即辨别骚与经之异同，而究明文学创作之正变源流，所以说“变乎骚”。可见，本末观和正变观是这五篇着力为全书建立的两大思想原则（也是逻辑基点）。《文心雕龙》的庞大思想体系、周密的文学理论批评，是从《原道》篇开始建立起来的，先讲“原道”而后才讲“征圣”与“宗经”的，刘勰认为儒家的“五经”，是“恒久之至道，不刊之弘教也。”（《宗经》），从本末合一、体用相即的意义上讲，“经”便也成为“至道”，然而虽然“经”是“至道”，但毕竟又是“用”，故又说是“不刊之弘教”，即“经”也就是“教”，对刘勰之“宗经”（儒家经典）的观念，要将“至道”与“弘教”联系起来看，二者不可偏废。刘勰的文学观念就是建立在本末合一、体用相即的本体论的思想基础上的，其文学观既强调自然本体论的“神理之数”（《情采》），也突出地要求“文”要宗经尊体，表现出一种儒道释相互结合的文学思想。
2.察“源”以执“中”
所谓察“源”以执“中”，是指上文说的“本、正、变”三者相互统一的关系中，也就是刘勰在考察“文”、“文学”的生成过程和历史的发展变化过程时，贯彻了“折中”论原则，其体现出的具体研究方法是“原始要终”与“变通适会”。“原始要终”与“变通适会”，主要体现的是刘勰的文学史观，同时也是研究文学发展史的方法，但其中同样贯彻了“折中”论的精神原则。这里从两方面简要地论述一下：
第一，我们还是再来分析一下《文心雕龙》前五篇“文之枢纽”所体现的“正变观”：有本就有末，有“经”就有“权”，“经”为“正”而“权”为“变”（注：《论语・子罕》记孔子语云：“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皇疏引王弼《释疑》曰：“权者，道之变。变无常体，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可预设，尤至难者也。”《王弼集校释》下册，第627页，楼宇烈校释， 中华书局，1980年。），“经权结合”的思想，乃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的重要精神之一。到刘勰时，《毛诗序》中的“变风变雅”论，通过郑玄等经学大师的笺证和论述，亦已经不是新鲜的思想。但刘勰还是有所发展的，一是刘勰根据文学的发展史实，把《离骚》列为“变”的典范，二是受到永明文学思潮的“新变”论的影响，特别重视“形文”与“声文”的美。就《文心雕龙》而言，刘勰特别重视“正变”的结合，传统的“典范”与“新变”的结合。《文心雕龙》开端五篇，即《原道》、《征圣》、《宗经》、《正纬》和《辨骚》这五篇，所谓“文之枢纽”，也就是理论纲领、思想纲领，其内在的理论逻辑就是，《原道》对于《宗经》来讲，是本末体用的关系，又是本源与创生的关系：“道”是本是体，“经”是用是教，而“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原道》），所以《原道》与《宗经》二篇之间，有一篇必不可少的《征圣》（对应于下篇看，就是《神思》篇理论的展开），因为圣人之“经”，是圣人之“心”体“道”的结果，“文”本于“心”而“心”本于“道”，所以《原道》对于《宗经》来讲，又是“经”的本源与“经”的创生关系。后代文人创作不仅应该宗经尊体，更应该直接效法圣人那样去体认“自然之道”（《原道》）、“神理之数”（《情采》），从而把握“通变之术”（《通变》）、“情变之数”（《明诗》）。所以，我们明显能够体会到，《文心雕龙》全书时时把“自然之道”与宗经尊体两个方面结合起来立论，主张“新变”，但反对“讹体”。在这个理论意义上讲，刘勰的“折中”论之“中”，体现的仍然是“中极”的思想，和“自然之道”的“宗极”密切的结合起来。这个“中极”与“终极”、“本端”的意义有关，举个比喻来讲，屋脊之脊，亦是中之极，因为屋脊对于两边的屋檐讲，就是中极。所谓“太极生两仪”，太极就也是两仪的“中”之“极”，从本体与现象角度讲，太极是本体；从宇宙生成论（尤其表现为汉代人的思想）讲，太极又是抽象的本端。刘勰《原道》篇表现了把“本体”论与“本源”论结合的倾向。
第二，刘勰的文学发展观，并不完全是“复古”的，不是一味“回归”到古代的“素朴之美”的“黄唐时代”，因为这不符合刘勰对“情采”和“文质”要相互统一的观点；同时，刘勰的文学史观也不是“循环”论，因为这也不符合刘勰自己的观点。《通变》篇云：
榷而论之，则黄唐淳而质，虞夏质而辨，商周丽而雅，楚汉侈而艳，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从质及讹，弥近弥澹。何则？竞今疏古，风末气衰也。今才颖之士，刻意学文，多略汉篇，师范宋集，虽古今备阅，然近附而远疏矣。夫青生于蓝，绛生于茜，虽逾本色，不能复化。桓君山云：“予见新进丽文，美而无采；及见刘扬言辞，常辄有得。”此其验也。故练青濯绛，必归蓝茜，矫讹翻浅，还宗经诰；斯斟酌乎质文之间，而?括乎雅俗之际，可与言通变矣。
或联系这段论述以及刘勰其他几处批评他那时的“近代”文学的话语，认为刘勰的文学史观有保守性、复古性，这是不完全正确的结论，他主张以“商周丽而雅”为文质之标准，商周的文学是否“丽而雅”，是另一个问题，但《征圣》篇也说：“圣文之雅丽，固衔华而佩”；《宗经》篇又也说：“是以楚艳汉侈，流弊不还，正末归本，不其懿欤！”好象刘勰是认为文学的发展“一代不如一代”的。其实，他的意思是要在“宗经尊体”的理论旗帜下，主张文质、雅俗要相互结合的，主张“固衔华而佩实”的，而且还同时主张自然“本色”的，故说：“练青濯绛，必归蓝茜”。自然之道与宗经尊体，始终是刘勰论文的两个基点，这就是“折中”思想方法的贯彻，表现在审美理想观念上，就是要把自然美与人工美统一起来。所以《通变》篇的“赞”语云：“文律运周，日新其业”，说得铿锵响亮；而《时序》篇分析“十代”文学的发展，认为“故知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其“原始要终”的结论，在这篇“赞”语中说得明确：“蔚映十代，辞采九变。枢中所动，环流无倦。质文沿时，崇替在选”。所谓“枢中所动，环流无倦”二语，表明他的“折中”论，决不是调和论、循环论，而是一种“通变”论，“枢中”，是道家庄子学派的思想，又称为“圆机”或“道枢”，直白的说，可以理解为事物的关要，刘勰把握文学发展的“关要”，乃是“质文沿时”的理论观点，这就是发展论。他主张的是“通”中之“变”，反对的是“变”而失“正”。从这个理论意义上讲，其“折中”之“中”，表现的是“中正”、“本正”的思想。“本正”、“中正”的思想观念，不仅仅是儒家的观念，道家和佛学思想，都有这种看法，只是有所不同而已。
3.尚“中和”尚“圆览”尚“中正”以执“中”
所谓尚“中和”尚“圆览”尚“中正”以执“中”，是指刘勰对作品文本的构成乃至创作和批评要求，主张“圆通”的和谐观，要求立理归于“本正”，讲究“一”与“多”的统一。用现代文字理论加以论述，就是作品要做到内容与形式上的统一，或者说“文本”本身应该具有一种自足的和谐美，诸如风格、情理、文质、声律、结构、文字等等方面。同时刘勰论作品，又是与其创作论、表现论乃至作家论等联系起来讨论的，它体现在许多理论批评的层面，是非常丰富多采的， 最能够表现刘勰的理论批评乃主要是“文学的理论批评”这一特征。因为这些方面的内容体现了刘勰对“文学性”的认识，是注重从审美的角度看问题的，远非象许多研究者所用的“儒家的文学观”一语所能包含的。其“折中”之“中”的理论意义，就是一种“和”而“致中”、“圆”而“用中”以及“中正”等多方面不同的尚“中”思想观念，这也特别能够反映道家的“圆机”说和佛学的“圆通”说的影响，以及这种道家、佛学的思想与儒家“中正”思想的糅合与会通的倾向。下面试将《文心雕龙》的一些篇章“打散”，不受其原篇名之“主题”的束缚，略举刘勰论述的三组例证，不求全面，只求说明问题：
《原道》篇：旁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至于林籁结响，调如竽瑟；泉石激韵，和若球槁。故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无文欤？
《隐秀》篇：故自然会妙，譬卉木之耀英华；润色取美，譬缯帛之染朱绿。朱绿染缯，深而繁鲜；英华曜树，浅而炜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