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着“现代版的围城”美誉的《桃李》，其姊妹篇《桃花》时隔五年后，近日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张者仍然将背景设置在高校之中，塑造了两个大学中最后的坚守者形象――坚守爱情的大师兄，以及坚守学术与社会良心的方正先生，透过这两个主人公的视角真实地再现了当下大学校园里学术腐败、网上卖春、游戏爱情等荒诞现象，写出了身在象牙塔的学子们在拜物拜金时代心理与情感遭受到的巨大冲击。那么，《桃花》的叙述有何新意，还有怎样的隐性线索？为此，本报专访了张者。
周报:在小说的前半部分，身为导师的方正先生都是一个可敬可爱的学者，但到了后半部分，先是与两个学生对簿公堂，又阻挠姚从新出国留学，形象骤然间恶化。可是最后，视名誉胜过生命的他又选择替学生背黑锅，这中间的转化是否有必然的联系？
张者:作为小说创作而言，主人公总是先抑后扬，或者先扬后抑，就像岳不群一样，难免有些模式化。实际上现实中的人物要复杂得多，我在后半部分也不想贬低方正，只是把他视作现实生活中真正的“人”来写，写出他内心的七情六欲。对簿公堂也挺符合他的性格，因为名誉受到了牵连，他自然会牵怒于弟子，就是太想说明自己的无辜。人物的心态很复杂，不可能直接写成反面人物，虽然那样读者会看得很过瘾。
周报:整部小说的叙述者一直是“我”，由“我”来引出导师、师兄、师弟的一系列故事，但是“我”自己却没有多少细描的笔墨，你认为这个人物是否略显单一？
张者:我其实没把“我”当成小说中的人物，仅仅是作为创作方式、叙述手段来写。有的作家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用过。这种表达方式的优点是不需要转换，随时可以冷静叙述，也随时可以亲历。到我这里，我是有意识地将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混用，便于任何时候调整角度，省略了说明和转换。“我”的故事本身无关紧要，作用在于使小说叙述更成熟。
周报:读过小说，感觉“桃花”就是温柔的杀手，彻底颠覆了姚从新的理想爱情，拆散了方正先生的家庭，还给师门情谊蒙上了厚厚的阴影。但是同时，也给人一种错全在几个女性身上的印象，你的初衷是怎样的，要借她们的故事反映什么样的社会现象？
张者:书中的悲剧色彩好像都因为女性是罪魁祸首，其实这几个女性也没什么错。整个社会都发生了变化，谁是谁的艳遇，都说不清楚了。每个个体都是独立的，都有自己的主见，站在钟情的角度上，姚从新也是她的艳遇，她也有权利享受她的生活。如果把错都归结到她们身上，那还是站在男性话语的角度上思考问题。
周报:和未走入社会的校园作家相比，你的校园小说在更深刻、犀利的同时，也把大学生活的场景和状态描写得很到位。你是怎样做到“远而近之”的？
张者: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永恒的大学。不少人都有校园情结，虽然走出了学校，又会时不时想起它，还会“走进去”，而且看报纸、浏览任何信息都会涉及校园。我家离学校也很近，经常找同学玩，听听课，或是在花园里坐坐，熟悉到没有一点隔膜感。我从事的是专业写作，校园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我的目光都聚焦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