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匈牙利模式”的是非之争
左派政府的“休克补课”与“面向外资全卖光”，大大加快了匈牙利的转轨进程。按该国一些学者的说法，原来估计要15-20年才能完成的改制，只在8年左右就完成了，而其中一大半又是在1995―1997的三年中完成的。如今谁还能说匈牙利搞的是“渐进模式”？
匈牙利的转轨不仅步伐快，而且“彻底”，许多西欧国家都认为不宜私有化或不宜为外资控制的部门，如电力、民航、通讯等等也都私有化、外资化了。亏损企业卖了，绩优企业也卖了，有些国企设备陈旧无人问津，政府宁肯出资进行部分改造以吸引买者，也要设法把它卖出，这些做法连一些西欧国家也自叹不如，难怪1996年德国的一位高级官员曾说：“匈牙利的私有化成就使西方国家都有得可学。”[1]
除快而彻底之外，匈牙利的私有化还做到了两个“一步到位”：一是公司治理一步到位，没有经过波兰式的从ESOP（雇员普遍持股）到MEBOS（经理-雇员买断）的过渡与捷克式的从投资基金到持股公司的转换，便直接从西方经理手上进入“现代企业制度”。二是市场进入一步到位，由于企业大多卖给外资，直接进入了国际市场，买主原来的客户关系与营销网络均属现成，不象许多东欧私有企业需要从无到有的在国际市场上大拚杀，备尝商海学泳的艰辛。这种一步到位地找到“最终所有者”的方式在改造方面的成功，由以下可见一斑：在2000年公布的本年度接受“经济自由指数”评估的161个国家中，东欧只有两个国家排在前50名：爱沙尼亚（第22位）、匈牙利（第41位）。如今有许多人认为，这种面向国际资本的“全卖光”政策是匈牙利走出经济泥潭并逐渐超过近邻捷克的基本经验。但也有人认为这种做法副作用较大，从长远看还是捷克的“起点平等”模式好。也许无论好坏，它作为匈牙利国情的产物，本来就是没有什么替代选择的。
然而在公平、效率与国家利益三个方面，匈牙利左派的这种做法都招致了不少议论。根据跨国机构、非政府组织与研究者的调查，匈牙利转轨的社会认同明显不如波、捷，而社会歧见则比波、捷大得多。[2]
在国家利益方面，匈牙利社会上对“面向外资全卖光”的做法一直就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部分人及右派政治家对此举仍心存疑虑、十分担忧，把国有企业全部卖给外国人，“匈牙利还是匈牙利人的么?”“匈牙利人还有自己的民族经济吗?”他们担心以后匈只能成为西方经济的原料加工基地和产品销售市场，无异于沦为它们的经济殖民地，充其量只能从西方国家在匈的经营成果中分得一杯羹。另外，经济上的依赖必然导致政治上成为西方的附庸。
但匈“左派”政府认为，乘现在俄罗斯地位相对软弱提供的历史机遇，应尽快地在政治、经济、军事上与西方发达国家实现一体化，这样做不仅仅是加入欧盟能带来经济上的好处，而且至少从理论上讲没有谁敢于进攻欧盟成员国，这种生存安全感的迫切要求是左中右派、全国上下共同一致的。匈牙利首先力争在立法方面与欧盟协调一致，这方面它在东欧国家中是最突出的，现在匈牙利90%以上的法规法律达到了与欧盟趋同的标准。匈牙利社会党政府经济部长奇坎.奥蒂洛说得坦率，在全球化时代，“市场开放最大的国家也就是经济增长最强劲的国家”。他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匈实行苏式计划经济，和外部的接触仅仅局限于和几个共产党国家进行被迫与扭曲的合作，结果造成了与世界经济隔绝的局面，并使本国的经济永远处于落后的状态。而“1990年后，匈牙利向外国竞争者开放了它的经济，从短期看，匈牙利在这方面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具有重大意义而又积极的结果也随之出现了。如今，‘门户开放’的益处是很明显的，外国直接投资起到了一种催化剂的作用，对提高工业生产效率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目前这个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大约40%是通过外贸渠道创造的，而且每3个就业机会中就有1个跟出口有关。”[3]在加入北约、欧盟的大趋势下，融入欧洲是早晚的事，何况从历史上看，东欧如同一个走廊，不是向东就是向西，对外依赖性一直就很强，现在通过私有化过程提前进入欧洲“一体化”应视为好事。他们也愿意接受以国外资本为主导的国际分工、在全球化进程中被动定位。从过去接受“大家庭”分工到现在接受西方经济体系中的分工，反正都是分工，“观念转变并不难”。而且未来在大欧洲范围内，民族国家的淡化是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