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次贷危机引爆国际金融危机，美英等国通过“私人债务国家化”，逐渐平息了危机。但是，危机的火种并没有熄灭，而且在政治家们的裱糊下，焖烧得越来越旺。2011年7月底8月初，以美国两党“提限减赤”政治纠纷及标准普尔降低美国主权评级为诱因，国际金融危机再度爆发，危机由“私人债务国家化”的“上半场”进入“国家债务国际化”的“下半场”。国际社会将围绕转嫁危机与拒绝转嫁展开激烈的斗争。鉴于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生产关系的影响极广极深，在经济全球化下积累起的矛盾极广极深，危机的冲击力也将极广极深，国际金融将长期动荡，世界经济将长期低迷。
是自由经济的危机
20世纪70年代末，自由主义学派将凯恩斯主义学派赶下国家指导思想宝座，黄袍加身，并信心满满为世界设计出“致富金马甲”，满以为以此即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实现社会繁荣。但是，经济增长与社会繁荣，是建立在虚热实冷、虚多实少的基础之上。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美国，制造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降到历史低点，只有10%左右，而金融业的贡献则在40%以上。国际金融资本越来越广、越来越深地主导着世界经济。次贷危机发生之前，全球金融衍生产品市场价值是实体经济的6―8倍。国际每天外汇交易中与实体经济相关的交易只有1%多一点。以英美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经济、乃至整个世界经济呈现日趋严重的虚拟化与泡沫化，这种头重脚轻的怪状必然不利于世界经济的稳定，最终酝酿成世纪性国际金融危机。
自由经济不仅造成严重的经济失衡，而且还造成严重的社会裂变。经济自由主义盛行导致资本肆虐。不受约束的资本积累其结果必然是，一端是财富的积累，一端则是贫困的积累。如此，造成了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经济增长成果绝大部分都落入少数富人的腰包。在美国，最富有的1‰（约30万）的收入与最穷的50%（约1.5亿）的总收入相当，最富的10%家庭的财富占社会财富的70%。在世界，最富有的10%的人拥有世界财富的85%，处于底层的半数人口仅拥有世界财富的l%。两极分化加剧不仅使一国内社会愈发对立，而且世界财富分配失衡和南北发展失衡，造成国际社会日益严重的对立。
自由经济的理论基础就是“理性经济人”。该理论主张，“经济人”的理性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同时，能够实现社会财富的最大化。这种“主观上追求个人利益，客观上实现社会利益”的情形，在世界社会主义的政治压力下，在产业资本占主导的经济形态下，的确实现过，这就是“福特主义”。福特给工人提高工资，工人用提高的工资改善生活，购买福特汽车，提高劳动积极性，如此实现了资本家与劳动者的共赢与和谐。但是，当金融资本复辟，“摩根主义”替代“福特主义”后，华尔街银行家不断伸张个人理性，将道德、法制、资本主义的契约精神一股脑地抛到脑后，将金融职能从配置资源转化为转移财富，从服务实体经济的手段转化为主导国民经济的工具。如此，将低劣的垃圾债券包装成为优质资产，进行大规模金融欺诈，给自己带来一时的暴利，却给美国乃至世界引致无穷的灾难，使得由华尔街导演的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于21世纪再次上演。
自由经济下，资本的扩张与金融资本的国际环流，将自然环境、道德良知、社会秩序等一切积极要素，无一例外地拖进了“撒旦的磨坊”，毫不留情地碾个粉碎。美国式的自由资本主义越来越成为一头无法驾驭的“怪兽”，它肆意践踏着人们的正常生活，冲击着资本主义的经济与社会秩序。如今，市场越来越喜怒无常，财富越来越没有保障。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大爆发后，著名金融家乔治•绍罗什肯定地认为，美国金融危机标志着“市场原教旨主义”理论已走到了尽头。
是经济全球化的危机
全球化使人流、物流、资金流与信息流都处于越来越快的流动状态。由于存在指导思想的偏差及管理成本的制约，相关监管严重缺失，政府越来越难以有效应对“四大”流动，越来越难以有效应对全球化。紧密的联系与互动，在国家与地区之间，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态势。作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核心，美国感冒，世界吃药；美国发烧，世界癫狂。欧洲银行与债务危机、中国等新兴市场的通胀与泡沫危机就是美国次贷危机“涟漪效应”以及后遗症的体现。
新一轮全球化的始作俑者是美国，从全球化获得巨大收益的主要是美国企业。美国跨国企业的利润如滔滔江水，源源不绝。但是，美国企业利润的增加并未导致国库收入的增加，至少是没有同等幅度的增加，因为跨国企业可以在税率极低的甲地注册，用乙地资源，在丙地生产，于丁地销售。即企业可以利用国际分工，实行跨国转移定价等手法，轻松逃避税收。为吸引企业留在国内，保住国内就业，政府还不断调降企业税收，如此进一步影响到政府的财政收入。
另一方面，政府应对全球化的开支不断增加。企业跨国生产、服务转移导致母国失业增加，从而使政府的福利性支出不断增加。跨国企业越来越像龙卷风一样，轰轰烈烈而来，蹂躏肆虐后悄然而去。原本想只会危害东道国，如今也在为害母国――掏空产业、卷走就业、输出资本与利润，留下程度不等的烂摊子，主要让政府收拾。一些作恶多端的大企业、大机构因投机不慎，深陷债务囹圄，在“太大而不能倒”的思想胁迫下，政府还不得不伸出援手，将私人机构债务国家化。这样，政府的包袱越来越重，踟蹰前行。2011年7月底，美国两党为“提限减赤”进行恶斗时，美国国库的资金尚不及苹果公司的流动资金。在资本压力与怂恿下，美国打开了“潘多拉匣子”，释放出魔鬼，并任由魔鬼肆虐，如今显然正遭遇魔鬼的嘲弄与报复。
当然，一国之内有政府、有舆论、有社会的监管，资本为害有多重顾忌。进入国际市场，在全球范围内则可以肆无忌惮。但是，越来越多的跨国资本利用国际力量，越来越频繁地向本国政府、社会施压，要求得到更多的优惠，更多的权利，承担更少的义务。全球化下，思想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纷纷成了企业、资本的俘虏，为跨国企业、资本摇旗呐喊，而公民大众则普遍为资本所掌控的舆论所左右，向政府施加空前的压力。全球化使资本尤其是跨国资本成了最大赢家，而国家、政府、大众都成了输家，其中，政府输得最惨，一方面近乎不堪重负，岌岌可危，另一方面还饱受大众舆论乃至资本的诟病。
新一轮全球化开启数十年，没有明确的意识形态，没有清晰的指导思想，更没有可实施有效监管的超国家组织，而是任由市场自由调节，任由资本跨国肆虐。如此，挑战、风险、危机扑面而来，前赴后继，社会对政府的要求越来越高，而政府能够动用的资源越来越少，舆论等掣肘因素越来越多。金融危机到来，经济压力空前，发达国家的政府、政党与政客的第一选择，就是民族主义、保护主义、以邻为壑主义。可以预期，持续焖烧、延烧的金融危机，以及持续的经济低迷，使反全球化力量快速上升，因此金融危机是主权国家政府的危机，是无人看管、也不知道向何处去的全球化的危机。
是民主政治的危机
温斯顿•丘吉尔曾说：“任何人都不能把民主伪装成为完美、智慧的。实际上，民主可以说是最坏的政治形式，但是除了以前尝试过的其他政治形式。”
自由与民主本质上存在冲突，尤其是在金融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自由与政治民主的矛盾更加突出。因为经济自由彰显的是资本力量，资本主张一元一票（如股东），主张钱多权力大，而民主的本质是伸张大众力量，要求就是一人一票（如工会），主张人多权力大。在当今资本主义的大众选举中，一张选票对某个选民来说，边际收益近乎于零，但是对于资本来说，积累单张选票可以实现边际收益递增，因此选票永远敌不过钞票，“一人一票”永远敌不过“一元一票”。金主利用钱力，很容易通过大众选举掌控被选举人，如此广泛形成了“为大众说话，为金主办事”的怪相与乱象。因此，经济自由与政治民主越来越不可兼得，要真正给予大众政治民主，就不可能有利益集团的经济自由。正因如此，资本扩张、经济全球化显然是以牺牲大众利益为代价，导致失业率居高不下，收入分配比例不断降低，生活日趋窘迫，在美国，工会组织（劳联产联）的地位不断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