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资本市场缺陷有其深刻的根源。基于制度主义经济学的范式，以现代产权分析为主要内容的正式制度解释为资本市场缺陷提供了严谨的理论论证；而基于中国的国情，非正式制度的广角式探源更能为资本市场缺陷作出来自于实践的有力回答。在现阶段的中国，以诚信原则为核心内容的资本文化缺失、国家本位主义负面影响以及体制外经济“资本规则”的滞后，都是妨碍资本市场功能深化的软约束。
【摘 要 题】中国经济
【关 键 词】资本市场功能/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制度约束
【正 文】一、引言
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特殊性，源于其正式制度的缺失和非正式制度的混乱。由此演变出来，不论是形成过程、发展特征还是运行内容，中西方的资本市场均有很大程度的不同。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是在私有财产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资本市场的发展过程是私人资本转变为社会资本的过程，是主要依靠市场力量自发形成的一种自然演进；而中国资本市场是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形成的，由于掺入了大量的政府意志，资本市场的发展过程在某种意义带有强制性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色彩。
而在中国的制度变迁和经济改革中，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和制约作用更为突出。中国改革为什么选择渐进式而不是激进式，中国改革目标为什么定位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资本主义私有化，中国农村改革为什么采取家庭承包责任制而不是土地私有制，为什么国有企业改革困难重重难以突破，为什么政企分开总是分不开，为什么中国企业破产法有法难依，为什么典型的西方市场经济理论难以解释许多中国市场行为，等等。所有这些为什么里面实质上都包含着非正式制度的制约，因而不可能仅仅从正式制度或西方典型的市场经济理论中得到说明。
按照新制度经济学者们的定义：制度是广为人知的、由人创立的规则，它们的用途是抑制人类可能的机会主义行为，它们总是某些针对违规行为的惩罚措施（注：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和公共政策》，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35页。）。制度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是人们有意识建立起来的并以正式方式加以确定的各种制度安排，如各种成文的法律、法规、政策、规章、契约等。非正式制度是指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逐步形成的习惯习俗、伦理道德、文化传统、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对人们行为产生非正式约束的规则。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道格拉斯·C·诺斯认为，在人类行为的约束体系中，非正式制度具有十分重要地位，即使在最发达的经济体系中，正式规则也只是决定行为选择的总体约束中的一小部分，人们行为选择的大部分行为空间是由非正式制度来约束的（注：道格拉斯·C·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40页。）。因此，非正式制度对社会经济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由于制度在变迁过程中只有达到制度均衡状态才能发挥效用，而制度均衡意味着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具有相容性，因此，在制度变迁过程中，为更好地发挥制度推动经济发展的作用，就必须要求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相互协调，彼此相互融合。如果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不相协调，则有可能出现剧烈的文化冲突，影响制度的稳定，从而导致严重的后果。
在制度分析的范式下，有的学者将当前中国资本市场的制度缺陷归结为体制、机制、结构、功能和规则五大缺陷（韩志国，2000），或者将其按参与主体归结为产权制度、公司治理结构、资本供给方以及中介力量运行机制的缺陷（余甫功，2001）。在对资本市场若干制度缺陷的探源性研究中，多将产权作为根源。显然，上述结论仅仅包含了对正式约束的讨论和关注，但对于时下中国社会的经济伦理、市场参与者行为规则等并未给予充分重视。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产权混乱固然是造成诸多缺陷的源头所在，而社会中非正式制度的缺失或不合时宜也同样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制度硬伤”。
二、资本文化的缺失
资本文化，其核心就是：“用了人家的钱就要给回报”。实际上资本文化的核心精神正是来自于“资本”的概念——能够用来生产剩余价值的价值，或者能够借以增值的价值。透过这一内涵，可以发现资本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交易文化，也是一种诚信文化。在表现形式上，它包括股权文化和债权文化，具体表现为社会意识、社会道德和社会风气等对资本市场的支持。在某种程度上，资本文化是资本市场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基础。资本文化作为正式资本制度的补充形式、共同信念和行为规范，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作用和功能不容忽视：
一是良好的资本文化能够为正式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提供思想、信念支持。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正式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需要文化支持和维护。譬如在受前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影响的计划经济国家，银行被认为是国家的出纳，在资金流动上认为“钱随物走”，在管理资本市场与资本组织方面运用的是计划行政手段。这种以计划经济思想为核心的资本压制文化导致了资本作用的弱化和排斥；相反，以市场经济为核心的资本深化论作为指导思想，上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不少发展中国家，如拉美地区一些国家和东亚地区一些国家，在美国经济学家麦金农与肖的金融自由化理论影响下，对本国资本制度进行了全面改革，经济、资本取得了快速发展。当然，后期由于这些国家经济结构调整缓慢，资本开放脱离本国实际，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金融危机。
二是良好的资本文化节约正式制度成本，弥补正式制度的不足。如果正式资本制度与资本文化相适应，正式资本制度的推进摩擦成本很低；相反，如果人们的资本思维和资本习惯仍旧停留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范畴内，资本知识又相当缺乏，传统的资本思维方式和资本习惯就会与市场取向的正式资本制度产生文化摩擦，出现不协调，必然加大正式资本制度运行的成本。因此，对于现代资本制度的移植，在某种程度上，资本文化的建设显得更为重要。与此同时，资本文化能够减少和节约因强制执行法规而产生的费用和实施制度的费用。而且在科技革命日新月异，资本活动日益丰富和资本创新层出不穷的今天，制度的变化往往滞后于科技和产品创新的步伐。在这种情况下，制度常常是无效的。因为，法律条文和制度规定仅仅是界定了有限领域的交易关系的规范，而在法律、制度规范界定之外，要有替代强制性法律的东西来约束人们的行为，这时资本文化“当仁不让”、“见缝插针”，在正式制度作用不到的地带发挥积极作用。
三是作为一种准公共物品，资本文化决定了政府和正式资本部门对资本文化的“生产”将采取激励的态度。政府和正式资本部门若不承担和强化这一职能，出现“政府缺位”，其他非制度性资本文化就会来补位。比如资本黑市、资本非法组织，从而导致非资本市场与组织的猖獗。这不仅不能节约交易费用，还会引起社会的不稳定，当前中国资本文化的缺失集中体现为信用环境的失范。
从总体上看，我国信用制度的建设仍滞后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育的进程。近几年，我国信用约束机制不仅没有得到加强，在很多方面还弱化了，社会信用环境比较差，信用基础十分脆弱，不仅表现为各种信用工具的短缺，更重要的是整个社会的信用意识非常淡薄，信用行为非常缺乏，信用保证没有基础，存在信用制度的软约束，即对信用关系中的债务人的违约行为缺乏有效的制裁机制和措施，社会经济生活中不讲信用、无视信用、破坏信用的现象比比皆是。信用缺失放大了市场机制的缺陷。一旦当整个社会处于信用严重缺失，从而使市场经济活动处于缺乏信用制度基础的时候，社会经济秩序就会严重混乱。不仅表现为人们承诺的随意性，而且还会由于经济契约的不严密而使其丧失应有的严肃性、公正性和公平性。个人就会言而无信，企业就会对自身的经济活动后果不负责任。由此，微观市场主体的行为短期化、市场秩序的混乱、经济秩序的失范就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信用制度的不健全、不完善，广泛的信用缺失，使经济活动难以受到市场有效调节，降低了市场调节的功能和效率。
在现阶段的中国，以诚信原则为核心内容的资本文化体系远未建立。资本文化不仅没有深入人心，还遭到了市场中资本强势者的肆意蹂躏和破坏。资本供给者之间、资本需求者之间、供给者与需求者之间甚至作为中立方的中介机构之间，还可加上资本市场的监管者，互相瞒骗、欺诈、不守信用、朝令夕改的现象依然普遍，市场秩序遭到破坏，管理者权威受到怀疑。在如此混乱不堪的信用基础之上，如何能够实现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在信用缺失的背景下，资本市场参与主体的职业素质和道德操守便不能得到保证。如果一项制度中最具活力的人的素质低下，是制度缺陷的最可悲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