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人力11体力12智力13智与力2人和21君与民22主与客23父与子24人与神25邻与我3人力与人和：德、智、体的轻重4传统文化与科学英文摘要（ENGLISHABSTRACT）
摘要
中国古代农学家在探讨农业技术的同时，也不忽视对于掌握技术的人的认识。他们认为，天、地、人三才之中，人是农业生产中最重要的因素，而人的因素又是由“人和”及“人力”构成，人和需要靠道德来维系，人力又包括智力和体力两个部分，于是三才中的人又可分解为德、智、体三个方面。本文就传统农学理论中有关“力与勤”、“智与善”、“脑与体”、“和为贵”、良农的“选与用”、“家庭”，“邻里”等与对人的认识有关的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并进一步讨论了这种关于“人”的认识对于中国传统农业及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文章认为，传统农学理论在关于人的认识方面，虽然认识到了“智力”或“知识”的作用，但尊重知识并没有成为一种社会的共识。重体轻脑，重德轻艺的片面认识，阻碍了农业科学技术的进步，也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反过来又强化了体力和道德的作用。全文穿插着对于古代寓言愚公移山的解析。
关键词:德、智、体、人、愚公、传统农学理论
愚公移山，是《列子·汤问篇》中的一则寓言，说的是愚公因太形、王屋二山阻碍出入，想把山移平，却遭到其妻和河曲智叟的质疑和嘲笑，但他不为所动，每天挖山不止。1945年6月11日，毛泽东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闭幕词就以《愚公移山》为题，并引述了这则寓言，[i]后来这个闭幕词连同毛泽东的另外两篇文章《纪念白求恩》和《为人民服务》，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被尊奉为“老三篇”，广为流传，以致家喻户晓，愚公成为全中国人学习的楷模，时至今日，发扬愚公移山精神的口号乃至于流行歌曲仍不绝于耳。愚公何以成为我们的榜样？本文试图从中国传统农学理论有关“人”的认识中去寻找答案。
中国古代所谓“科学家”[1]和近代科学家的一个显著不同在于，古代科学家在探讨自然的同时，也极为关注社会，并将自己对人与社会的认识写进著作之中。史家司马迁有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汉书·司马迁传》）在究天人之际方面，古代科学家和历史学家似乎并没有区别。这一点在古代农学家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中国古代农学家在探讨农业技术的同时，也不忽视对于掌握技术的人的认识。这大概与农业自身的特点有关。农业不仅是自然的再生产，也是社会的再生产。同时也与李约瑟博士所称的中国传统的有机统一的自然观有关。[2]
科学史家更多的是关注历史上人类对于自然的认识，但却忽视了人类在认识自然的过程中对于自身的认识，并且这种认识反过来又影响到自然的认识。作为中国传统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传统农学理论对人又是如何认识的？这种认识对于中国农业技术，乃至科学与社会的发展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本文拟对此做一初探。
1人力
传统农学理论认为，人是农业生产的三要素之一。“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吕氏春秋·审时》）那么，人又是凭什么来参与农业生产的呢？人在进行农业生产时，首先要用到的便是力。力为象形字。甲骨文字形，象耒形，有柄有尖，用以翻地。用耒表示执耒耕作需要花费力气。所以引申为气力的力。把力（或农具）作用于土地或作物上，称为“力地”[3]、“力田”[4]、“力穑”[5]、“力农”[6]。力是人存在的反映，也是人存在的依据。战国初年墨翟指出，人“赖其力则生，不赖其力则不生”（《墨子·非乐》）。《国语·晋语》也说：“庶人食力。”力是最主要的农业生产要素之一。《左传·襄公十三年》：“小人农力以事其上。”《管子·八观》曰：“彼民非谷不食，谷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动，民非作力毋以致财。夫财之所生，生于用力。”汉晁错言：“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汉书·食货志》）
1.1体力
古人所谓的“力”，尽管其中有有智力的参与，但更直接的表现为体力（physicalstrength）的付出，即身体肌肉收缩或扩张产生的效能。所以《管子·八观》又说：“用力之所生，生于劳身。”身与心相对，劳身指的是体力的付出，劳心指的是脑力劳动。《说文》对力是这样解释的，“力，筋也。像人筋之形。”而筋又解释为“肉之力也”。可见最初的力，指的是体力。
体力有大小强弱之分，行动也有快慢迟缓之别。《管子·山权数》说：“天以时为权，地以财为权，人以力为权。”权，即表示长短、多少和大小。农业生产首先表现为是一种体力劳动，身强力壮是对劳动力的基本要求。墨翟认为，“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饥”（《墨子·非命》）。《韩非子》说：“力田疾作”（《奸劫》）、“强力生财”，指出“民以力得富”（《六反》）、“能越力于地者富”（《心度》）。
力作用于农业生产表现为耕耘、播种等具体的农事活动。《左传》昭公元年载晋赵武言：“譬如农夫，是穮是蔉，虽有饥馑，必有丰年。”这是说，虽然有不可避免的自然灾害，但只要农民坚持精耕细作，就一定能获得丰收的年成。在这里，已把争取丰收的基点放在人自身的努力上。
农民投入农业中的力，在时间上有长短，工夫上有大小。时间长，工夫大称为“勤”。“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左传》宣公十二年）勤要求人们：“日夜思之”、“朝夕行之”（《左传》襄公二十五年，郑国子产语。），办法是“强从事”，即延长劳动日（“蚤出暮入”、“夙兴夜寐”）和增加劳动强度（“竭股肱之力”），做到“敬时爱日，非老不休，非疾不息，非死不舍”。（《吕氏春秋·上农》）宋人真德秀将“良农”的标准归纳为一个“勤”字，“勤而不惰，是为良农”。[ii]
中国人以勤劳著称于世。曾在中国乡村生活过多年的美国人明恩溥（ArthurHendersonSmith,1845-1932）就对此深有感触，他认为中国农夫的‘勤垦勤种’怕很不容易找到一国对手。[iii]中国农民的勤劳主要表现在，劳作时间长，起早贪黑，早出晚归，男女老少齐上阵，以儿童为例，明恩溥提到中国农村孩子在绝大部分时间里都忙于干农活，有用的话，就连非常小的孩子也不能闲着。[iv]也许是出于对妇女劳动力的需求，清代农学家张宗法首先对农女缠足恶俗说不。[v]
与勤劳有关的就是耐性。没有耐性的人干起活来总是虎头蛇尾，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这对于农业生产来说是不行的，因为作物必须经过春生、夏长的规律，这对于没有耐性的人是不成的。战国时的长梧封人现身说法：“昔予为禾稼，而卤莽种之，其实亦卤莽而报予；芸而减裂之，其实亦减裂而报予。予来年深其耕而熟耨之，其禾繁以滋，予终年厌飧。”（《庄子·则阳》）这种经验，使中国人养成了吃苦耐劳的精神。愚公及其子孙们就极具耐性，当他们开始移山时，“寒暑易节，始一反焉”[7]。愚公是一年到头才回过一次家，相比之下，大禹的耐性更好，他在外治水13年，三过家门而不入。铁杵磨成绣花针更是家喻户晓的典型。耐性之好也成为中国人的一大特性，（[3]，第248-249页）这也是中国勤劳的一个表现。
1.2智力
勤的目的就在于多劳多得，“治田勤谨，则亩益三斗，不勤损亦如之”（《汉书·食货志》）。但现实情况中，人们发现同样的勤劳程度，所获得却并一定相等。因为投入土地的劳动力时间和工夫不仅有长短、大小之分，更有好坏之别。“今是土之生五谷也，人善治之，则亩数盆，一岁而再获之。”（《荀子·王制》）善的标准在于事半功倍，农业上称为“用力少而得谷多”，经济学称为劳动生产率。
在强调“以勤为本”的前提下，如何以少的劳动力投入，取得更大的收益也是中国农学所追求的目标之一。《泛胜之书》中就一再提到：在适耕期“耕田，一而当五，名曰膏泽，皆得时功”，“以时耕，一而当四；和气去耕，四不当一。”“此一耕而当五也。”“五月耕，一当三。六月耕，一当再。若七月耕，五不当一。”《齐民要术·种谷》说：“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又说：“凡五谷，唯小锄为良。小锄者，非直省功，谷亦倍胜。大锄者，草根繁茂，用功多而收益少。”看来古人在认定多劳多得的同时，并不排除对少劳多得，事半功倍的追求。
何以尽善？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改进耕作技术和生产工具。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卫灵公第十五》）陈敷曰：“器苟不利，未能善其事者也。利而不备，亦不能济其用也。”“凡可以适用者，要当先时预备，则临时济用矣。苟一器不精，即一事不举，不可不察也。”（《陈敷农书·善其根苗篇》）中国历史上许多农业技术和工具的发明与改进都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汉代发明的耧车，将开沟、播种和覆土三合一，使一人一牛一日可种一顷，而没有采用耧车的辽东地区，两牛六人一日才种二十五亩。“其悬绝如此”。[vi]汉代赵过推广代田法，也取得了“一岁之收，常过缦田亩一斛以上，善者倍之。”“用力少而得谷多”的效果。（《汉书·食货志》）唐代王方翼创造的耕地机械，能使“力省而见功多”，以致“百姓赖焉”（《新唐书·王方翼传》）。宋代踏犁之用“可代牛耕之功半，比耕之功则倍。”[vii]秧马的使用则“较之伛偻而作劳者，劳佚相绝矣。”元代创制下粪耧种，“随种而下，覆于种上，尤巧便也。”又发明了畜力中耕的耧锄，“止一人轻扶，入土二、三寸，其深痛过锄力三倍，所办之田，日不啻二十亩”；“朝来暮去供千垅，力少功多限一牛”。用于水田中耕的耘荡，“既胜锄耙，又代手足，况所耘田数，日复兼倍。”辊轴“几倍薅耘可并功”。用于收割的推镰，“子既不损，又速于刀刈数倍”，钹“功比#镰十倍多”，“麦钐用于割麦“比之刈获，功过累倍。”燕赵间创的榨没法“比镬炒及舂碾，省力数倍”。水击面罗“筛面甚速，倍于人力。”槽碓“代人工力不须佣。”[8]还有自春秋战国以来，对于畜力、水力、风力等的运用，都对于减少体力的付出，提高劳动生产率起到积极的作用。
工具的改进又离不开科学技术知识。以灌溉工具为例，春秋时期，子贡见一丈人抱瓮出灌，用力甚多而见功寡。于是向他推荐使用桔槔，桔槔虽然简单，却巧妙地运用了杠杆原理，取得用力甚寡而见功多的效果。（《庄子·外篇·天地第十二》）唐宋以后，翻车和筒车（水轮）两种更为高效的灌溉工具得到广泛的运用。但人们对于筒车的评价却比翻车要高得多。原因是翻车需借助于体力，而筒车完全是用水力来推动的，因此，有诗赞说：“江南水轮不借人，智者创物真大巧”[viii]，把创造筒车的人则被称为“智者”。更有人主张把筒车推广到江浙去。[9]从宋人对于翻车和筒车的态度中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已意识到通过智慧去创造先进的工具，从而把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智慧在一些简单的工具上也能体现，《王祯农书》提到一种非常简单的工具“搭爪”，用它来钩起禾把，要比单纯用手快得多，搭爪使手的力量得以延伸，而促成这种延伸的是人的脑力，因此称之为“智胜力”。书中将镫锄、耘荡、薅马、筒车、水转翻车等予以高度赞扬，认为“智力取之”，“绝胜人力，智之事也”（筒车），“其殆人智事欤”（水转翻车），诗赞“物兮多变通，执一岂云智？”（镫锄），“岂知创物利于民，独有老农真智者”（薅马）。
对善的追求必然促进科学技术的进步。善在于投入少，收入多。何以做到少投入，多收入？《韩非子·难二》云；“举事慎阴阳之和，种树顺四时之适，无早晚之失、寒温之灾，则入多；不以小功妨大务，不以私欲害人事，丈夫尽于耕农，妇人力于织纴，则入多；务于畜养之理，察于土地之宜，六畜遂，五谷殖，则入多；明于权计，审于地形、舟车机械之利，用力少，致功大，则入多；利商市关梁之行，能以所有致所无，客商归之，外货留之，俭于财用，节于衣食，宫室器械，周于资用，不事玩好，则入多。入多皆人为也。若天事，风雨时，寒温适，土地不加大，而有丰年之功，则入多。”这里的所谓“慎阴阳之和、顺四时之适”、“务于畜养之理、察于土地之宜”、“明于权计，审于地形、舟车机械之利”等都属于科学技术的范畴，也就是知识和智力的范畴。
唐宋以后，知识更受到尊重，韩愈有诗曰：“人生处万类，知识最为贤。”[ix]特别是一些受过教育，又不得已而从事农耕，但体力不如老农的读书人，对于知识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性有更深的体会。《齐民要术·杂说》：“夫治生之道，不仕则农；若昧于田畴，则多匮乏。只如稼穑之力，虽未逮于老农；规画之间，窃自同于后稷。所为之术，条例后行。”这里的“昧于田畴”，并不是指不参加农业生产，而是指不懂得农业生产。明代马一龙在切身感受到农民不懂得农业的道理，而导致的事倍功半的情况下，提出：“力不失时，则食不困。知时不先，终岁仆仆尔。故知时为上，知土次之。知其所宜，用其不可弃。知其所宜，避其不可为，力足以胜天矣。知不逾力者，虽劳无功”。又说：“合天时、地脉、物性之宜，而无所差失，则事半功倍，知其可不先乎？故儒者之学，亦必先于致知，否则发不中节，其缪千里，劳而无功者，以足仆仆之义。”（《农说》）把知识的重要性提到高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就使人觉得农业生产绝非一个“勤”字了得，还必须具备相当的知识，否则盲目蛮干只会劳而无获。
知识源于读书学习。清农学家张宗法提出了“牧童效读”的主张，认为农家子弟“亦须识字一二”，他还引用李燔的话说：“读书不必仕宦为职事，才有功业。但随力及物，皆功业也。”也就是说，读书不必为了做官，他对于提高人的素质也是有益处的，就农民而言，“识字一二，记家用数目，免画壁之横直；看宪书、节气，省屈指之轮流。”于是，他提出“须使童子就空入学以求师。”[x]
唐宋以后，有此种认识的人不在少数。很多读书人由于早年没有种地的习惯，后来由于某种原因决定经营农业的时候，都要首先学习一些农业生产知识，即便他们并不打算亲自下田作业。陆世仪说：“予素孱弱，又城居，不习田事，不能亲执耒耜，但此中之理不可不略一究心。”[xi]张履祥说：“予学稼数年，谘访得失，颇识其端；而幼不习耕，筋骨弗任，雇人代作，厥功已疏，自非讲求精审，与石田等耳。”[xii]在认真研读了《沈氏农书》之后，加上自己的实践经验和心得体会写成了《补农书》。丁宜曾也在改计务农之后尽心学习访问，随时记录心得，又参考前代的农书，钞录几个亲戚的著作，写成《农圃便览》一书。[xiii]杨一臣对农业下得功夫更大，“虽极细事，亦必躬亲历试，期得当而后快。以故茀丰种茂，有相之道，乡之老于陇亩者，咸愧叹弗如，帖然心服。”[xiv]在留心农事方面，杨双山的事迹最值得一提。双山自髫年即抛时文，矢志经济，有见于关中地区不种棉麻、也不种桑养蚕，他曾试种棉花和苎麻，但“殚思竭虑，未得其善”。其后读《诗·豳风·七月》认为陕西可以种桑养蚕，于是博考各种蚕书，博采众长，又访问各地栽桑养蚕的经验，亲自试验，找出了一条在陕西行之有效的办法，并将积累了十三年的经验，写出了一本蚕桑专书《豳风广义》。他还建立“养素园”，作为树艺、园圃和畜牧的研究、教学和实践基地。他“身亲其事，验证成说，弃虚华之词，求落实之处，获得实效，即笔文于书。”这已不是象陆世仪那样“稍欲涉猎其事”了，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农业研究。
对于知识的尊重，促进了农学的深入发展。唐宋以后，农书数量的迅速增长，据对王毓瑚《中国农学书录》的统计，从先秦到民国17年有农书542种，其中90%都是唐宋以后出现的，这自然与印刷技术的进步有关，但农学内容的进步显然与士人对农学知识的尊重与孜孜探求有关。唐宋前后农学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其中有两点值得一提，一是对农具重视，出现了《耒耜经》、《农器谱》、《农器图谱》等重要的农具著作。一些农书中也有关于农具的专篇，如《陈敷农书》中的“器用之宜篇”。二是以前的农书只注重技术说明，唐宋以后的农书更注重理论的阐述。一些著名的农学理论，如地力常新壮论、粪药说、风土论等都是唐宋以后出现的。这一些表明当时对于人力有了新的认识。
1.3智与力
力分为体力和智力（脑力），二者孰轻孰重？在马一龙看来智力的重要性显然要胜过体力。但是，从整个中国历史来看，和提倡勤谨，强调身体力行相比，改进工具和技术，乃至于有关自然的探索始终放在次要的地位，也就是说对体力的重视要胜过对智力重视。
荀子说：“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愿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这段话中，“孰与”二字前面的话，说的是用智，而后面的话，说的是用力，整段的意思，归结为一点，即用智不如用力。《孟子·公孙丑上·第一章》引齐人之言说：“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智慧和镃基（农具）指的是科学技术，而乘势和待时则属于体力和耐力的付出，意思是说，科学技术不如体力付出。种种教条，都是要求人们少一些空想，多一些实干。这也就难怪“杞人忧天”，[10]常常用来比喻不必要的忧虑；而“拔苗助长”则用来比喻不顾事物的发展规律，急于求成，想偷懒，反把事情弄坏。
在古代思想家看来，重视体力，轻视智力，不仅是农业生产的需要，也是维持统治的需要。因为“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吕氏春秋·上农》）朴，即朴力而寡能，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这样的人最好统治，故《老子》说：“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老子》第六十五章）又说：“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老子》第三章）孔子提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惟上智下愚不移”。反映在用人上，就是“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因为“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如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xv]一个愚蠢的农民，他除了夙兴夜寐，下地干活之外，一无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