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目前国内科普界，或者说科学文化传播领域中，相对于传统的科普概念，源于国外的“公众理解科学”的概念被人们越来越多地谈论。当然，在这两个概念之间，即有差别，也有着多重的联系。而且，在国外，公众理解科学实际上已经成了一个在建制化方面比较成熟的研究领域，有专业学术刊物，在高等院校中高有教授席位，更有着各种的相关理论。在这里，我们所要讨论的，即是其中以杜兰特为代表的所谓的“缺失模型”，包括这个模型的转变、这个理论模型的特点及在这一模型指导下所做的一些具体工作。
其实，对于理解任何理论的研究，该领域中的研究的方法、视角和研究者采用的有影响的模式都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公众理解科学的研究自然也是如此。英国的公众理解科学的理论研究中有两种非常经典的研究方法，一个是调查研究，一个是案例研究。在传统中，调查研究经常与一种被称为“缺失模型”的公众理解科学观点联系在一起；而案例研究则经常把公众理解科学放在具体语境(context)下进行研究在这一领域中。对于前者，最有代表性的模型之一就是杜兰特（John Durant）的缺失模型。至于案例研究的理论模型，因限于篇幅，在此暂先不做详细论述，而将在作者以后的工作中继续探讨。
一、杜兰特的缺失模型
1． 杜兰特的社会调查
杜兰特出身于自然科学家，是英国科学技术与医学帝国学院的公众理解科学教授，专门从事公众理解问题已经多年，尤其重视生物技术在公众中的地位，包括欧洲公众对转基因食品和基因技术的态度；英国科学博物馆科学传播的负责人，也是1998年英国举行的公众理解科学调查的设计合作者。他是著名期刊“公众理解科学”的创刊主编（Founding Editor，1992-97)，并合作参与了欧洲各国对公众理解科学的国际比较研究。
杜兰特的“缺失模型”的公众理解科学研究以定量调查为主，其主要调查内容就是公众所掌握的科学知识和对科学所持有的态度，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缺失模型的主要观点是：公众缺少科学知识，因而需要提高他们对于科学知识的理解。这一模型隐含了科学知识是绝对正确的知识的潜在假定。在公众理解科学研究中，这是早期的一种很有代表性也很有影响的理论模型。
这一模型是基于一系列的调查而提出的。在对几次调查的具体分析过程中，杜兰特还对英美两国的公众理解科学调查进行了国际比较，特别是对英美作比较。[1]而这种种调查中都体现出了非常典型的缺失模型的特点。
2． 杜兰特的缺失模型
1985年英国皇家学会发表的“公众理解科学”的博德默报告其实就是缺失模型的典型体现，博德默报告认为，“科学总是好的，公众对科学有更多的理解也是好的，公众对科学的理解越多，他们就越支持科学，所以社会各团体组织都应该积极为促进公众理解科学而努力”。他和他的同事们都认为“公众的知识越渊博，就越能够利用社会各界进行有效的磋商。”[2]科学本身被假定是没有问题的。
在杜兰特看来，整个20世纪对于公众获得科学和技术知识的关注已经从学术领域扩展到了政治和经济领域。在这种环境下，缺失模型认为，生活在复杂的科学技术文明中的人们应该具有一定的科学知识水平。政府需要高素质的公民参与政治，实业家们需要具备技术素养的劳动力加入到他们的生产大军，科学家们需要更多具有科学素质的公众支持他们的工作……这些现实的问题带来了对公众理解科学的研究。[3]换言之，缺失模型认为，公众需要掌握科学知识、掌握技术。科学技术在现代生活中是至高无上的，只有科学技术才是“科学的”、有效的。
杜兰特同其他许多自然科学家一样，认为科学是不容置疑的，科学在日常生活中、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均不可替代。例如杜兰特和他的同事伊文思（Evans）等学者在他们曾经做过的一项调查工作中，就采纳了正统的立场－－进化论立场，并以此立场设计了他们的调查问卷。在这里，杜兰特与他的同事们不假思索地把科学看作是毫无问题的。所以他们的兴趣可能被认为在于公众理解“科学”，而不是公众“理解”科学。[4]从这层意义上，科学传播的目的在于这样一个信念：解决公众知识的缺乏是当务之急──如果公众对科学了解得更多一些，他们就会支持科学，而政府也会给科学研究拨出更多的资金。所以，关心公众理解科学这项事业原因在于：
第一，科学被认为是我们文化中最显赫的成就，公众应当对其有所了解；
第二，科学对每个人的生活均产生影响，公众需要对其进行了解；
第三，许多公共政策的决议都含有科学背景，只有当这些决议经过具备科学素质的公众的讨论，才能真正称得上是民主决策；
第四，科学是公众支持的事业，这种支持是（或者至少应当）建立在公众最基本的科学知识基础之上的。[5]
这就是杜兰特的主要观点，也是缺失模型的一般观点。这个模型长期以来一直在公众理解科学的领域中占主流地位。但是，杜兰特的缺失模型也存在着自身的问题，例如，它不但忽视了公众自身的非科学的经验知识给决策过程可能带来的影响，同时也忽视了扩展公众对科学的兴趣和参与科学问题的需要。[6]
二、学界对缺失模型的批评以及杜兰特对缺失模型的辩护
自从西方国家对公众理解科学的研究正式开展以来，尽管很多科学家和科学传播者仍然采纳了缺失模型，这个模型却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如温（Brian Wynne）、伊雷尔（Steven Yearley）、米切尔（Mike Michael）等学者就是其中的批评者。他们认为，缺失模型的观点把科学与社会关系的基本问题看作是公众的无知或公众对科学事实、科学理论、科学过程的不理解，而他们的这种看法是有问题的。杜兰特也意识到，缺失模型因为其对科学与社会之关系的看法而受到严厉指责：“它（缺失模型）指责公众没有在科学与社会关系中把握好自己的位置；没有认识到专家和公众在理解上的不一致可能是由于在具体语境下科学被重新定义或者被重新架构了；它产生了科学与公众之间单向的传播过程，这个过程没有价值甚至具有破坏性。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公众对科学是持怀疑态度的” [7]。有学者认为，缺失模型之所以有很多问题，主要出于三方面原因：
首先，这一模型错误地把科学自身当作没有问题的知识体系来描述，英国另外一位公众理解科学研究者温在“坎布里亚羊”案例（对此案例，我们将在后续文章中详细介绍）中对科学家的建议和坎布里亚郡当地牧场主的经验知识所作的比较，就完全把科学的缺点暴露在了公众及学者面前。而杜兰特在1989年评估公众对科学的理解和对科学的态度的调查中提出的问题却或多或少脱离了科学产生的背景，也就谈不上认识到它的局限性了。
其次，这一模型没有意识到：大量科学都远离生活，与日常生活无关。事实上，杜兰特也不得不承认，我们都生活在一个无知氛围中，每个人都不可能掌握一切知识。
再次，这一模型体现了一种价值判断，即科学理解总是好的。正因为如此，所以有学者认为，这一模型的一个致命弱点就是试图把职业科学的认知模型强加到公众对科学的理解中。[8]
但是对于杜兰特等“缺失模型”的支持者来说，这个模型当然也有其存在的理由。杜兰特认为，大部分科学知识从一般意义上来说都被认为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能够以科学知识为标准来检验公众的无知（uniformed）或者掌握科学知识(knowledgeable) 的程度。然而，“缺失模型”在自然科学家那里寻求到支持的同时，却很难听到社会科学家的一句好话。杜兰特认为，在公众理解科学问题上，自然科学家与非自然科学家之间是有区别的。他认为，很多非科学家所选择运用处理科学的术语好像都比较通俗、直接，所以与科学家相比，他们并不具备科学、技术的专业词汇。
当然，要在“让科学理想化而使公众成为魔鬼”的公众理解科学，与“让科学成为魔鬼而把公众理想化”的公众理解科学之间做出区分，这并不是杜兰特的本意。他认为，应该寻找一种公众理解科学模型，这种模型在对科学与公众的批判分析时应该是公正的，是一个能够公正对待复杂性、微妙性、优点和缺点的模型。但是杜兰特认为，以上所提到的传统缺失模型的缺点并不能构成抛弃这一模型的理由。因为，民主的健康运行要依靠有素养的公众；在现代工业民主社会，真正的素养必须包含科学素养。如果我们要了解形成某一文化中公众对科学的了解和态度的话，有必要对公众理解科学进行一些测量。即使缺失模型在其他方面的确已经失去了作用的地方，比如在具有争议的转基因等生物技术问题上，但是杜兰特仍然认为，缺失模型的一个很大优点在于，它非常适合公众理解科学在教育方面的作用。[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