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观点是其人类学研究和东方社会研究中的不可或缺的部分。他们眼里的中国人基于19世纪的中国状况，有些观点则来源于黑格尔等近代西方学者。对中国人民和中国民主革命持有同情、支持和期待的态度在马恩的中国观中占主导地位，其对中国人素质的评价虽然没有摆脱西方主义的影响，但我们如果能借用马恩的看法反观自身，这对于正致力于现代代建设中的中国人来说，是其正面价值和积极意义的。
[关键词]：马克思和恩格斯、中国皇帝、中国官吏、中国农民、中国苦力、宗法骗子
本文的题目可能令人诧异，因为至今为止未曾见过同一题目的文章。但这绝非标奇立异，对中国和中国人的看法——或者说马克思的中国观和中国人观——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人类学研究和东方社会研究领域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曾踏上中国的土地半步，但他们终其一生对中国都关注，这不仅从保留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的十余篇重要的有关中国的专论、专评和专述中可以看出，而且从这两位革命导师有关中国的零散议论和“只言片语”中也可“管中窥豹，略见一斑”。马克思和恩格斯究竟如何认识中国、如何看待中国人呢？这是一个较为矛盾的问题，一方面，在这两位伟人的眼中，当时的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素质大致就是那个样子，任何一位西方人都不敢恭维；另一方面，对中国人民的深切同情和真诚期待充盈于两位伟人的胸襟之中。
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中国人的用词有时过于刺目，作为一种价值判断令今天的中国读者难以接受。但是如果我们借用这两位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深邃目光来反观自身，对于正致力于现代化建设的中国社会和已遍及世界各地的中国人来说却不无裨益。
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屡屡称中国为“天朝帝国”，说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一块“活的化石”，是“僵死不动的东西”，不仅“几千年来都没有进步”，而且“习惯于靠无知来保证不受物的侵犯、世界的侵犯”。中国的社会制度称为“腐朽的半文明制度”，中国人被称为“半野蛮人”、“野蛮人”、“陈腐世界的代表”和“宗法的骗子”，等等。马克思与恩格斯对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这种看法用语偏激而尖刻，实际上却入木三分，颇能揭示19世纪处于衰败深渊里的中国社会的沉疴垢弊，不无正确之处。
马恩一生都没有去过中国，也没有跟中国人直接打过交道，他们对中国人的看法究竟缘何而来？
马克思和恩格斯出生于19世纪上半叶，这个时期欧洲思想界恰好经历了长达二百年的“中国热”，“中国”一词已为欧洲主流思想界耳熟能详。尤其在德国，从莱布尼茨和沃尔弗到康德和黑格尔，走过了一个对中国从崇敬颂扬到批判反思的历程。如果说当年莱布尼茨学派对中国持褒奖态度的话，那么，马克思青年时代所崇拜的思想导师黑格尔则对中国进行了辛酸的嘲讽和严厉的批判，马恩正是在这种氛围下认识中国的。黑格尔说中国很早就已经达到了现在这个发展水平，但几千年来却停滞不前，“……无从发生任何变化，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1]马克思和恩格斯也说中国是“活化石”、“木乃伊”、“僵死不动的东西”，显然跟黑格尔的观点如出一辙。我们的研究还发现，马克思和恩格斯除从同时代人的著述中获得有关中国的知识之外，欧洲18世纪的思想家乃至古代的先贤们有关东方社会的见解对他们也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
在欧洲，一般认为最早论及东方人的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他在《政治学》中说：“亚细亚的人民多擅长机巧，深于理解，但精神卑弱，热忱不足；因此，他们常常屈从于人而为臣民，甚至沦为奴隶。”[2]实际上，亚里士多德对亚洲人的笼统评价是从早他一个多世纪的希腊医圣希伯克拉底那里来的。《希伯克拉底全集》中这样写道：“亚洲人较欧洲人精神卑弱，性情温和，怯于战斗。”[3]这种观点在欧洲流传了二千多年，如17世纪被派到中国来的俄国使节、罗马尼亚人米列斯库在其《中国漫记》一书中就以见证者的口吻说中国男人打起仗来“勇如妇孺，怯如走兔”，“比起我们欧洲人，中国人之勇敢犹如妇女在男子面前所显示的。”[4]后来德国大哲学家康德对中国人也有类似的评价。可见，欧洲人对中国人的看法在双方直接交往匮乏之时，乃是世代传承、相互影响的。
需要指出的是，所有这些都没有改变19世纪之前欧洲人对中国的尊崇。如米列斯库在指出中国男人缺乏勇敢精神时，又赞扬中国人的聪明机智。他写道：“至于聪明才智，中国人远在欧洲之上，他们头脑敏锐，远非我们所能比”[5]，这里不难发现亚里士多德的影子。根据西方历史学家的记载，早在希腊、罗马时代，欧洲的贵族就开始热衷于穿中国的丝绸织品了，公元前一世纪的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把当时东方的中国称为“丝国”（Seres），即“生产丝绸的国家”，这个名字在欧洲经罗马人一直延用到中世纪。13世纪中国元朝时期，法国方济各会会士罗伯鲁克（G·de Rubrouck）受法王派遣出使蒙古，回去写了一本《东游录》，罗伯鲁克明确指出当时被西方人称做“契丹”的民族就是“古代丝国人”。他还指出契丹国内有许多省，大部分没有臣服于蒙古。它们和印度之间隔着海洋。契丹人身材矮小，语带鼻音，和其他东方人一样长着小眼睛。他们是各种工艺的能工巧匠，他们的医师很熟悉草药的性能，熟练地按脉诊断。[6]元朝时期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写的《马可·波罗游记》在欧洲人面前具体描述了中国人的长相和风貌，这引起了西方人对中国的浓烈兴趣。当通往东方的新航路开辟后，大批西方传教士、商人、探险家和旅行家纷纷来到中国，将他们在中国的所见所闻用书信等形式介绍到西方，从而掀起了16—18世纪风靡欧洲的“中国热”，欧洲从此真正开始了解和认识中国了。
18世纪以前的欧洲思想家大都对中国持羡幕态度，认为中国是一个古老的、独具特色的、其文明程度超过欧洲的东方帝国，企望从中国文明中吸取养料。由于18世纪的欧洲发生了历史性的社会变革，资产阶级革命获得了成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式驰入了历史轨道，再加上中国国势日衰，两次鸦片战争后逐渐沦为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半殖民地，从而使中国在欧洲人心目中的形象发生了逆转。自18世纪起就有一些著名思想家开始批判中国，至19世纪的欧洲思想家几乎一无例外地是欧洲中心主义者，黑格尔被认为是其精神代表。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出身于黑格尔学派，因此他们的中国观和对中国人的看法明显受到黑格尔本人和黑格尔时代的影响。
二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写道：“中国纯粹建筑在这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中国人把自己看作是属于他们家庭的，而同时又是国家的儿女。在家庭之内，他们不是人格，因为他们在里面生活的那个团结的单位，乃是血统关系和天然义务。在国家之内，他们一样缺少独立人格；因为国家内大家长的关系最为显著，皇帝犹如严父，为政府的基础，治理国家的一切部门。”[7]由此而知，黑格尔眼中的中国人除皇帝外都是没有个性没有自由的，这种观点影响了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在内的青年黑格尔派。
细究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眼中的中国人，大体上可分为六种：孔子、中国皇帝、中国官吏、中国战士、中国农民和中国苦力。
马恩提到过孔夫子，跟当时欧洲人的习惯一样，他们常直呼孔子为“中国人”。值得注意的是，马恩全集中每出现孔子时，总是跟哥达毕拉斯、琐罗亚斯德等古代东西方的大哲相提并论。如1842年马克思写道：“深刻理解统计的意义的《国家报》，不仅把自己同中国人（孔夫子——引者注）并列，不仅同宇宙的统计学家毕达哥拉斯并列，它并且表明，那位想用数字来表示动物界的一切异同的现代伟大的自然哲学家（罗仑兹·奥肯——编者注）对它也有影响。”[7]他还提到了孔子与《周易》的关系，如，“书报检查官涂改时画的叉叉杠杆之对出版物，正如中国人（孔夫子——引者注）的直线——八卦——之对思维。检查官的八卦是著作的各种范畴；而范畴，大家知道，这是多样的内容中本质的典型的东西。”[8]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引用了法国人卡贝的一句话：“请听！我不来对你们谈及许多实行财产共有制的古代民族！也不来谈及希伯来人……莱喀古士和毕达哥拉斯……孔夫子和琐罗斯德，最后两人之中，前者在中国宣布了这个原则（共产主义原则——引者注），后者在波斯宣布了这个原则。”[9]马恩还批判青年黑格尔派施蒂纳认为“完善的中国人才是共产主义者”的观点[10]。马恩虽然缺少黑格尔那种明确贬低孔子的言论，但在他们的心目中，孔子显然是古代中国人的精神代表。
马克思给予了中国皇帝以某种特殊的敬重，认为中国皇帝是天朝帝国“唯一的政治人物”，是土地的最高所有者，“通常被尊为全国的君父”，是最“高贵的中国人”。他的大女儿小燕妮在家中有两个绰号，一曰“中国皇帝”，二曰“高贵的中国人”。[11]他的小女儿爱琳娜在家里也被戏称为“中国皇太子古古”。[12]马克思为自己两个心爱的女儿都起了跟中国皇帝有关的绰号，这至少不应该从贬义上去理解。就像今天有的父亲为自己性格崛强的儿子起个“小布什”的绰号以做戏称，但绝对不会把他的儿子叫做“本·拉登”的。
马克思对中国皇帝的态度明显承袭了黑格尔。在黑格尔那里，中国皇帝一直受到尊崇般地评价，这跟清朝康熙皇帝在当时的欧洲受到广泛好评、中国被认为是“哲学家做王”的国度有关。黑格尔说：“天子应该享有最高度的崇敬。他因为地位的关系，不得不亲自处理政事；虽然有司法衙门的帮助，他必须亲自知道并且指导全国的立法事务。”“天子是一国之主，所以他们的行为举止都应该做老百姓的榜样……因此，中国能够得到最伟大、最优秀的执政者。‘所罗门的智慧’这句话可以用在他们身上……关于君主和君主教育的理想不知有多少，这一切理想都在中国实现了。”“天子的行为举止，据说是最高度地简单、自然、高贵和近于人情的。他在言行上都没有一种骄傲的沉默或者可憎的自大，他在生活中，时刻意识到他自己的尊严，而对于他从小就经过训练必须遵守的皇帝义务，他随时要加以执行。除掉皇帝的尊严以外，中国臣民中可以说没有特殊阶级，没有贵族……其余的人都是人人一律平等，只有才能胜任的人得以做行政官吏，因此，国家公职都由有才智和学问的人充当。”“在中国，实际上是人人绝对平等的，所有的一切差别，都和行政联带发生，任何人都能够在政府中取得高位，只要他具有才能。”[13]在大加赞赏的同时，黑格尔又指出，正是由于人人平等，任何人都没有特殊权利，权利就只能集中于皇帝一人——“中国人既然是一律平等，又没有任何自由，所以政府的形式必然是专制主义。”[14]“天子实在就是中心，各事都由他来决断，国家和人民的福利因此都听命于他。全部行政机构多少是按照公事成规来进行的，在升平时期，这种一定的公事手续成了一种便利的习惯。就像自然界的途径一样，这种机构始终不变地、有规则地进行着，古今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做皇帝的却必须担任那个不断行动、永远警醒和自然活泼的‘灵魂’。”[15]由此黑格尔认为中国社会“基于家长政治的原则，臣民都被看作还处于幼稚的状态里”，中国是个“大家长制的专制政体”[16]。最早把中国政治定义为“专制政体”的人是法国人孟德斯鸠，黑格尔基本上接受了孟德斯鸠的观点，并根据自己的理解又进行了较深刻的论证。
同样，马克思也认为中国社会是以家长制权力统治为特征的中央集权与皇帝专制相结合的政治结构。他指出，中国“皇帝通常被尊为全国的君父一样，皇帝的每一个官吏也都在他所管辖的地区内看做是这种父权的代表。”[17]这样建立起“这个广大的国家机器的各部分”，形成一套完备的专制机制和庞大的官僚队伍，实行着“家长制的权力”的统治。“在那里，国王是唯一的政治人物。总之，一切制度都由一个人决定。”[18]这几乎是不加引证地运用了黑格尔的话。
中国官吏在马克思眼中基本上是些“墨守成规”的人，他们虽然大部分是通过科举考试入仕的，也就是说他们是当时的“知识分子”或社会精英，可是因为他们身处的社会是一个行将灭亡的腐朽昏聩的社会，而且“浸透了天朝的整个官僚体系和破坏了宗法制度支柱的营私舞弊行为，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浦的英国趸船上偷偷运进了天朝”，[19]“随着鸦片日益成为中国人的统治者，皇帝及其周围墨守成规的大官们也就日益丧失了自己的权力”，[20]这些官吏大部分都变成了中国封建统治者这一腐烂尸体上的蛆虫，只不过起到了加速其解体的作用。令人欣慰的是，在马恩的笔下竟然出现了四位值得称道的中国官吏，他们是嘉庆进士太常寺少卿许乃济、钦差大臣——两广总督林则徐、道光进士户部右待郎王茂荫和两广总督叶名琛。关于许乃济，马克思在《鸦片贸易史》中介绍道：“中国最有名的政治家之一许乃济，曾提议使鸦片贸易合法化并从中取利；但是经过帝国全体高级官吏一年多的全面讨论，中国政府决定：‘这种万恶贸易毒害人民，不得开禁。’早在1830年，如果征收25%的关税，就会使国库得到385万美元的收入，而在1837年，会使收入增加一倍。可是，天朝的野人当时拒绝征收一项必定会随着人民堕落的程度而增大的税收。”[21]林则徐是鸦片战争的中方代表性人物，马克思在其著作里为这位历史人物郑重地记载了一笔：“中国政府在1837年、1838年和1839年采取的非常措施——这些措施的最高潮是钦差大臣林则徐到达广州和按照他的命令没收、销毁走私鸦片——提供了第一次英中战争的借口，这次战争带来的后果就是：中国发生了起义。”[22]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注83中写到了安徽歙县人王茂荫：“清朝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大胆地给天子上了一个奏折，暗示宜将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钱庄钞票。在1854年4月的大臣审议报告中，他受到严厉指责。他是否因此还受到笞刑，不得而知。”[23]王茂荫的货币改革方案，体现了反对通货膨胀的精神，事实上，在清政府已经完全腐朽的社会经济体制中，不可能出现健全的财政状况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主持广州战事的两广总督叶铭琛受到了马克思的高度好评，他在《英人在华的残暴行为》中这样说道：“叶总督有礼貌地、心平气和地答复了激动的年轻英国领事的蛮横要求。……海军上将态度专横，大肆恫吓，中国官吏则心平气和、冷静沉着，彬彬有礼。”[24]在《英中冲突》一文中马克思详细描述了叶铭琛同英国领事巴夏礼就“亚罗号”事件交涉的经过，称赞“这个中国人的雄辩把全部问题解决得实在彻底——显然无懈可击。”[25]。
这四位有才能的中国官吏最终结局都非常悲惨，它从另一侧面反衬出中国社会的腐朽昏暗已到了沉疴难医的地步——“这个帝国是如此衰弱，如此摇摇欲坠，它甚至没有力量来度过人民革命的危机，因为连激烈爆发的起义也会在这个帝国内变成慢性而且显然是不治的病症；这个帝国是如此腐化，它已经既不能够驾驭自己的人民，也不能够抵抗外国的侵略。”[26]
对于两次鸦片战争，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方面谴责英国人的兽行，指出他们“欺凌性情柔弱的中国人”，[27]发动“极端不义的战争”，[28]另一方面热情赞扬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战争。跟米列斯库描写的打起仗来“勇如妇孺，怯如走兔”中国人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笔下的中国战士不仅勇敢，而且视死如归。如恩格斯写到了镇江保卫战，他说：“中国军队无论军事技术怎样差，却决不缺乏勇敢和锐气。这些中国人总共只有1500人，但殊死奋战，直到最后一人。”[29]“鸦片战争时燃起的仇英火种，爆发成了任何和平和友好的表示都未能扑灭的愤怒烈火。”[30]。恩格斯还指出中国的军人在抗英战争中不断积累经验，擅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写道：“那一次战争的经验，中国人是不会白白忘记的。不久以前在珠江的军事行动中，中国人在炮兵射击和防御方法上技术大有进步，以致使人怀疑在中国军队中是否有欧洲人。在一切实际事务中——而战争就是极其实际的——中国人远胜过一切东方人，因此毫无疑问，英国人定会发现中国人在军事上是自己的高材生。”[31]
关于中国农民，马克思认为他们“是庄稼汉又兼工业生产者”，过着“闭关自守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的生活，他们是“性情柔弱的中国人”、“和平怕事”、“勤劳而节俭”。马克思在《对华贸易》一文中引用了米契尔先生的记载和额尔金勋爵的叙述来描述中国农民：“中国农民一般说来是过着丰衣足食和心满意足的生活的……他们大部分拥有极有限的从皇帝那里得来的完全私有的土地，每年须缴纳一定的不算过高的税金；这些有利情况，再加上他们特别刻苦耐劳，就能充分供应他们衣食方面的简单需要。”[32]农民一方面耕种土地，收取粮食；另一方面“一年到头一有可利用的空余时间，这个家庭工业的典型代表就去干他的事，生产一些有用的东西”，如纺纱织布，等等。“这个国家9/10的人都穿这种手织的衣料，其质地各不相同，从最粗的粗棉布到最细的本色布都有，全都是农家生产出来的。”自给之余的东西便拿到附近城镇上去卖，以便买回自己不生产的其他生活资料。“每一个富裕的家庭都有织布机，世界各国也许只有中国有这个特点。”“中国人的习惯是这样节俭、这样因循守旧，甚至他们的穿的衣服都完全是以前他们祖先所穿过的。这就是说，他们除了必不可少的东西外，不论卖给他们的东西多么便宜，他们一概不需要。”“一个靠劳动为生的中国人，一件新衣至少要穿上三年”[33]从这些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完全了解中国的社会结构和中国广大农村的真实生活。众所周知，中国封建社会小农经济的主体是租佃农和自耕农两类，粮食和纺织品的生产是支撑中国封建经济的两项大宗，也是中国传统社会男耕女织的家庭经济得以世代延续的动力。马克思认为，正是这种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像马铃薯一样分散的、互相独立的农村村社，靠着闭关自守的、一家一户的和自给自足的生活，构成了中国专制制度赖以存在的“始终不变的”经济基础，它也“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34]，从而使得中国社会长期停滞落后，纵然出现政权的更迭，农民依然进行着原始的生产方式、保持着原来的生活方式。
关于中国的苦力，马克思和恩格斯称其为“自由工人的奴隶”，是世界上最便宜的劳动力，三个中国工人的劳动力价格只抵得上一个美国工人的劳动力价格。所谓“中国苦力”实际上指的是海外华工，他们或因生活所迫或被拐卖到国外谋生，大都来自中国农民和小手工业者。这些苦工具有中国农民勤劳节俭的特性，特别能吃苦耐劳，又聪明灵巧，因此能胜任许多欧美工人难以胜任的工作，并且效率很高，这一点已被横贯美国东西大动脉的铁路铺设工程所证实。然而由于中国苦力的生活水平是世界上最低的，因此他们对欧美工人的生存构成了威胁，恩格斯说：“对中国人感兴趣的只有大土地所有者和工厂主”，[35]因为“在陆地和海上打败仗的中国人将被迫欧化，全部开放它的港口通商，建筑铁路和工厂，从而把那种可以养活这亿万人口的旧体系完全摧毁。过剩人口将迅速、不断地增长——从土地上被赶走的农民奔向沿海到别的国家谋生。现在是成千上万地外流，到那时就会成百万地出走。那时，中国苦力将比皆是——欧洲、美洲和澳大利亚都有。他们将试图把我们工人的工资和生活水平降到中国的水平。”[36]恩格斯1894年月11月12日给马克思的二女儿劳拉·法拉格的信中说：“中国人的竞争一旦成为群众性的，那末这种竞争无论在你们那里或在我们这里都会迅速地极端尖锐化，这样一来，资本主义征服中国的同时也就会对欧洲和美洲的资本主义的崩溃起推动作用。”[37]他还在《反杜林论》中写道：“现代的大工业，一方面造成了无产阶级，这个阶级能够在历史上第一次不是要求废除某个特殊的阶级组织或某种特殊的阶级特权，而是要求根本废除阶级；这个阶级所处的地位，使他们不得不贯彻这一要求，否则就有沦为中国苦力的危险。”[38]可见，中国苦力显然不属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深切关注其命运的欧美无产阶级的范畴，甚至有可能成为影响欧美无产阶级生存的潜在威胁。恩格斯还预测到中国人将有一个向世界各地的移民浪潮，“其后果是，将出现世界上从未有过的大规模的移民，可恨的中国人将充斥美洲、亚洲和欧洲，并将在劳动市场上以中国的生活水准即世界上最低的生活水准，同美洲、澳洲和欧洲的工人展开竞争。如果到那时欧洲的生产方式还没有变革，那就无可避免地要发生变革了。”[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