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店楚简《治人事天》（老子乙）以为道、守道为中心，<> “言道家之用”。“用”，施行。《说文》：“用，可施行也。”《易·干》：“潜龙勿用。” 王弼注：“勿可施用。”“潜龙勿用”，潜藏的龙，无法施展，比喻君子压抑在下层，无法施展才干，不能有所作为。“言道家之用”，即言道家如何才能有所作为。中国哲学源于古代先民的占卜活动。古代先民的占卜活动有占人、占天、卜世、卜吉等。“占人”，即观察人。“占天”，即观察天象。汉扬雄《法言·五百》：“或问：圣人占天乎？曰：占天也。若此，则史也何异？曰：史以天占人，圣人以人占天。” 卜世，即预测国运。卜吉，即卜问吉凶。《左传·宣公三年》：“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三十，卜年七百。”《史记·龟策列传》：“蛮夷氐羌虽无君臣之序，亦有决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 随着占卜活动材料的积累，逐步形成了对人事、对天道的一些看法。《周易·干·文言》：“圣人作而万物睹。” 又《系辞上》：“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 所谓“圣人”，《说文》：“圣，通也。”《书·大禹谟》：“乃圣乃神，乃武乃文。” 孔传：“圣，无所不通。” 圣人，无所不通的智慧最高超的人。圣人无所不通、智慧高超，即是知人、知天。圣人总结了上古先民占卜活动所形成的对人事、对天道的看法，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文字产生以后，这些对人事、对天道的看法便被记录下来，成为产生中国哲学的沃土。郭店楚简《治人事天》（老子乙）：“是以建言有之：明道如孛，夷道若类，进道若退；上德如谷，大白如辱，广德如不足，建德如偷；质真如愉；大方亡隅，大器慢成，大音祗声，天象亡形。”“建言”，古人所立之言。春秋时期发端的道家学派便在古人立言的基础上提出了以道治国、“清静为天下定”的主张。“老子修道德”（《史记·老子列传》），主张以道治国；老莱子“言道家之用”（《史记·老子列传》），主张“清静为天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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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积“德”、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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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以治人事天为己任。这正反映了春秋时代道家的思想特色。春秋时期是我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大转变时期。这个大转变首先表现在土地私有制的产生、发展。早在西周末年，有些奴隶主贵族已经使用奴隶开辟了一些新的耕地。这些新开辟的耕地，被奴隶主贵族个人占有，成为私有土地。随着私有土地的增加，奴隶主贵族之间争夺和买卖田产的现象也出现了。公元前<>594年，鲁国实行“初税亩”，率先按实有耕地收税。这样，土地私有
<>制便得到承认。随着土地买卖和争夺日益加剧，土地私有制逐渐发展，奴隶社会的土地公有制逐渐遭到破坏。在土地私有制产生、发展的同时，过去的奴隶在争取自由和人生身权利的斗争中也逐步改变了自己的地位。由于奴隶主贵族的残酷剥削和滥用奴隶劳动，迫使奴隶大
<>量逃亡。这些逃亡的奴隶，一部分被吸引到私有土地上为土地私有者耕作；一部分逃到山林川泽地区，开辟耕地，进行个体生产。在私有土地上耕作的逃亡奴隶，虽然仍受到土地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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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剥削，但他们却相对地获得了一些自由。这些私有土地的所有者，为了吸引逃亡的奴隶
<>为他们耕作，不得不改变剥削方式，他们把土地分块租佃，向耕种者收取一定的实物作为地租，也有的要耕种者用服劳役的办法交付地租。这样，在私有土地上耕作的过去的奴隶实际上已转变为佃农，他们以一家一户为单位，除从事农业生产外，还可以经营一些家庭手工业。他们有着自己的经济，能独立安排自己的生活。至于自已开辟耕地进行个体生产的自耕农民，则有更多的自由。在土地私有制的发展过程中，佃农和自耕农民的队伍也逐渐壮大，这代表新生产力的生力军也逐步显示出威力。与此同时，统治阶级内部也在发生变化。春秋前期，
<>周天子王室衰微，诸侯国公室强盛起来。春秋中叶以后，诸侯国内的卿大夫私家势力发展起来，逐步掌握了诸侯国内部的统治权力，成为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新贵族。随着土地私有制的进一步发展，新贵族与国君、奴隶主贵族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日益加剧。新贵族为了取得对国君、奴隶主斗争的胜利，利用各种方式争取支持，加强实力。《左传·哀公二年》载，晋国新贵族赵鞅在一次战前誓师时说：“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 就是说立了战功的大夫可以得到一县或一郡（ 杜注：“《周书作雒篇》：‘千里百县，县有四郡。’”），士可以得到大片土地，庶人工商之类的平民因战功可以进入仕途（杜注：“得遂进仕。”），人臣（杨伯峻注：“‘男为人臣’ 之人臣。”）、隶（服杂役的）、圉（养马的）这一类奴隶因战功可以成为自由民。代表与农民相对立的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新贵族，已充分认识到“人” 的作用，而且让平民进入仕途，给奴隶以自由，“人” 的社会地位和社会价值受到重视。这就是中国哲学形成时期具有人本思想内涵的社会基础。中国古代先民是特别相信天命的，虽然作为人格神的“天” 的思想，早已开始动摇，但是对“天” 的敬奉却有深远的影响。春秋时期，作为万物的主宰的“天”，仍然是人们事奉的对象。这便是道家天道哲学的思想基础。郭店楚简《治人事天》（老子乙） “治人事天，莫若啬” 正是春秋时期重视人的社会地位和社会价值、事奉作为万物主宰的“天” 的哲学概括。
<>如何“治人事天”？郭店楚简《治人事天》（老子乙）以农夫治田务为譬，提出了“积德” 和“莫知其极”（知“道”）两个条件。所谓“积德”，就是积行之所得。《广雅·释诂三》：“德，得也。”《说文》：“得，行有所得也。” 农夫多积累行之所得，可以治好田务；为道者多积累行之所得，在治人事天的活动中便可无往而不胜。“莫知其极”，是对为道者而言的。王弼注：“道无穷也。” 意思是说，为道者在治人事天的活动中，其所以能无往而不胜，是因为知道“道” 的力量是无穷尽的，能守“道”并能按“道” 的原则去做。
<>“积德” 是“知‘道’” 的前提，不多积累行之所得（重积德），就不可能知“道”。“道”作为宇宙的本原，它是一种存在。道家的“道” 又是可以作为社会生活依据的客观法则，它是对古代先民占人、占天、卜世、卜吉所积累的社会生活经验的哲学概括，是以古之“圣人” 的“行之所得” 为依据的。后世对根据古之“圣人” 的“行之所得” 所概括出的社会生活法则的认识，如果不多积累自己的行之所得那是难以想像的。因此，郭店楚简《治人事天》（老子乙）特别强调“重积德”、“重积德则无不克”。
<>知“道”，就是知道“道” 的力量是无穷的（莫知其极）。知“道”，并非仅知之而已，而是要守“道”、行“道”。知“道”（莫知其极）“可以有国”。“道”是治国的根本（有国之母），以“道”治国就是以本营末，以本营末才可以得其终（可以长久）。以本营末可以得其终是因为深根固柢（长久是谓深根固柢）。以本营末可以深根固柢，所以“道” 是使国家永葆青春的法则（长生久视之道）。
<>积“德”、知“道”，才能“治人事天”。“治人事天” 是春秋道家对社会有所施为的积
<>极表现，而积“德”、知“道” 则是道家对社会有所作为自身必须具备的条件。为了积“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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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 而对社会有所作为，所以春秋道家特别注意修身。以道修身是“言道家之用” 的核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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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为道者日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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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以道修身？郭店楚简《治人事天》（老子乙）认为应从三个方面入手：（<>1）损之或损，以至亡为。（2）绝学而顺其自然。（3）抛弃私己之心，爱身自重。
<>郭店楚简《治人事天》（老子乙）第3简“学者日益，为道者日损”与传世本《老子》（王弼本）四十八章“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明显不同。“学者”、“为道者” 指人，“为学”、“为道” 指行为。“人”怎么样？日益、日损。“益”与“损” 相对为文，对两种不同的“人” 的品行、修为进行描写。“益”， 通“溢”（古今字），应释为“骄傲自满”。《庄子·列御寇》“有貌愿而益” 句，俞樾平议：“益当作溢，溢之言骄溢也。”“学者日益” 之“益” 与“貌愿而益” 之“益” 用法同。“损”，降抑，克制，贬损。《周易·系辞下》：“损以远害。” 孔颖达疏：“自降损修身，无物害己，故远害也。”“为学”、“为道”， 其结果如何？日益、日损。“益” 与“损” 相对为文，对两种不同行为的结果进行说明。任继愈《老子新译》四十八章：“‘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从事于学问，[知识] 一天比一天增加，从事于‘道’[知识] 一天比一天减少。” 郭店楚简《治人事天》（老子乙）第3简“学者日益，为道者日损” 通过“学者” 与“为道者” 对比，强调“为道者”必须以“道”修身；传世本《老子》（王弼本）四十八章“为学日益，为道日损” 通过“为学” 与“为道” 对比，“反对知识来源于实践，要认识‘道’，只能靠神秘主义的直观，即‘减’的方法。”（任继愈《老子新译》）有学者认为楚简《老子》是传世本《老子》的节选，从上述比较来看，似不能成立。似乎应该是传世本《老子》将郭店楚简《治人事天》（老子乙）全文纳入，并作了符合新的历史时代要求的修正，郭店楚简《治人事天》（老子乙）是源，传世本《老子》是流。
<>“为道者日损” 是以“道” 修身的重要途径。所谓“日损”，就是一天比一天更严格地自我贬损。“损”， 有降损、自克义，也有贬损义。降损，谓谦恭自下。《后汉书·皇后纪上·明德马皇后》：“故日夜惕厉，思自降损，居不求安，食不念饱。” 自克，自我克制，自己对自己严格要求，克制私欲。贬损，即贬抑、贬低，不自傲于人。《公羊传·桓公十一年》：“行权有道，自贬损以行权，不害人以行权。”“为道者” 通过“日损” 而修身，“损之或损，以至亡为也”，使自己合于“道”。“或”，副词。清王引之《经传释词》卷三：“或，犹又也。”“亡为”，即“无为”。“无为”，不能理解为无所作为。这里的“亡为”，是《淮南子·原道训》“无为为之而合于道” 中的“无为”，是清静自守之义，是道家以“道” 修身所要达到的“合于道” 的理想境界。如果道家以“道” 修身能达到这种理想境界便无所不能为（亡为而亡不为）。其所以无所不能为，就是因为能清静自守而合于“道”。
<>郭店楚简《治人事天》（老子乙）第4简“绝学亡忧”，简文“绝”，从∟从二幺从一，“一” 将“二幺” 从中腰切断。《说文》：“绝，断丝也。”段玉裁注：“断之则为二，是曰绝。” 引申为抛弃。《左传·哀公十五年》：“大命陨队，绝世于良。” 杜预注：“绝世，犹言弃世。”“学”，音jiao。教化。《集韵·放韵》：“教，《说文》：‘上所施下所效也。’ 或作学。”“绝学”，犹言弃学（教）。意为反对上对下施行教化，主张顺其自然。这是对以“道” 修
<>身以达到清静自守境界外部环境的要求，也是自我修身的要求。道家认为绝弃上对下的教化而顺其自然，人们才能真正无忧无虑。有教化便有尊卑，有尊卑便有“唯与呵”，便有教化者所认为的“美与恶”。其实“唯与呵”、“美与恶” 并无多大差别。春秋时期，土地私有制
<>产生、发展，占有土地的新、老贵族转化为封建地主，在私有土地上耕作的逃亡奴隶转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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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佃农。不管怎样变化，奴隶主贵族要压迫奴隶，封建地主绝不会放弃对农民的剥削。奴隶主贵族也好，封建地主也好，他们都希望被剥削者伏伏贴贴、唯唯诺诺。如果被剥削者稍有不满，哪怕是大声对他们说话，他们也会认为是大逆不道。被剥削者顺从剥削者，甘愿受其剥削，剥削者就认为是“美”（善），稍有反抗便认为是“恶”（不善）。如果从被剥削者的角度看问题，“美”并非“善”，“恶” 并非“不善”。所以说“唯与呵”、“美与恶”并无多大差别。如果没有什么剥削者、被剥削者，大家都顺其自然，人人平等，则无所谓 “唯与呵”，也无所谓“美与恶”，人们自然无忧无虑了。顺其自然，人人平等，清静自守，便可天下太平。就自我修身而言，不能把自己放在老百姓的对立面，处处以教化者自居，应绝弃教化他人的念头，随遇而安，顺其自然。只有这样，才能“损之或损，以至亡为也”。至于作为外部环境的“绝学亡忧”，这只不过是春秋时期道家的一种幻想。在春秋时代的混乱社会中，你要以“道” 修身，你要清静自守，只有逃世归隐。老莱子这位“言道家之用”的春秋道家原创者，最后也不得不逃世耕于荆门古城西关外蒙山之阳，以“孝”名闻于后世，而成为中国二十四孝之首。
<>以“道” 修身，除了自我贬损、顺其自然之外，十分重要的便是爱身自重。郭店楚简《治人事天》（老子乙）第7简指出：“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大患”，指第5简“人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 句中的“大患”。该句与传世本《老子》此句比较多一“人” 字。有了这一“人” 字，“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 作“人” 的谓语，句子结构完整，语意明确。“宠”，用为以动。“辱” 作“宠” 的宾语，意为不知辱之为辱，反以辱为宠。 “患”，《说文》：“患，忧也。”“大患”，极度忧虑。“贵大患” 与“宠辱” 结构相同，意为以大患为贵。犹重视恩宠得失，乃患得患失之义。句意为：世人以侮辱为恩宠，受宠若惊；患得患失，重视恩宠得失若自身一样。道家在这里严肃批判了在社会大变动的春秋时期的这种奴才性格，指出“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亡身，或何患？”（我之所以有极度的忧虑，是因为我有私己之心。如果我没有私己之心，哪有什么可忧虑的？）有私己之心的人，甘心做奴才，恃宠傲人，患得患失，“得之若惊，失之若惊”，从表面看起来，似乎很重视自身，实际上是“倚人之宠以为重，而适自轻”（魏源《老子本义》）。如果一个人能丢掉私己之心，则全然没有什么忧虑了，也不会患得患失，更不会以侮辱为恩宠了。只有这样，一个人才能真正爱身自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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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闭其门，塞其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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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道”<> 修身，通过自我贬损而达到清静自守而合于道的境界。修身重要，守“道”
<>更为重要。如何守“道”？郭店楚简《治人事天》（老子乙）第<>13简“闭其门，塞其兑” 即是守“道”之要。“门”，《淮南子·原道训》：“门，禁要也。”王弼《老子》五十二章注：“门，事欲之所由从也。”“兑”，音dui。耳目鼻口。《淮南子·道应训》：“王若欲久持之，则塞民于兑。”高诱注：“兑，耳目鼻口也。”王弼《老子》五十二章注：“兑，事欲之所由生也。” 魏源《老子本义》引张尔岐曰：“心动于内而吾纵焉，是之谓有兑。有兑则心出而交物，塞之
<>则心不出矣。”道家认为守“道”，一要防守好事欲对人发生影响的门径，二要堵塞人产生事欲的视听。只有这样才能清静自守。
<>“闭其门，塞其兑” 是为了守“道”。道家是反对贪欲的。对于春秋时期通过开辟新耕地、争夺和买卖田产而暴发起来的新贵族们的贪婪是批判的。认为贪欲是守“道” 的大敌。有了贪欲必然造成思想混乱。“道” 与贪欲是对立的。郭店楚简《绝智弃辨》（老子甲）第13简：“道恒亡为也。”第4至5简：“罪莫厚乎甚欲，咎莫憯乎欲得，祸莫大乎不知足。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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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之为足，此恒足矣。”“道恒亡为” 之“亡为”，即无为。无为，无所求取。为，谋也，求也。《韩非子·存韩》：“非之来也，未必不以其能存韩也，为重于韩也。” 高亨《诸子新笺·韩非子一》：“为，求也。”“道” 得之于天，天道无私，辅万物之自然，永远不会向万物索取。故曰“道恒亡为也。”“甚欲”，过分的欲望，即贪欲。“得”，《论语·季氏》：“及其老也，血
<>气既衰，戒之在得。” 何晏集解引孔安国曰：“得，贪得。”“欲得”，犹无止境地贪求其所爱。“不知足”，谓不自知满足。在道家看来，祸殃没有比过分的欲望更厚重的；灾祸没有比无
<>止境地贪求其所爱更惨痛的；祸害没有比不知满足更大的。道家认为人应该自知满足，对任何事情都不应作过分的企求。自知满足的所谓“足”，这是永远的满足。
<> 贪欲是怎样产生的？道家认为有客观方面的因素，也有主观方面的因素。客观方面的是来自代表封建地主阶级的新贵族的权利欲望和财产占有欲望。这些新贵族们无时无刻不在为占有更多的财富奔忙，无时无刻不在为如何从奴隶主贵族手中夺取权利谋划。如何发财，如何夺权成为这些新贵族们生活的全部。在这样的权利转移和财产占有的大动荡中，社会的贪欲通过各种渠道对人们发生影响。主观方面的是生活在这种大动荡中的人，他们都有耳目鼻口，他们都要生活，都要求生存，而且都有一颗希望自己过得比别人好些的“心”。因此，人人都想“发财”，人人都想成“富翁”。人们的这颗想“发财”、想成“富翁” 的“心” 就是产生贪欲的主观因素。道家反对贪欲，提出以“道” 修身，希望以此扼制社会贪欲的发展。他们认为在贪欲横流的社会中，人如果要清静自守，必须“闭其门，守其兑”（防守事欲对人发生影响的门径，堵塞产生事欲的视听）。他们告诫人们，“闭其门，守其兑” ，终身不会思念错乱。如果“启其兑，赛其事，终身不逨”（打开产生事欲的视听，遇事与人相夸胜，终身不可能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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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清静为天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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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期，由于土地私有制的产生和发展，奴隶转化为农民，铁耕农具普遍使用，生产力进一步提高，代表封建地主阶级的新贵族的权利欲和财产占有欲也膨胀起来，最后夺取权利而登上政治舞台。如田氏篡齐，韩、赵、魏三家分晋。新贵族取得了对奴隶主贵族夺权斗争的胜利，然而天下并未太平，在代表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新贵族取得政权之后，<> 新的兼并战争又在积极准备之中。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春秋道家提出了以“道” 治国的方略，主张“以亡事取天下”（老子甲第29至30简）。同时提出了以“道” 修身的方略，主张“清
<>静为天下定”（老子乙第15简）。
<>什么是“清静”？“清静” 是两个词。“清”，廉洁，不贪求。《楚辞·招魂》：“朕幼清以廉洁兮，身服义而未沫。” 王逸注：“不求曰清。”《韩非子·外储说左下》：“西门豹为邺令，清克洁悫，秋毫之端无私利也。”“静”，《增韵·劲韵》：“静，澹也。” 又《静韵》：“静，无为也。”《吕氏春秋·审分》：“得道者必静，静者无知。”五代齐己《荆门寄沈彬》诗云：
<>“道有静君堪托迹，诗无贤子拟传谁。”所谓“静者”，指得道而恬静无为的人；所谓“静君”，指屏除尘念、超然恬静的人。郭店楚简《治人事天》（老子乙）第15简“燥胜沧，清胜热，清静为天下定”（燥热能克服寒冷，清凉能克服暑热，清廉恬淡能克服贪欲使天下安定）用取譬的方法，强调了“清静” 的社会作用，表明了春秋道家的政治主张。
<>“清静”（ 清廉恬淡）是以“道” 修身所达到的一种境界，也是一种修为，一种作人和治人的原则。为政者若能自甘淡泊，清静（清廉恬淡）自守，便可治理好一县、一郡、一国乃至天下。春秋道家以“道” 修身的最终目的是要建立“清静”（清廉恬淡）这一作人和治人的原则，并以此治天下，克服贪欲使天下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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