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大公报》“文艺副刊”对京派文学批评的形成起了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京派文人以《大公报》“文艺副刊”为物质载体，展开文学批评活动，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文学观、批评观以及批评方法，并扩大了这一流派的影响。
论文关键词：《大公报》；京派；文学批评
《大公报》“文艺副刊”指的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公报》先后出现的《文艺副刊》和《文艺》这两个纯文学副刊。它是京派文学实践的重要场所，它以刊登相当数量的京派作家的文学作品体现了京派的创作成就，对京派文学贡献很大。“文艺副刊”还登载了京派大量的批评文字，对京派文学批评的形成同样起着重要作用。
任何的文学及批评流派的形成都要有一个过程。大公报“文艺副刊”作为京派重要的联络场所、物质载体和发言空间，在塑造这个批评流派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印刷品，不管哪种作为内容载体均在大众媒介之列，另一方面，它的效果以交际过程这一基础为先决条件。”…报刊作为现代媒介，是现代知识分子的活动舞台，其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交流性。京派文人以大公报“文艺副刊”为依托，得以与其它方面的知识分子和大众进行文学方面问题的交流与互动。京派文人以大公报“文艺副刊”为论述空间，实践着自己的文学理想，他们非常重视对话与交流，除了发表一般的、相对“无意识”的批评文字外，他们还常常针对一个问题或一个现象展开探讨。这些探讨常常逸出京派之外，从而产生广泛的社会效应。1933年10月18日，沈从文在《文艺副刊》发表了《文学者的态度》，引起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非常著名的“京派”与“海派”之争。1934年8月发生了关于“大众语”的讨论，沈从文、曹聚仁、黎锦熙等人参与了讨论。1936年，沈从文以“炯之”的笔名在《文艺》发表了《作家问需要一种新运动》，引发了关于“反差不多”的广泛讨论。论争使得各方面得以宣扬自己的观点，或修正自己的立场，而参与者的文学观念和文学思想就由这些论争得以体现。除了参与某些问题的讨论外，京派文人还策划和组织各种具体的交流形式。一是编者采用书信的形式，与有关的人进行文学方面的探讨。如1934年12月6日，编者在《文艺副刊》发表了《致一个作者的公开信》，讨论了创作方面的问题。1935年1月6日，编者在《文艺副刊》刊登《致一个读书人的公开信》，强调了文艺创作的独立性。二是1935年l1月6日，《文艺》开设了“答辞”专栏，在《启事》中，编者表示：“一点情感的抒散，或一些零星意见的吐露不能和‘议论’一样看待。我们永远把读者看待成在脑力心胸上至少与我们齐肩平等的人。”“这栏文学是一个年轻人对另一年轻人的攀谈。”“答辞”栏目的设置，充分呈现了编者的读者意识和交流意识。三是大公报“文艺副刊”的编辑者充分利用了书评这一形式迅捷灵活、新闻性强的特点，刻意登载数量众多的书评文章，其中既有单篇的评论文章，也设有“书评专刊”和“书评专辑”。书评的应用有利于各方进行充分的交流活动。1935年2月，《文艺副刊》以整版刊登了朱光潜等人对话剧《委曲求全》的评论文章；1935年，刘西渭以书评的形式和巴金就“爱情三部曲”进行了讨论；1936年，刘西渭和卞之琳发生了关于《鱼目集》的争论；同年12月，文艺副刊组织了对曹禺的剧作《日出》的集体评论。这些评论使得创作者、批评者和读者得以进行“立体交叉”的对话与交流，使作品的价值得到进一步的挖掘，使各自的文学观念得以展示。四是举办“文艺奖金”的评选和编选作品集。1936年，为纪念“新记”《大公报》诞生十周年，《大公报》馆举行了“文艺奖金”评选活动。评选出何其芳的《画梦录》，芦焚的《谷》，曹禺的《日出》为奖金获得者，这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非常有名的事件。为显示大公报“文艺副刊”的创作成绩，同年副刊又编选了《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选人了京派作家们的优秀作品。
京派文人坚持开放包容的文学立场，重视对话与交流，因此副刊得以吸纳不同方面的声音。沈从文、朱光潜、李健吾、萧干、梁宗岱、李长之、常风、杨振声、林庚、卞之琳、罗念生、苏雪林、叶公超、林徽因、梁实秋、茅盾、李辰冬、曹禺、巴金、李影心、黄照、陈世骧、穆时英、刘荣恩、吴世昌、杨刚、张天翼、艾芜、陈蓝……从这一长串名单中我们可以看出稿件来源的复杂性。其中既有朱光潜、沈从文、李健吾这样的京派中坚，也有梁实秋、巴金、曹禺等不属于京派的自由知识分子，也包括了茅盾、张天翼、艾芜等左翼人物。他们在副刊上发出不同的声音，形成了“众声喧哗”的局面。“所谓文学其实就是在作者、文本、读者这三者没有穷尽的、不稳定的辩证关系之历史中不断重构的。”京派以大公报“文艺副刊”为依托，实践文学理想，进行文学批评，在“众声喧哗”的对话交流中促进了“京派文学批评”的形成。
第一，京派以大公报“文艺副刊”为平台，形成了自己的文学观和批评观。1933至1937年的大公报“文艺副刊”先后由沈从文、杨振声和萧干担任主编。在编辑方针和原则上具有一致性，他们坚持文学自身的规律和特点，注重文学的独立性，要求文学的非政、非商，提倡创作的严肃性。大公报《文艺副刊》创刊号发表了杨振声的《乞雨》和林徽因的《惟其是脆嫩》，表明了其办刊宗旨：一是要打破北方文坛的沉寂局面，使文坛变得富有生机和活力；二是要保持文学的独立性，使其不受商业和政治的影响。这里体现了京派一个重要的文学思想：讲求文学的独立性和创作的严肃性。1933年10月18日，沈从文在《文艺副刊》发表《文学者的态度》，文章开头便强调“这是一个很文雅庄严的题目”，作者以家里的大司务为例，说明文学创作是严肃的事情，要“诚实的去做”，要“本分”，要反对将文学当成“游戏的”，在“玩票白相精神下打发日子”的观念。对文学独立性的强调使沈从文将文艺创作看成一项类乎宗教的神圣事业。在《萧干小说题记}(1934年l2月15日《大公报·文艺副刊》)中，他提到自己从事创作的原因时说：“因为我活到这世界里有所爱。美丽，清洁，智慧，以及对全人类幸福的幻影，皆永远觉得是一种德性，也因此永远使我对它崇拜和倾心。这点情绪同宗教情绪完全一样。这点情绪使我来写作，不断的写作……。”在《给志在写作者》(1936年3月1日大公报·文艺》)中，沈从文强调：文学是一种“信仰”，而不是“兴趣”。沈从文之外，其他京派人物也经常强调文学创作的独立意义。叶公超、萧干、芦焚都曾发表过相关文章。
京派对文学独立性的强调，不仅指创作而言，也指文学批评而言。他们特别重视文学批评的独立意义。1936年1月5日，刘西渭在《大公报·艺》发表《答巴金的自白书》，指出“批评不像我们通常想象的那样简单，更不是老板出钱收买的那类书评。她有她的尊严，犹如任何种艺术具有尊严，正因为批评不是别的，也只是一种独立的艺术，有它自己的宇宙。”《大公报·文艺》在1936年8月2日刊登了朱光潜的《谈书评》。朱光潜认为书评者评论作品的唯一理由是对作品有“特殊的见解”，“独到的见解”。对批评的独立的强调表明了京派文人在批评上的自觉，这是一种具有现代；意识的批评观。
京派对文学独立性的重视容易使人认为京派}的文学思想是“纯文学”的，只讲求“审美”的，与社会现实相隔绝的思想。其实，京派也重视现实关怀，但他们反对将文学作为直接的政治斗争的工具，而是从人生、人性健全的角度来传达他们对社、会和民族命运的关注。沈从文于1934年1月3日在《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了《元日试笔》一文，指出了国家当前的种种“坏处”，认为“在这种情形下”，需要“具有独立思想的作家，能够追究这个民族一切症结的所在，且明白了这个民族人生观上的虚浮、懦弱、迷信、懒惰，由于历史所发生的坏影响，我们已经受了什么报应，若此后再糊涂愚昧下去，又必然还有什么悲惨场面，他又能理解在文学方面，为这个民族自存努立上，能够尽什么力，且应当如何的去尽力。”萧干在《创作界的瞻顾》(1934年11月28日《大公报·文艺副刊》)中认为作家要“努力跳出个人主义的圈子”，明白“对时代的义务”。“丢弃了艺术又丢弃了大众”的文学是无路可走的。京派文人并未忘怀现实，他们更了解文学自身的审美特性，意识到了文学与现实的复杂关系。他们努力在文艺与现实之间建立一种合适的关系，在不损害文学的审美特性的前提下发挥文学的社会功用，通过对人生、人性和人格健全的关注，实践着自己的文学——社会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