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以“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为内容的“16字方针”是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新闻学者针对西方传播学引入中国而提出的第一个具有本土意义的“研究规范”。在接近30年的传播学研究实践中，“16字方针”仅被当作一种历史的存在，其深层的动因并未得到发掘和研究。本文试图从历史与现实相互关联且不断展开变化的视角出发，通过对“16字方针”意义的阐释和分析，揭示我国传播学的发展方向及研究对象等问题，期望能对我国传播学的学术建设活动给予具体的推动。
（接上）
3、预先表达了对西方传播学的价值判断和方法的规定。由于传播学来自于西方而非本土，因而无法抹去传播学是“泊来品”的先定观念。针对这样一个来自西方的新兴学科或研究领域，现代传播学理论在中国的生存既不能等同于本土的生长，也无法脱离本土而独立存在着。也就是说，双方既有必然的差异也需要寻求并存。然而，西方传播学在中国的立足唯有通过回应和解决实际生活中的重要问题才可以得到解决。如果把这样两个不可分离的问题结合起来，我们可以推论“16字方针”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只有从本土的实际应用或是否“有用”出发，传播学在中国才可能能获得地位，走得更远，才可能不易失去建设主体性的愿望，实现自主创造的最后目标等。然而，保证这一切的必须有一套起到指导作用的研究规范或一些研究范式之间的竞争。
1982年，在酝酿“16字方针”的第一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上，讨论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加强对西方传播学的认识，包括传播学产生的背景和社会条件、传播学研究的对象、内容、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二是讨论对西方传播学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会议后明确指出：“既然传播学是一门新科学，就应当了解、介绍、分析、研究”，并提出了“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和自主创造”的16字研究方针。这16字方针确立了我国对待传播学的基本态度，也是我国学者对传播学未来发展趋势的期许与展望。[33]人们还看到，首先是传播学在当时世界范围内的活跃程度，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收集有关世界各国传播学研究的成果，各种国际学术会议都致力于促进各国学者之间的交流和传播学研究等。继而传播学被确定为“研究人类传播现象和传播规律的一门学问”。[34]研究者比较清楚地意识到，这门所谓的“新科学”与以往的研究方式与思想方法明显不同，特别是其来自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的跨学科背景，更是前所未有地被发现了。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时代里，研究者可以放眼世界了。传播学作为一种新的方法和认识的视角，作为一种科学的话语和改造的力量，也作为一个新的研究对象，首先是被新闻学者的敏感天性所注意到的。因此，在筹备和举行第一次传播学研讨会前后，人们很快就形成了对传播学价值的更广泛的认识或判断，比如传播学可能对新闻学的改造，传播与受众的关系、传播与社会舆论、传播与现代化的关系等。[35]当然对传播学的最初认识甚至创立的机缘也来自于1978年日本学者内川芳美和1982年美国学者施拉姆来华访问，传授传播学的观念与知识等重要学术活动，由此引发了系统介绍传播学的设想和努力。显然，判断传播学是否有用成为引进西方传播学的主要动力，而且“有用性”已经勿用质疑地由“16字方针”的提出，预先获得了一种价值判断的确证。
具体而言，“16字方针”中隐含着一种对“有用”的价值判断。而且当时人们希望能把传播学应用在宣传、新闻、出版、教育、文化等领域。[36]以西方传播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目的在于解决为我所用，即为中国的社会发展服务的问题，包括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传播学理论体系，实现传播学本土化和中国化的目标等。有关研究已经对此做了以上概括。[37]这里有一个不争的事实，传播学本身是一个实践性与应用性极强的学科，面向生活和实际。特别是在进入中国以后，在求用的问题上，更明确地表现出中国人的特有的思维特征来。“中国人主要是靠体会和感悟来把握知识的运作及其规律的，而非先获得一套带有原理的‘知识’，然后来实践它的思想方式。[38]这可能是预设价值判断的道理所在。正是在这种直觉的把握中，立足于求“用”而大于求“知”才会那样早地出现。于是，传播学的引进从一开始就被当作推动新闻改革与新闻学建构科学话语的力量，也被当作分析与解释本土的现实与问题，运用西方理论为本土研究提供分析工具、视角与方法。
在对西方传播学进行“有用”的价值判断之后，进而通过“16字方针”还规定了传播研究获得其价值实现的主要方法，即建立一套使之成为以“应该”和“求用”为旨归的研究规范。从内容来看，“16字方针”提出了研究者“应该”如何去做传播学研究的必要指导，而非展开对研究对象“是”什么的分析，即那种居于本体论意义上的，追究事物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真实性的研究，从一开始就是被忽略掉的。
三、“16字方针”与现实关联的问题
还需要强调的是，我选择已成为历史存在的“16字方针”，对其意义进行分析与阐释，是出于对我国传播研究现状的某种焦虑和未来的困扰。这是我为何要从历史与现实相融合且不断变化的开放视角，尝试进行这个研究或探讨的真实心态。人们对当下和未来的中国传播学研究肯定有着不同的认识和期盼。选择从怎样的现实问题进入贴近真实的判断，可能都无法逃脱研究者个人的认识限度。以下我只是从5个方面，对“16字方针”带给我们对现实问题的思考进行简要论述。
1、传播研究要回应重要而现实的问题。这是“16字方针”带给我们的第一个启示。如果说“16字方针”是一个最早回应了我国传播研究重要而现实问题的研究典范，其问题的重要性依旧存在着，如政治立场问题、研究对象和与西方传播学的关系问题、学术价值与研究方法问题等。重要的是，这种回应问题的意识在今天仍然值得特别关注。只不过更明显的变化表现在，那些与传播学研究相关联的问题可能不仅仅局限于学术生长的外在环境，意识形态的立场，学术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等方面，还可能包括一些与人的生存和实际生活相联系的重要问题。换言之，当我们今天思考传播学研究向何处去的时候，可能更需要思考传播学的研究问题究竟应该来自何方。我相信这样一种判断：“从终极结果上说来，与生活不相联系的学问根本不存在，任何学问都是从我们应该怎样生存这一追问出发的。”[39]也就是说，传播学研究的重要问题只能来自人类在交流的生活和思想中的实际需要。
今天，传播已经成为人类日常生活的中心与社会热门话题。作为传播学研究者，我们需要探讨、把握、洞见由“传播”这个概念所引发的各种人类交流的问题，不断挖掘和回应现实问题的有效性的方法等。目前主要表现在，对传播技术影响人类社会交流方式及交流模式的研究；传媒对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现实的塑造和对人的价值观念的影响研究等方面。特别是因媒介化的现实所造成的人们理解这个世界的经验和观念的研究等仍显不足，甚至还可以说十分欠缺。我们的研究者完全可以尝试把传播这个概念放回到原历史脉络和现实情境的融合中，放到构成社会与生活的各种复杂关系和传播经验中去，也放到跨学科的知识视角中去，体会和理解传播在人类文化空间中的真正含义，从中找出重要的问题，并使之在现实面前真正被“问题化”。比如我们特别需要突出解决人在日常交流中所遇到传播障碍和交流意义的研究，关注日常交流中的共享、理解、接受与对话等问题的研究。
作为研究者，没有人不希望能准确地意识到研究问题之所在，并将问题放入观念的架构中去，放入理论和知识脉络中加以定位和理解，或者找到有效的方式来解决我们眼前的问题。然而，如果缺少足够的带有方法论意义的本土问题研究范式和积累，在很大程度上，可能会阻碍我国传播学研究的发展。
2、传播研究需要拥有不同研究范式之间的竞争。因为研究范式能带来研究在道路或思想方法上的显现。当研究遇到重要问题或深入到一定程度时，范式就会成为研究者获得如何做事的思路与选择方法的必需。从历史上看，我们曾有过“16字方针”这样的一个本土的研究范式。它使我们看到来自本土问题的传播研究的方法、意义和价值。尽管这个范式还大有可以反省的问题。如果按照库恩的范式理论，即研究范式代表着不同的科学信仰，那么科学信仰则是一个应该受到研究者关注的问题。没有一个科学信仰，科学研究的存在、进步与发展将是不可能的。科学研究过程也是研究者或研究共同体坚持寻找的一些越来越合理的科学信仰的过程。研究范式还可以用来突出显示研究中最重要的问题，向研究者提供对研究问题的选择与基本判断，并表现出研究共同体的主要研究取向，带有方法论的重要特征。同时也为研究是否处于进步还是退步的状态提供一个科学的判断标准等。
由于我们缺少一些能回应本土问题的研究范式，或缺少一些带有认识论、方法论特征的研究范式之间的竞争与对话，有可能造成研究者缺少发现与回应重要问题的有效性，也缺少使研究者在终极目标上达成某些共识的通道，如果我们拥有一些能够相互竞争和能够进行对话的，打破某一种认识狭隘性的研究范式，那么求用和求知的研究可能就不会是简单的对立。没有研究范式或仅有一个范式的结果必然是，要么是盲目的寻找，要么完全将“用”作为一个衡量传播学在中国发展的主要价值判断标准。无疑，任何只有一个无法形成内在紧张度的判断标准都是比较有问题的。比如有研究者已敏锐地觉察到，我国传播学术研究已有重“术”而轻“学”的倾向。[40]过于求“用”已使得研究者不大关注于产生理论背后的问题及可能被“问题化”的东西是什么。其结果是理论化建设及基础性研究处于滞后状态。
3、我国传播研究获得自主性的两种可能方式。“16字方针”将我国传播研究的终极目标定位在“自主创造”上。从历史上看，我们几乎一直是在拿来状态下使用西方传播学的，这并未妨碍我们从一开始就强调“自主创造”。“自主性”的意义也在于要摆脱这种过度依赖，寻求走能与西方学术发展进行平等对话的道路，或者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和理解他人的基础上认识自我和更新自我的问题。也就是说，自主性存在一个立足于在我国传播学界内部的转化问题。
我国学界有这样一种观点，实现自主性需要放弃两种有害的假设：一种是寻求避开外来理论资源，只从自己的本土经验中获得理论，才算是解决了自主性问题的假设。另外一种是，只要多研究本土问题就能获得有效的本土理论的假设。[41]这种假设的危害在于，把外来的理论资源与本土经验对立起来。实质上，这些假设在实际中是不可能的，已经超出事实的可能性，不过是头脑中的一些想法。然而，如果受到这种想法的诱惑，我们还是会不自觉地走到歪路上去。
那么我们通过什么可能获得自主性呢？我认为，有两个相互联系和相互促进的途径，可能有利于自主性的实现。其中一条是通过中国思想方法中的“正名”。这一思想方法是由孔子提出的：“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赵汀阳为此给出了一个现代的解释。他认为，“正名”在开始时主要用于处理伦理道德和社会关系，后来发展成为一种可以普遍使用的方法。“正名这种思想方法的关键之处在‘落实’二字上。“就是说，一种思想观念必须是能够落实的，并且恰如其分地落实，否则，就是有名无实或者名实不符。”[42]显然，这是一种倡导“做”的方法。当然，“做”对中国人来说非常重要，但仅仅有“做”还是不够的。另一条与“做”紧密相联的途径是如何做的问题。那就是采取社会学家的方法，“回到中国社会现实中去看、听、闻，去观察、发现、体会，然后去寻求用什么来表达它们是什么。这种寻求既不是在西方的理论、概念和方法的指引下来确立我们的研究对象和内容，也不是找到研究对象和内容后用西方的视角和方法来看，更不是回到中国传统的学术思维中去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而是在中西方学术之间做本土的定位。”[43]简言之，这种方法就是使研究能出入于中西方之间，进行相互的印证、反驳与思想碰撞的对话和自我更新。
既然我们无法在自我经验的自足语境里坚持自主创造，那么“本土化”的目标和研究就要放在更大背景下面来看，比如放在“全球化”、“美国化”的背景之下进行研究。李金铨认为，传播研究必须全球化。他提出，特别是当人类进入网络传播时代，全球化问题的研究也许是打破以英美为中心的传播研究体系，真正实现学术自主性的一个机遇。[44]我以为，在这样的现实与理论思考的背景下，我们也需要把“本土化”问题与对全球化、美国化的思考相互联系。尤其是网络传播已使全球化问题越来越突出，加之中国的经济崛起，文化重建等也使中国思想和主体性建设的问题更为紧迫。
4、传播学研究要把西方作为一种自我认识的方法。在不断引进和研究西方理论时，我们实质上也在做着一种比较研究。[45]西方成为我们认识的一个参照点。与西方的关系问题成为绕不过去的问题。那么在这种不能回避的关系中，我们该处于一种什么样的位置？日本现代思想家竹内好对学问有这样的认识。他认为“没有主体存在的‘客观学术精神’只能导致知识的虚伪与僵化。”[46]无疑传播研究的主体必须存在，但这种主体是怎样一种存在？竹内好的研究者孙歌进一步发现对我们是有启发的，她提醒我们，主体已不是一个整合的独立实体，既不能坚持自我中心，也无法具有排他性，而是一些缠绕在一起的历史。甚至是“在一个关系网络里重新认识流动性的、无法自足的主体。”[47]这使我们有理由，不仅把西方作为一种方法，使西方传播学研究成为我们用来进行自我认识，发现本土问题的思想资源，还要建构一个真正的与西方进行交流和对话的学术空间。这个问题在当下我国传播学研究中尚未引起注意。
从“16字方针”开始，传播学在中国经过近30年的研究与发展，在现在这个已经拥有足够多的西方传播学理论与知识积累的时期，我们如何建立与西方传播学的关系仍然是值得思考的重要问题。我想说，我们肯定不是要建立对立或依附的关系。通常，我们只是注意到与西方的对立或无法对立，依附与不该依附，西化与中国化，通约与不通约等这样一些二元对立的关系模式，而忽略了对传播学在中国形成一门学科与在学术研究中，对学术资源的内外在因素等复杂性关系的研究。这种学术关系的理想并非建立在“16字方针”的虚假对立及自我中心之上，而是需要在有了一定量的研究文献积累之后，在认识到差异存在与不断发生的基础上，寻求建立一种以对话为契机的学术语境和交流关系。这种关系的主要目的在于获得以西方作为自我认识或反省的媒介。
在研究实践中，我们并未有意识地把来自西方的传播学设立为一个进行自我认识的媒介或作为一种方法，相反倒是在倡导学术自主性时把主体建构看成了一个封闭的，与西方传播学研究发生对立的实体，或者仅仅把西方传播学只当作“为我所用”的一套工具。然而，我国的传播研究现实需要进一步找到可以上升到或出入于西方传播学与本土问题研究之间的思想方法，即一些能够建立在差异研究和对话空间上的，带有对话方法论特征的研究范式。这样设想，我国传播学研究与西方的关系可能会在不同的情境中交错地经历五种状态的混合：如借鉴、对立、融合，互动、对话。以此保持理论建构上的对话性和外来资源与本土使用之间张力关系的可能性。
5、传播研究需要关注理论及其传播学是什么的研究。在尚未明确而完整地知道什么是传播学时，我们不会完全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样的传播学研究。事实上，我们始终比较缺乏对形成那些传播理论背后的问题与社会预设是什么的研究。仅凭“16字方针”这种在价值观念上确认的研究关系，即使我们研究西方传播学，也难以找到西方与我发生了怎样的明确的关联与差异，甚至也无从知道西方传播学对我们的价值意义所在，以及如何批判地思考传播学和使用传播学的问题。由此看来，对传播学是其所是的研究也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我们看到，“16字方针”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所回应的主要问题并非针对传播学是什么的研究。今天我们更不能忽略属于自己本该认真研究的对象问题。这个研究对象不是简单的“本土化”或“自主创造”的提法，不是依靠只研究本土或多研究本土就能产生自主性或有效的本土理论等，我们需要在使用西方资源与本土传播研究之间，保持一种在“应该是”和“是什么”之间的研究张力。
进入21世纪，传播学科的发展主要集中在如何描述和阐明带有普遍性或特殊性的人类传播体验方面。[48]虽说传播研究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传播学科的建立与发展却仍然是一个新的领域。这与人类传播现象的异常丰富不无有关。20世纪90年代末，研究者还在为如何将众多的传播理论整合成一个新的学术领域而奋斗。美国传播学者罗伯特．克里格（Robert Craig）就是这一学科建设的代表人物。他对传播学科发展方向的基本判断是，由于人类的传播实践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因此传播学科不可能被一种理论流派或体系所统辖。由此，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学术观点。他认为，传播学科的建设与发展需要把握两个方向。1）研究者应该寻找不同的传播理论与观点流派之间的相似性与差异，通过比较差异或相似性，进一步阐明其理论流派之间的碰撞与交汇之处，在进行比较差异与相似性的基础上，达成学术上的共识。2）要取得共识，需要对学者头脑中的“理论”概念进行重新定义。他认为，从学科建设角度看，理论不是对某个研究过程进行的阐述，而是针对一些围绕学术发展方向的陈述与争论。[49]
结语。“16字方针”作为一个研究规范或的问题，在众多受到热衷谈论的问题面前，可能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甚至可以不以为然，被淡淡忽略的问题。但是只要历史不被解构成“零化”的状态，不被理所当然地与现实相割断，含糊其辞地加以轻视，不被过分地夸张或给予历史只是一种“死知识”的强调，那么“16字方针”作为第一个本土的研究规范，对我国传播研究的影响问题则是一个有待深入探究的，值得一些对学术发展感兴趣的研究者对此加以关注。
表面看来，“16字方针”所面对的已是一些历史的陈旧问题。然而，这些问题的现实意义依然鲜明。如果我们不梳理清楚其问题之所在，那么我们可能就会失去对传播研究的内在涵义，对传播学术研究现状做一次贴近历史认识的契机。从“16字方针”与现实相关联的层面，我认为“16字方针”对我国传播研究产生的长远而深刻的影响，还将以某种表现方式存在着。在某种程度上，我国传播研究发展的方向与未来的命运也是与这个16字方针的方法论评价与研究的目标联系在一起的。总之，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新的文明转型期，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传播学研究一方面要从本土的社会背景、逻辑、问题、经验和效果去思考问题，另一方面要把西方的传播思想资源作为自我认识的媒介，在有“思想的他者”参与建构的传播学学术自主空间里，才能真正建构起一个可以交流的，能够通过对话来实现主体性建造的可能性。这两个重要问题已经构成了对我国传播学学术研究的重要挑战。
柯林伍德认为，历史的思维总是反思的。“反思的活动就是我们知道在其中我们想要做的是什么事的一种活动。”[50]我在写了上篇“一个本土研究范式的考量”一文之后，觉得那里面有些认识与结论过于简单了。“16字方针”作为一个所谓的“历史的产物”所具有的现实性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揭示和批评。所谓的现实性是指，通过历史地理解，把过去的观念再合并到现在的思想中来，通过发展与批判的研究来促进我们现在的进步。我不认为“16字方针”已经是“埋在死掉的过去里面的”一个历史的产物，多多少少还在影响着我国传播研究者的观念，而且从确立本土研究规范的视角来看中国传播学的历史与现状，这个研究还是一个未竟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