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前言：城市的视觉再现
当代都市充满了影像。大量产出且复杂异质的影像，构成了新的视觉经验，亦即新的城市经验。繁丽街景与宏伟建筑，虽已属寻常景观，却因为不断变换的店面与招贴，而维持不会厌腻的城市奇观；巨大的电视荧幕墙，比起前个世代绚丽的霓虹闪烁，更能诱惑市民的眼光，为都会灌输迷离的资讯光影；连通全球的电脑网路，则将这城市影像奇观，伸展为无垠的数位迷宫。这是城市的视觉再现，也是影像化了的都市现实。
面对当前的都会世纪与影像时代，学术界有关“城市与视觉再现”的研究自是方兴未艾，出现在电影研究、文学评论、文化地理学、都市研究与文化研究等领域 。城市影像和视觉的课题，通常纠结了再现与真实、凝视权力与视觉监控，以及主体与认同形构等议题。其中以后结构主义思潮影响下，对再现的重新思索最为紧要。简言之，新的认识论立场乃是批判过去的反映论再现观（再现是中立透明的媒介，反映现实，但次于或从属于现实），主张再现具有建构现实的积极作用；权力运作、主体位置、认同塑造等课题，便随着“建构”这个概念所展开的空间而陆续引进了研究视野之中。
比较极端的建构论立场，如德希达（Derrida, 1976: 163）广为人引用的“文本之外别无他物”主张，甚至暗示了没有源初，没有超乎再现之外的“真实”，只有论述和表意模式，或如布希亚（Baudrillard, 1983）的“超真实”（hyperreal）和“拟像”（simulation）概念也引发了质疑现实存在的类似效果。即使不采取这种极端立场，在经过了后结构主义的认识论洗礼，以及文化研究的风潮之后，再现与意义生成的课题，已然是任何社会分析不可或缺的一部份了。我们或可引一段文字来说明：
引起争议的说法是，根本没有城市这种东西。反之，城市所指涉的空间，乃是由具有历史和地理特殊性的特定制度、生产与再生产之社会关系、政府的作为、沟通的形式与媒介等等，彼此交互作用而造成的。我们称这个复杂分歧状态为“城市”，便赋予了它连贯性或整体性。因此，城市主要是个再现。但这是哪一种再现呢？如果类比于目前很流行的国族是个“想像社群”（imagined community）的想法，我会主张城市构成了想像环境（imagined environment）。这种想像里牵涉的论述、象征、隐喻和幻想，是我们赋予现代都市生活经验意义的凭藉，而且跟实质环境的物质决定因子一样，都是社会科学的重要课题（Donald, 1992: 422）。
作为“想像环境”的城市，以及其中牵涉的论述、象征、隐喻和幻想，有许多是视觉层次的再现。视觉再现与城市之间，虽然难分难舍，但我们可以区分出几种关系和层次，作为思考的出发点：就再现的性质而论，有(1)“真实”或“虚构”城市的再现（如电影或广告中的城市形像）；(2)城市本身就是一种再现系统（视城市为文本的组合或表意模式）；就再现的功效而论，有(1)藉由再现来构筑城市（透过再现来操弄城市的意义、功能与认知等），以及(2)符号化的城市所召唤的再现效果（城市或城市某部分作为象征符号，例如“纽约”作为美国梦的代表）等。当然，这些再现与城市都是多元复合、交错重叠的；不过，纵然再现的建构与城市“现实”之间并无一一对应的关系，但总是与特定社会与历史脉络紧密相关，涉及了“谁的再现”、“为了谁而再现”，以及再现之生产和解读的问题。
本文站在前述的理解和发问上，企图透过分析一份迄今发行超过400期的官方月刊《台北画刊》（Taipei Pictorial），来检视影像城市（imaged city）的建构方式与再现效果。国内有关城市和再现的分析，大多集中于文学和电影方面 ，较少见到平面影像的探讨。本文除了补足平面杂志影像方面的阙漏外，也着眼于《台北画刊》连续累积已达卅三年的丰富资料，可以从事比较长期的历史分析，探索不同时期的再现方式。此外，《台北画刊》作为官方宣传刊物（台北市政府新闻处发行），让我们可以集中观察官方所营造的城市想像环境，及其意欲达致的再现效果。当然，本文选择了《台北画刊》作为文本分析的主要对象，便舍弃了更多其他官方与非官方的城市再现材料 ，不过专注于特定机构制作的文本，也方便我们集中焦点探究其独特的再现建构方式；再者，即使同样都是《台北画刊》，也不表示其城市再现一以贯之、立场单一，还是有历史性的发展与变异，以及内蕴的紧张和矛盾。
当然，文本分析取向总是有如何接合文本的生产过程、社会脉络，以及阅听大众对文本的反应，亦即文本之影响的问题。历史比较也必定是从当下的视角与立场出发来看待过去，而过去的文本在当时环境里，或许有从当前的角度观照不及的面向（尤其是当时人对当时文本的反应，必定与笔者处于今日位置对当时文本的观感不同）。这些都是本文目前的局限，需要更广远的研究努力来添补。
后文大致分为两个部分。首先，从刊物的基本性质、封面封底的图像特征、排版形式，以及主要内容与影像表现方式等几个方面，区分出几个不同的时期，描述和分析《台北画刊》作为官方影像城市之再现的营构方式与可能效果，并运用“视觉意识形态”与“文化治理”这两个概念，来提出理论层面的综论。其次，笔者进一步挑选《台北画刊》中反覆出现的专辑策划，即目前已进行至第五回合的各行政区概况介绍，以便从事另一个角度的历史比较，透过其中对各行政区的再现方式与叙事手法的差异，勾勒出每个时期意欲宣扬或反映的整体都市意义与个别地域意象。最后，结语部分强调在都市意义的持续塑造和冲突中，影像再现与生产是都市意义竞逐的重要场域。
2.视觉化城市史：都市意义的塑造
《台北画刊》的特色自是强调图片的表现，但文字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一般而言，相对于图片所展开的较广阔而模糊的意义范域，文字（正文及图说）传达意义的作用，可说相对较为精确，因而文字具有“锚定”图片意涵的效果（试想一幅显示砖墙瓦屋的照片，图说标为“古迹”和“废墟”，就有不同效果）。当然，图片本身所召唤的直接而“自然”的视觉经验，也很有可能与图说文字的解说产生扞格，彼此冲突，从而开启了意义分歧、暧昧的流动空间。《台北画刊》作为庞大的图文资料库，其中蕴含的可能意义非常庞杂多样，但本文还是企图藉由几个形式与内容上的特征，梳理出不同时期的主调。
以下的分析基本上集中于影像与文字文本，而不及于文本的制作生产与阅读接受的过程。采用的方法杂揉了简单的内容分析、组成诠释与文本解读，容或有不严谨与主观解释之处，但也确认了本文亦自成一篇有特定立场和观点的城市再现建构。分析的要项包括封面封底、排版样式、影像表现，以及报导内容与叙事方式。
2.1 复兴国族的战时首都VS.迈向现代化的都市：1968.1-1980.12
《台北画刊》创办于1968年一月。前一年的七月，台北市才由民选首长的省辖市，改制为市长官派的直辖市。这个时期官方塑造的都市意义主调，可以用每一期涉及市政建设计划或回顾的报导里，几乎都会于文首引用的蒋总统训示为代表：“现在我们是处于战时战地，时时刻刻都在战备状态之中。台北市为中央政府所在地，亦即为战时的首都，台北市改为院辖市的目的，即在建设其成为一个现代化的都市，以适应战时需要”。这段话看似明确，其实包含了两种不同的都市意义，即“战时首都”与“现代化的都市”，分别联系上中央政府的反共复国意识形态与威权统治，以及维系经济发展所需的都市基础建设。这两种意义在叙事里一向连结在一起，但有时候却会流露出彼此间的扞格。
就两种都市意义的连结而论，大致上是将现代化都市的建设发展，镶嵌于反共复国、效忠国家领袖的叙事架构之中。我们可以分别从文字叙事和视觉影像叙事两方面来探讨。文字叙事方面，我们又可以细分为每期整体内容与单篇市政报导的叙事来谈。
就每期报导的整体内容而论，除了市政建设报导外，主要类别还包括了中央政府要闻（国内外参访、外宾接待、首长视察、会议庆典、交接剪彩等），国家建设（如十大建设）、反共联盟会议与反共人士、运动会、国际比赛获奖、文化复兴运动、中华文物介绍、大陆风光、史迹源流、民间节庆报导、救国团暑期活动、空防演习、短篇小说等。这类与台北市无直接相关的报导，其意旨大多落于宣扬国家建设与各种活动的辉煌成就、与友邦结盟和反共成果、民生乐利景象，以及怀想故国等，并展现为了民族存续和自由繁荣而团结奋斗，在领袖英明领导下励精图治的集体气氛（所下标题便可见证此种氛围，参见附表二）。
这意味了台北的都市意义编织于一个更大的脉络中，这个脉络让台北市嵌埋于以中华国族复兴为核心的文本组构里。有关市政建设与发展的报导，大多强调追求进步与迈向现代化的必要，但其成就是整个国族复兴计划的一部份。国家官式活动报导通常放在每一期的最前面，也清楚宣告了中央凌越于地方的基本首从关系。综言之，任何类型的报导，不论是市政建设、中央活动，或是软调的节庆风光和小说，都不离中华国族复兴的主轴。
专就市政相关报导的叙事方式而论，有以下几个特征：(1)以施政报告的形式分项列举，述明施政依据、目标、时程、经费及其他各种数据（长宽、数量）等。(2)除了道路交通、住宅、市场、社会福利、环境卫生、教育医疗等一般市政主题外，通常还会附加“推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作为施政重点之一。(3)文首必以义正严词的论说文式宏伟修辞开场，不是配合反共复兴的神圣目标，作为市政建设的最高原则，便是遵奉首长英明指示，或是呈献成果给总统祝寿（蒋介石去世后，则多以贯彻总统蒋公遗训开首）。文末则几乎都是期许迈向进步、繁荣与现代化的国际都市作结。兹举数例如下：
以本市今天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所处的重要地位，不但为反共大业的神经中枢，同时也是雄峙西太平洋最坚强的反共堡垒，随着改制后，更迈进了一个新的时代，肩负了无比艰钜的任务。际此时会，建设台北市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际性都市，真可说是经纬万端，任重道远（〈台北市改制一年〉，1968.6，6期，p. 8）。
台湾是中华民国的复兴基地，台北市是中华民国的战时首都，是推动反共复国大业的领导中心…总统昭示：台北市改制的目的是要建设台北市为现代化都市，以适应战时需要。行政院蒋经国院长…指示：要将台北市建设成为三民主义模范市。因此台北市在改制后的各项重大市政建设，均遵循 总统昭示的最高施政指导原则，与蒋院长指示的建设目标，全力推动，积极迈进（〈从食衣住行育乐看市民生活改进〉，1973.10，70期，p. 10）。
蒋公特别垂怀台北市的建设与发展，他老人家的指示，要使台北市建设成为三民主义模范市，以为建设三民主义新中国的起点。台北市自改制以来，各项市政建设，均本此遗训，努力推进。台北市之有今日，全是 蒋公特别垂怀之所至（〈台北市改制十年来的建设与服务〉，1977.6，114期，p. 4）。
李市长强调，台北市能有今天的规模，完全是中央正确领导，社会各界密切配合以及全市市民团结支持的结果。…蒋总统已经为我们指出了建设的目标…我们有信心、有决心、有诚意、有勇气无畏任何困难，勇往迈进，为台北市政开创崭新的境界，为三民主义模范市奠定不朽的业基（〈两年来的台北市政建设〉，1980.6，150期，p. 22）。
以今日角度观之，这些修辞套语只是因循习例，很少人会当真。但正因为形成了习例，从而确认了某种难以违逆的思考和表现方式，在反覆论述中肯定了强人权威与政府的领导地位。不过，在这套国家权威论述底下，实际推展的却是大规模的开发建设，尤以道路、桥梁、隧道、堤防、高架道路、住宅为最，这些也正是都市影像所呈显的现代化主题。
影像方面，可以区分为封面封底和内文照片两部分。这个时期的封面大抵为政治人物活动（蒋经国和蒋介石最多）、国庆活动、获奖人物（奥运、棒球、影展等）、市区街景与风景区，以及表现奋发希望的照片（童子军吹号角、儿童民族舞蹈等），都是全幅整版照片。封底除了部分是整版图片外，多为几幅照片集成，除前述主题外，还有民俗节庆、国画、花卉、艺文活动等较软性的题材。1970年代晚期以后，都市景象的封面封底越来越多，用以表现建设的成果，也逐渐突显了台北市本身的现代化发展相对于复国意识形态的自主性。
内文照片方面，以官方活动照片和都市建设照片这两大类为主。由全版到小幅照片都有。官方活动照片显示机场接待外宾，官方拜访、会议、视察等。透过这些照片，民众看似参与了这些场合，见证了在这些活动中显示的国家存在与运作，以及领袖和政治人物作为国家的体现。但其实这些是一般民众无法出现的场合，而只是视觉上的存在。因此，这些照片的视觉效果，可以说既是“眼见为凭”地确认“国家”的样态和存在，又是彰显在威权体制下，国家与民众日常生活的疏隔。国家与政治事务，只存在于这些视觉化的官式活动中，而缺乏民众能够实际参与的公共领域。
至于都市影像方面，这个时期大量的公共建设提供了丰富的拍摄对象。从施工期间到完工，都有许多影像纪录。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大幅跨页的照片，大多采取高空或俯角拍摄道路桥梁的全景，或是仰角拍摄建筑物。出现最多次的题材为新辟建拓宽的敦化南北路（及其圆环）、仁爱路、忠孝东路、北门高架桥、新生高架桥、台北桥、华中桥等联外桥梁、前景为高架道路层叠交错的圆山饭店、新建的国宅社区，以及东区一带高楼满布的新市区俯瞰照片。道路通常为由近处绵延至远方端点的透视取景，桥梁通常为高空摄影，展现连结两岸的宏伟壮观。若说这些大幅都市影像是《台北画刊》最引人注意的部分也不为过。
这些照片不仅表现都市工程建设的成果，也以其巨大壮观的尺度，以及非日常可见的全景观看角度，产生了一种奇观憾人的感受，从而认同了官方领导的现代化进程。透过观览经过挑选的台北市风貌与景观，激发和烙印了对城市存在的特殊想像，在鸟瞰台北时，宛若掌握了城市的纹理与逻辑，但这都是特定立场与角度下的理解。值得一提的是，在这种取景方式下，几乎看不到人物与活动，只有一种抽离市井生活，干净壮丽的城市轮廓。此外，有不少图片采取前后对照的方式呈现，例如道路辟建、沟渠整理前后景观的对比，或是以模糊泛黄的历史照片对照高楼大道景象，率皆强调今日的进步，对比于过去的脏乱落后（这是内文和图说的描述）。
“战时首都”所含摄的复国意识形态和威权政治，与“现代化都市”的追寻，这两种都市意义也不见得会一直相安无事，而有潜在冲突的可能。有个非常明显的例子涉及了目前中正纪念堂所在基地的用途。《台北画刊》第67期（1973.7）报导了“营边新社区”计划，要筹资一百五十亿元在信义路营边段建设六十二英亩的“现代化商业中心”，兴建五座十八至五十层楼不等的办公大楼，三座廿四层至卅层的国际观光旅馆和公寓，四栋百货商场，以及会议厅、世界贸易中心、文化中心和游乐设施等，大楼间以输送系统连结，行人以履带运送。该期的封面与内文，都附有透视图，全是高耸的玻璃帷幕大楼。这个充满“现代化与科技进步”想像的计划，预计1974年6 月起开发。但是1975年蒋介石过世，计划急转弯改为中正纪念堂的用地。1976年第102期便报导了中正纪念堂最初设计的甲乙两岸设计图。于是“现代化都市”的美梦便让位给强人的死后余威，改变了该地的空间意义，而原来计划便了无痕迹，有待未来的信义计划区来实现。
另一个都市意义上的冲突点是圆环。圆环的设立原本是为了塑造雄伟的都市景观和纪念性，也由于中间塑立党国大老的铜像和城门，而具有国族主义的象征意义。但随着都市不断发展，人口与车流量的增长，圆环遂成为了交通功能的阻碍。《台北画刊》第107期（1976. 11）有篇〈都市圆环价值的今昔〉，可说是透露了“现代化都市”的功能性考量，正逐渐凌越传统国族权威象征所需要的都市意义。
2.2 “富而好礼、乐观自信”的城市：1981.1-1994.12
第二个时期的区分点，主要是版面安排上的差异（直排右翻转变为横排左翻），若就内容而论，其实很难有个明确的分割点。关于版式，其实从第144期起便将内文改为横排，但文字由右至左，书页维持右翻。或许由于这种排版过于奇特，149期又恢复直排，直到157期才彻底改为文字由左至右横排，书页左翻，亦即目前一般杂志通行的版式。这里的横直左右之分，当然有其意识形态上的牵连。传统中文书写是直排且从右至左。横排时要由右至左，还是由左至右，为了维系正统或书写方便，争执了许久，最后显然是横排且由左至右占了上风。
除了排版之外，另一个形式上的分界则是图片从148期起改为全彩色（原来大部分是黑白，少数彩色照片），内文字体加大，版面设计也较为活泼。一位曾担任该刊编辑的作者在替《台北画刊》三十周年所写的回顾里提到，这时期的文章写作与编排、标题制作，感觉上像是《光华杂志》（林书玭，1998: 14）。除了形式特征，其实整个内容与影像表现所欲烘托的官方都市意义，确实与前期已有明显差异。
就每期的整体报导而论，与前一段类似，每期多少有中央政府或全国性的政治要闻，但是比重逐渐减少。相对地，市政方面的报导日益增加，而且工务建设的比重也减少，增加了市府其他单位施政概况，以及艺文活动、史迹源流、运动休闲、环保卫生，乃至于人物介绍与民间社团的报导。所使用的标题也较前一阶段活泼，偶见流行文化的用语（参见附表二）。
整体而言，这个时期都市意义的塑造逐渐脱离前一阶段的复兴国族框架，现代化都市的意涵也变得比较丰富，而非单纯以工程建设和经济发展为核心。若用几个字眼来说，可能是“安和乐利、富而好礼、自信乐观，温馨光明”的城市意义；换言之，都市基础建设与发展有了成果，产生了自信，开始往精神文化层面提升。此外，艺文、环保、休闲与古迹怀旧，构成了这种富裕文化的都市意义核心，也透露了消费城市的逐渐成熟。至于市政当局的自我界定，相较于前一阶段承继中央威权的领导角色，也开始强调“服务”的概念。当然，在这种官方塑造的都市意义里，见不到1980年代到1990年代初期，台湾政治剧烈转变，社会冲突升高，台北街头处处示威抗议的历程，有的只是好还要更好的希望与期许。
就都市建设类报导的叙事而论，特征如下：(1)大多依然采取施政报告方式，描述建设目标、内容与经费等，援引各种数据（以1980年代前期及工务建设类为主）。(2)反共复国与领袖指示之类的开场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文旨，大多指陈建设是为了因应都市迅速发展、交通需求，或是提高居民生活水准等。(3)198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比较柔软轻松、温馨感性、开朗活泼的修辞，甚至宛如面对面谈话、召唤市民的叙事语调，尤其是在社福文化环保方面更为明显。兹举例如下：
台北市自民国五十六年改制以来，由于经济发展，人口及机动车辆之成长极为迅速，造成市区交通问题日趋严重…市府…毅然规划市区快速道路系统（〈建国南北路高架道全线通车〉，1983.1，181期，p. 13）。
时代总是不断的在前进，消费大众的生活要求也在不断的提高。过去，购买物品只是达成生活享受的一种手段，但今天，购物行为本身便是一种生活享受。…提供市民一个舒适整洁的购物环境，已是当前刻不容缓的课题（〈市场升级整洁舒适的现代超级市场〉，1986.2，218期，p. 22）。
对开车的朋友来说，“基隆路”的经验是矛盾的，一则恼火它的塞车“恶习”，二则对它连结南北，贯通东西的属性而“情”有“独”钟，经常奔走其上。能得到大家青睐，发挥运输功能，基隆路很感欣慰…然而有限的路面背负过多的车辆，基隆路确是喘不过气来，因此“高空”、“地下”立体交叉使用，应运而生。（〈任重道远的基隆路车行地下道〉，1994.3，315期）
影像方面也有相应的转变。封面封底的照片虽然仍有政治人物活动（还是以蒋经国居多），以及节庆与艺文活动，但都市景观的图片比例大增。都市景观的图像也不局限于过去的全景俯瞰式街景，而有越来越多强调高楼建筑的壮丽，以及郊区风景的照片。这个阶段尤其喜爱映照着都市景观的玻璃帷幕大楼，以之作为繁华进步的象征，不仅出现在封面，也见于内文照片。同时，对建筑物本身的报导和摄影也增加，还有票选活动，这彰显的是以城市和建筑物本身为欣赏与表现对象的态度（不过以城市作为美学再现对象的趋势，还可往前溯及1975年95期报导的“水彩画家笔下的大台北”活动）。宏伟的玻璃帷幕大楼，成为这个阶段台北跻身国际城市之列的有形表征。
由于内文照片全为采取全彩色，工务建设的大幅全景彩照更为诱人，尤其继开辟道路桥梁之后，本期建设的重点在于翡翠水库、高架快速道路系统，以及铁路地下化工程，规模更为巨大壮观。此外，这个阶段的官方活动照片大幅减少，显示民众日常生活状态的近景剪影大为增加。再者，摄影的风格不像上个阶段，是有清楚主体（政治人物活动或某项建设或市街）的新闻式摄影，而多了美学的考量，取镜角度更多样，尤其是在民众生活、休闲旅游、艺文活动方面，常有缺乏清晰人物主题，而强调画面掩映层次趣味的照片，其装饰效果可能胜过说明的效果。此外，历史旧照片与今日景况的影像对比，不再仅是强调落后与进步的差异，而较常展现为怀旧溯源的态度。
综论之，这个阶段《台北画刊》的文字与影像风格所呈显的都市形象，是在一派繁华富足景象中，一方面有了可以自我欣赏和夸耀的成就，一方面期许往文艺、休闲和环保等领域提升文化涵养，同时在这种自信下，不再视过去为必须消除的脏乱落后，反而是寻幽溯源的怀旧对象；整个倾向从致力建设生产，渐次转向有品味与品质的消费。当然，作为一份官方宣传刊物，《台北画刊》依然在必要时刻显现其作用，例如当市长改回民选，展开激烈竞选时，从320期至323期（1994.9-1994.12）的封面，都是现任市长黄大洲“勤政爱民”的身影。
2.3 新政权与市民城市：1995.1-19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