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俞可平对于民主的研究主要有三方面特征：首先，俞可平对民主的诠释是建立在马克思的民主思想之上的。正如他在《马克思论民主的一般概念、普遍价值和共同形式》所强调的那样：“马克思的民主思想并没有离开人类民主理论和实践发展的长河，正是因为马克思充分吸取了人类创造的一切民主政治的优秀成果，才使他实现了民主思想史上的革命性飞跃。”正是如此，在《民主是个好东西》中俞可平认为民主包含六个方面：1，民主是个好东西, 是对整个国家和民族而言的, 是对广大人民群众而言的；2，民主不是十全十美的, 它有许多内在的不足；3，民主它只是人类众多制度中的一种, 主要规范人们的政治生活, 而不能取代其他制度去规范人类的全部生活，有内在的局限性；4，民主需要代价；5，民主是有条件的；6，民主最实质性的意义，就是人民的统治，人民的选择。。而当现场观众问道：“‘民主是一个陀螺，要运转起来才有意义’，那么抽这个陀螺的鞭子拿在谁的手里？”时，他又确信的回答“人民群众自己和官员合起来，就是民主这个陀螺旋转的动力”。[5]在理解民主的基本内涵之后，俞可平进一步指出民主亟待厘清六个关系，分别是民主与法治、民主与集中、民主与民生、民主的普遍性与特殊性、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党内民主与社会民主。[6]
最后，俞可平对民主研究还借鉴当前西方流行的治理理论。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西方兴起一种新的治理理论潮流，那就是善治。在当时，对于西方政治学界新起的“治理”理论，对于中国学者来说，治理与善治还是新的概念，甚至连统一的中文译名还没有。而在当时国内仅能发现的4篇从政治学角度研究治理和善治的文章中，有3篇是由俞可平撰写的。俞可平认为，人类的政治核心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善治已经成为政治合法性的主要来源。他认为，“善治包含了传统的政治理想状态，如善政、仁政。但是它又超越了善政、仁政”。从此意义上，俞可平的善治理念并不排斥公民社会。那么善治与当今
世界普遍认可的民主、法治理念有什么关系？俞可平认为，“善治包含现代民主政治的大多数基本要素。同时，它超越了民主的范畴。民主需要法治、需要公民参与、需要透明和政府责任，所有这些也都是善治的基本要素。但是善治也包括了效率、稳定、公正、严谨等――这些也是有些人用来反对民主的要素。”可民主政治不包含效率、稳定、公正、严谨等这些政治目标，这是可以商榷的，或者说良好的民主政治与善政之间的区别并不那么明显。但俞可平还是强调，“善治与民主并不能等同，但善治确实能包含民主的诸多要素，从某种意义上，善治是民主想要达到的理想状态。”
当然，俞可平最为强调的是还是善治的超时空性。“在政治领域，很难有什么东西可以普遍认可，许多政治概念充满着争议和分歧，民主、人权等东西之间南辕北辙，甚至在中国学者内部也充满争议。善治的时空适应性就更大”。如果说善治是超时空性的，那么是可以超越民主政治（主要是西方式的民主宪政）直接到达善治，还是通过民主政治走向善治？对此，俞可平把视角引向国内。
三
对于民主在中国的重要性，在其《民主是共和生命》中就已强调：“民主不仅是党的生命，也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命。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也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7]当然，由于民主它起源于西方，对中国来说是个泊来品，但是民主是个好东西，“相对而言，民主是人类迄今最好的政治制度”它的好还在于“民主政治是人类的普遍价值，有共同的要素。但是, 由于实现民主需要一定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条件，而这些条件在不同的国家或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可能极不相同，因而， 世界各国的民主都或多或少会带有自己的特征。”[8]我们正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对于我们来说，民主是一个好东西，也更加必不可少。我们正在建设的民主，它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一方面，我们要充分吸取人类政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包括民主政治方面的优秀成果；但另一方面, 我们不照搬国外的政治模式。我们的民主政治建设，也必须密切结合我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条件。”[9]